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第二落”以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为标志。决议决定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邓小平从党的总书记，一下子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专政对象，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落为被囚禁者。对于这次的“落”，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安排”，邓小平是坦然承受，冷静处置。他被囚禁，被迫作检讨撰写《我的自述》时，“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面对群众狂躁批判，邓小平是愤然而无奈，面对同志受迫害，只能坦荡直言为同志和战友的清白作证明。正是邓小平这种在险恶和危难的政治形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使他保持了政治的原则立场和再次复出的政治资源。
邓小平的第三次“落”，是他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原则坚定性的必然。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按照“三七开”的基调肯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
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
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
的决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再次“批邓”，并作出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邓小平不愿为了保全自己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机会，不愿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弃正义和原则，坚定的原则立场使他第三次被打倒，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肯定和支持，他可以问心无愧地为第三次复出等待时机。同时在这次充满危险和变数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浪中，邓小平又表现出特有的灵活。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０日，在主持政治局会议对自己进行“批判”后，不顾夜已深沉，连夜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个问题好些。再不提出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再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这封信使毛泽东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免遭“四人帮”的人身迫害，不致丧失东山再起的基本条件。
在世界历史上能够“三落三起”而终获辉煌者，只有中国的邓小平。这种曲折的经历，坎坷的人生，使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得到高度的统一。邓小平的每一次“落”都不是他的错，如果他在“落”的逆境中，为了自己的安危和私利而放弃原则，放弃真理，那就没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历程中不断掌握真理性认识的邓小平，也就没有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政治人物钦佩的邓小平风格。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而没有符合当时实际的灵活性和政治智慧，也就可能没有今天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人和总设计师。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贯穿于邓小平大起大落的革命生涯，更融于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战略思想中。邓小平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处处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总是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作出最佳的战略处置，采取最符合实际的战略措施，争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中，以下几个原则立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灵活务实地贯彻。
第一，国家利益原则。邓小平在考虑全局的、战略的决策时，总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无论是制定国内政策、处理国内问题，还是解决国际问题、确立对外战略都是如此。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同尼克松谈话时坦率表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认为，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现实的，要现实地谈国家利益，不能脱离实际空谈，更不能把国家利益抽象化，成为口号和教条。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逻辑地承认要尊重对方，尊重别国的利益，这样才是胸襟开阔的，只承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尊重别人的国家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展开，或者说我们的路线、政策、方针及工作是不是体现了国家利益原则，邓小平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可以防止把国家利益原则抽象化，使之具体化而便于人们把握和贯彻。
邓小平认为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坚决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人有人格，国有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但是在国家利益和主权问题上，邓小平也不是僵化的，他总是通过灵活的策略运用和斗争扞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如解决香港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二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如果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处理不好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那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原则。当时英国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名，提出“以主权换治权”，要求我们同意英国在１９９７年后继续管治香港。撒切尔夫人断言，中国如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
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时邓小平又强调，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都是基于三方面的实际情况采取的方式，充分兼顾到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又比如，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等问题上，邓小平都坚持国家利益原则，采取务实的灵活的方式处理。邓小平讲，我们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争议，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这个问题可以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几个东南亚国家各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第二，发展原则。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发展利益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使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国家实力衰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从发展角度把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科学概括。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江泽民还从发展的外部条件，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发展的政治保证等方面论述了发展问题。由此可见，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发展的理论，邓小平战略思想就是关于发展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决策。
坚持发展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中国的发展为中心，发展是中国的永恒主题。邓小平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因为：（１）发展与和平一样，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潮流，社会的主旋律和根本任务，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共同要求。不讲发展，不搞发展，就是与世界发展潮流相违背。（２）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不发展或者发展不够或者畸形发展，通过发展解决问题，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靠发展解决，离开发展讲解决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或者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３）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共产党执政前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扫清阻碍，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共产党执政后，就要通过政权的社会组织力量，促进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的共产党不讲发展，或者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共产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基础和理由。（４）发展是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相联系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发展太慢，总是落后于资本主义，那就没有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发展速度要快一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是后退。（５）发展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落后了要挨打，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如果发展不快就会落后，也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今世界不讲发展，不能发展自己，没有实力，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和主动权。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邓小平坚定不移地紧紧抓着不放的一个根本原则立场。这种坚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为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左右，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