《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了人，取名叫亚当。因为怕他寂寞，所以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塑造成一名女性，叫作夏娃。上帝让这一男一女生活在伊甸园里。当时，他们“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耻”。可是，他们在蛇的诱惑下吃了禁果，眼睛一下子明亮了，这时才感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异性面前显得很难为情。于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这是世人皆知的宗教神话。姑且不论它能否说明服饰的起因，单就人类利用植物枝叶蔽体，即遮护生殖部位这种行为来说，它揭示了人类服饰史的第一页。因为，即使这时已渡过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也可以解释为是人类的童年阶段。《创世纪》中还说，神对人的始祖“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兽皮缝衣也是真实的。人类最早的服饰（“饰”字在这里并非虚词），确实是取自大自然中这种可遮覆用的片状物的；它们又类似有生命过程，人类愿意接触。
但是，宗教神话毕竟属于神话。就服饰说，究竟是否起源于这种“遮羞说”？它真实的发生与演化过程如何？服（防护作用）与饰（装饰功能）、着装形象与自然（中国哲学谓之“天”）与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神话都不可能做出回答，而应该从自然人类学（包括生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包括伦理学）、心理学、民俗学、艺术美学等诸方面去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显然是综合性的，它的交叉点又显然表现在文化上。只有分析并展示了文化元素（特质）、文化形貌、文化心态与传统、文化模式与体系、文化与人格、文化冲突与整合、文化进化，才能揭示人类服饰的奥秘，确切阐释衣服、佩饰的显示形态与潜隐内涵，并将服饰与人结合的终极产物——着装形象解说明白。
这就是我的研究——人类服饰文化学。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并以人类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去组构完成，那是1994年的事。至今整整十年。为了适应广大社会科学人士的研究需求，也为了适应服装专业学生选修课的教学需要，中国纺织出版社约我将其出版为一套丛书。考虑到中国服装史、西方服装史、服装美学三门服装专业必修课的教材，全国有关院校都在选用我的著作，因此这套丛书只包括《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和《服饰民俗学》。这样，每本书各有侧重，基本上可以满足服装业界人士和服装专业学生的需求了。
从人类文化来看，物质是服饰的载体，也是人类进行服饰艺术创作的基础。服饰伴随着人类的开化与文明而来，服饰又是物化了的人。但是，在古代社会，服饰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将近有一百年，人们的服饰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明显的变化。罗马早期也如此，到帝国时期逐渐有所变化。到中世纪，服饰才加速自身的演化。15世纪时的法国人罗伯特·盖格尤丁说：“一种样式的服饰可以穿戴十年。”到18世纪，法国玛丽·安托万内特高踞皇后宝座，从1784～1786年的两年内，据说妇女的帽子，就变化了17次样式。拿破仑统治时期，巴黎服饰款式几乎不到一个星期就变化一次，虽然有时这种变化并不太明显，但毕竟在变化。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两次着同一样式的服饰。当时巴黎有一种服装杂志，每五天便出版一期，以提供最新的品种和款式。
人类的服饰出现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把服饰作为学术上的专门研究对象却很晚。这就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历史状况。
最早出版的服饰书刊，既不在巴黎，甚而不在法国。1586年，德国法兰克福的画家约瑟·阿曼出版了一本画册，说明文字采用拉丁文，书名标示《描绘欧洲各国女式服饰的画册》。像任何学术研究一样，服饰文化就是从这种资料性的平面介绍着手的。此后下一个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王朝也出过这样一本形象资料性的画册。关于女服款式的专门杂志，则是拿破仑统治时期才出现的。1785年，巴黎《时装》杂志问世（与1892年美国创刊的《时装》同名），1787年《时装画廊》出版，都远销英国和美国。
当时，在一些妇女杂志上，具有改进性的女子时装往往是热门话题。杂志根据自身作为传播媒介的特性，热点集中在动态时装上。而早期的学术专著，则集中在静态服饰考古上。如希拉雷·席勒所著《从裸体到衣饰》，亚布拉罕所著《希腊人服装》，伊万夫人所著《论希腊服装之精华》。与古希腊并列的当然是古罗马，如丽莉安·威尔逊就写了《古罗马服装》与《古罗马市民宽松长袍》两本书。
服装的实用性和作为生活的艺术，这方面的专著不能不以研究服饰设计、服饰工艺学为中心。它与传播媒体的时装介绍几乎是并行的。如赫伯特·诺雷斯、凯利与什沃比都有多卷集出版，主要篇幅都是介绍服装结构、设计、款式与纹饰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与日本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更侧重于具体工艺。服饰著作由工艺的内容，必然深入到服饰艺术学、美学的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浩如烟海。但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大都着眼于衣服与佩饰本身。
由于现代科学及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发展，服饰研究的重点，或者说是把握的核心也在逐渐扩展。这个领域研究的新特点，是从服饰之外研究服饰。首先表现在心理学上。1897年，格·斯·雷尔发表了《自我早期的感觉》；1917年，格·维·迪尔邦发表了《服装心理学》；1930年，杰·卡·弗劳格尔也出版了名为《服装心理学》的专著。以此为书名，但在微观上，“兼析赶时髦及其动机”的，还有晚些出版的伊丽莎白·赫洛克的著作。1934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巴尔发表的《时装的心理分析》，也是以流行为切口，研究服饰心理学的专著。在这一系列的服饰学著作中，作者几乎都凭借社会调查与心理测试等手段，深入地剖示时代与人类的着装心理，有的如维·伊·亚可伯逊所著《服装设计的基本美学因素》，则是从审美心理角度将心理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做更具应用性的但又是更深入的服饰学研究。在这里，20世纪20～30年代盛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服饰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精神分析学说亦称心理分析学说，它关于艺术、审美的观点触及到过去服饰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潜意识、性意识、压抑心理、变态心理、情结、深层心理的转移和宣泄等等，对着装心理本质，对服饰形象设计及探索时装动因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能不承认，服饰心理研究中的“人类在孩提时代，就有了打扮自己以引起别人注意的心理因素”、“服饰是人们形体美的自我表现”、“服饰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对身体的某个部位引起兴趣，这个部位就是性器官”，这种种观点，与弗洛伊德所持泛性论学说都有相通之点。
