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存在合作的基础，但这种基础是变化的、需要寻找和建立。为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早在１９７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与刚果贵宾会谈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它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１０月，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
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对付苏联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全球战略问题。我们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是一个实质问题。１２月，邓小平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会见黑格时说：我们一直欣赏尼克松总统见到毛主席时说的第一句话，说他这次到来出于美国的利益。反过来说，中国同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并在以后不断发展这种关系，也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利益，因为这点是我们合作的基础。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再一次表明了这个观点。他讲：
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明确指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这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各自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需要寻找和建立。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善的基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和中苏严重对立的状态，使得中国认为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苏联。因此，在对外关系中，把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放到了重要位置，在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１９７８年７月９日，邓小平在同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从全球战略来认真对付“北极熊”，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１月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时指出，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合作基础。“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同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时又说：为什么中国一贯主张美国和欧洲加强联系？为什么中国一贯主张美国和日本加强关系？难道这只是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吗？应该说由于相当数量的国家对苏联表现软弱，现在苏联的气势非常嚣张。
老实说，现在单单美国对付不了苏联，当然我们更不够。我们说的是大家联合起来，包括欧洲、日本，包括第三世界，特别是由东到西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联合起来。
从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程看，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中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由于每个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或者国家利益的某些方面更为突出，这就使得中美关系的基础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起，苏联奉行的扩张性侵略政策，对中美双方都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威胁，并直接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就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善的基础。对中国而言，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展空间，并且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因此，必须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曾讲：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就美苏对中国的威胁程度而言，当时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就开始考虑防范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问题。为此，他曾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有没有可能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更加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警觉和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
１９６９年，中苏边境又出现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同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提出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四位老帅进行多次讨论，反复研究，最后向中央提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的威胁比美帝大。”“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些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对美国来讲，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扩张，美国也需要一个可以借重的大国。尼克松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竞争的重点，已从政治、军事对抗开始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中美两国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后，经济依存关系逐渐成为国家关系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中美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强有力的战略支点。中美建交前，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１９７５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当然要有国内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８月，他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强调说，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景会广阔些。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十分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认为，正常化问题不解决，发展经济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９月６日，他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说：不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困难重重。我们历来的态度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贸易还是可以发展的，但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有限度。
９月２７日，他又对来访的前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正常化慢总要受限制。
所以我们总是说，美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这不是外交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同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关。１０月２３日，他在会见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说：引进国外先进成果，坦率讲，比起日本、欧洲来说，美国有个限制，就是政治上的限制，我们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当然，不正常化我们也要交流，也要来往，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受限制的。譬如，就我们方面说，同正常化的国家的交往就不一样，同样的东西，甚至他们比你们稍微贵一点，不是贵很多，我们会选择、引进同我们关系正常化国家的技术。
中美两国建交之后，随着中国确立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和对外开放的方针，中美经贸往来逐步加深，不仅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使双方都成为各自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初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１月２９日，卡特总统在欢迎国宴上致辞时讲，邓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邓小平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
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并决定就签订贸易、航空和海运协定进行商谈。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首先美国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其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可能强一些，但正如刚才所提到的，也存在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障碍就减少了。就我们来说，我们很高兴能从美国吸收更多的新技术。
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同外国合作，我们在能源方面特别是在石油方面可以进行很大的合作。其他能源，如煤炭、水利等等都可以进行合作。１９７９年８月，美国政府决定在各种双边问题上把中国同苏联明确区分开来，其中包括出口管制、获得进出口银行贷款的资格和最惠国待遇等。纵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签订了数十个条约、协议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在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学术领域取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他是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角度阐述这一观点的。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８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说：“目前中美贸易只有５０多亿美元，小得很，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零点九。到本世纪末，中国的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一万亿美元后，中美贸易额不知要大多少，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对手。如果中国不发展，市场就只有那么大。”“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他进而指出：“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南北关系问题，处理好南北关系对世界经济、对西方都很重要。现在世界主要市场还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间贸易额很大，而中等以下的不发达国家市场很小，因为它们穷，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中美关系实际上也是个南北关系问题，我们不愿把它摆到南北关系中去解决，但实质上是南北关系问题。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再次指出：尽管美国是最富的国家，中国是最穷的国家，但毕竟我们两国都是大国。我们两个大国都需要发展，都有广泛的发展余地。中国需要发展，因为中国太穷。但美国也没有达到饱和。世界上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富国也需要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联合国谈要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我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先建立这种经济新秩序。
当然，还有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国更开放一些，更有可能也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更寄希望于美国。
冷战结束后，美苏和东西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不复存在，中美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也随之消失。两国关系不再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式的“战略合作”关系。中美双方都将相互关系的目标和基础由第三方转向关注两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的相互帮助作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好的基础的观点。邓小平指出：“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很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广阔的市场，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很大。这一经济基础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国，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和最主要的技术进口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已把中国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并把抢占中国市场确定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振兴本国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只要获得中国百分之一的订单，就可以带来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失去中国这个消费品供应国，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至少上涨百分之零点一五，每一个美国消费者将多付１４０美元，还将增加１６万失业人口。邓小平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讲，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利益，因此对美国这一市场应很好地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因此，要积极发展两国关系，不断排除中美贸易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同时，积极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能更加有力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正是中美之间相互依赖、难以割舍的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关系下滑的制动器，才使得中美关系虽然时有起伏但始终没有破裂。
保持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邓小平认为，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无论是在全球性还是地区性利益方面，特别在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中美都有一些共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