前面已经提到，在服饰学研究中，着手早的学者最集中精力的是服饰史。不过历史跨度逐渐延伸，早期多是服饰考古，以后越来越向近现代贴近。美国华盛顿大学布兰奇·佩尼教授走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亲临许多地区，甚至未完全开化地区，经过文物考古与田野调查，撰写成《世界服装史》，成为一部纵贯古今的名著。美国瑞·塔纳·威尔阔克斯著《服饰的历史——从古代东方到现代》，纵向剖析也如此。迈克·巴特贝里和阿丽安·巴特贝里的《时装——历史的镜子》，日本千村典的《流行服饰的历史——为学习现代的服饰设计》和小川安朗的《民族服饰》，奥地利赫尔曼·施赖贝尔的《羞耻心的文化史》和与此相关的美国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等著作，都是通过对人类童年的追溯，在寻找人类文化，包括服饰起始的源头。然后沿着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归结到近现代，去理出服饰文化推演的轨迹。
美国的乔治娜·奥哈拉收集了一切与时装这一主题有关的人和物（衣服、佩饰及其原料），编制了一部给人印象深刻的资料性著作。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人们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时装。在她看来，时装研究既是“一门历史课、地理课、经济课，又是一门数学课”。这无疑是比以往服饰著作的内容要更广阔、更全面了。
服饰在发展，信息传播在加快。自1836年创刊到1881年停刊的法国《优雅巴黎》时装半月刊，到1909年又以同名改为月刊出版。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了《描绘者》（原百老汇妇女时装季刊），另外还有法国的《摩登妇女杂志》（1912-1914年）季刊、《艺术·趣味·美》（1920-1933年）月刊、《当代时装》（1920-1922年）、《无尚时髦》（1929-1939年）等杂志都刊有探索时装美的文章。这些无疑都为提高服饰创作水平和服饰穿着品位做出了贡献。特别是1892年美国出版的《时装》，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时装杂志。杂志刊登有关时装、社会名流和艺术修养的文章，不仅对服饰，甚至可以说以此为主线，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艺术、哲学、美术和文学的欣赏水平。世界东方的大国——中国，本来对服饰文化十分重视，同时涉及社会仪礼和生活规范的重要内容。有很多文人学士论著中往往涉及服饰，并强烈地表现出对于服饰的审美倾向。可是同国际文化研究的热烈气氛相比，还是大为落后了。因为世界不少学者早已纷纷致力于服饰美学、心理学和史学深层次的研究了。
当然，对服饰文化的关注，中国开始很早。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传为左丘明撰写的《左传》上，就在阐述其美学观点时，谈到服饰中的“衮、冕、黻、埏、带、裳、幅、舄、衡、紞、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左传·桓公二年》），以此来表述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创始人孔丘在《论语》中提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主张，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服饰，但已涉及人的整体服饰形象，并论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在《墨子佚文》中留下了他的主要美学见解。他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意谓先考虑服饰等物的实用功能，然后再寻求审美与艺术活动上的满足。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聃，在《道德经》中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要人们以其服为美，而满足于已有的服饰，不必再去创新。
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提出一种“取情去貌”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韩非子·解考》）。在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主持下，由其门客共同编写了一部《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全书以改良的道家思想为中心，综合了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提出了美是以一定条件为前提而存在的。其中提到，妇女的笑靥在两颊是美的，如果在额头上就成为丑了。
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论述绘画艺术时，也以实例强调服饰是历史文化的反映。他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知吴道子画仲由，便带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历代名画记》）。中国宋、元、明、清、民国无不将衣冠与文物制度相联系，在有关礼制、风俗的著作中加以探讨；许多笔记小说更记有许多服饰逸史轶事，非常具体可信。而且在中国每次改朝换代时，对服饰都必然进行探讨、争论，同时自上而下予以改制。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一度闭关锁国后，重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时，服饰作为显而易见的文化现象和重要的文化流动物，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而且确实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但仅仅从服装史、服装美学和服装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服饰生成基因以及发展规律等，在当代是明显不够了。要想全方位俯瞰服饰，多层面剖析服饰文化，就必然需要从人文科学的审视角，将其纳入文化人类学的体系中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并试图使其成为一门新学科。
如果单纯讲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这对于服饰学专家学者来说并不新鲜，而且在此范畴之中已经广泛开展学术研究了。但是，就在人人都认定服饰是文化表征的时候，迄今尚未有人将它提到服饰文化学的学术高度上来做体系性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