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听到某位领导同志讲了个新名词，往往会立即看到进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论证，个别文章甚至到了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步。有些出于树“学”目的文章，效果却不佳，因为犯了同样性质的毛病。例如，提倡尊重新闻规律，一时就出现一批论证新闻规律的文章，几千字的稿子一下列出“规律”几条至十几条。其实，这些条不过是新闻工作的某些特点。科学规律怎么会这么容易发现呢？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表述起来１００多字就够了，可是为了发现、论证它，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写了一千万字，还没有最后完成。
再如，“学”现在受到重视了，于是，本来是新闻学某个方面的具体研究课题，便都升级为“新闻学”或“新闻学”。
这几年这类“学”增长速度极快，由于要编《新社会科学词典》，有人收集了不少，真的提笔写词条，便发现从定义到内容都无法作为一门“学”。作为一门“学”，需要有独立的基础理论，可是这些“学”几乎都谈不上这一点，除了“学”的名词外连比较系统论证它的论文都很难找到。看来，小题目上使用大字眼，除了满足一种心理要求外，别无益处。
这几年，借鉴外国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成为时尚。这件事做好了，会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就新闻学而言，却总有一些赶时髦的倾向，一些论文虽很少政治术语了，但又充满了流行的外国概念。如果有新的认识当然很好，但是新瓶盛旧酒，外国名词成了装饰，拆穿了不过是把一些人所共知的新闻现象变得神乎其神而已，有些对外国的名词的含义也没有弄懂，却论证了数千言，闹出笑话。这从另一个方面使人感到新闻无学。
除了硬搬外国名词外，我们自己创造的也不少，其中有的真的有些门道，读了使人受启发，但也有一些是在语言上耍花架子，把新闻写作上的对偶句和新的时髦用语搬到新闻学术研究中来。看来，还得讲究一点“理论良心”。马克思的学术着作，只要有一点地方没有把握便宁肯不发表，他说他的理论良心不允许他发表。后来多少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找他的引文毛病，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的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值得很好地提倡，它对树“学”大有帮助。不然，人家读了几篇新闻学论文，会说：噢，这就是新闻学呀？咱们拜拜吧。
（４）有学无派。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很重视“和为贵”，它对处理社会关系也许是有用的，但对学科建设却其害无穷。
有不同的学派和学派间的论争，才能使学科有所发展。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近年来却一直致力于学术观点上的统一。
偌大的国家，各路新闻学的研究、教学人员把能量内耗在各种“统一”的标准教材上，搞出来的东西像一块块被水冲击过的鹅卵石，平滑无奇，给人留不下印象。本来，作为一门学科，各个新闻研究、教育机构应该形成自己的学派和风格，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着作，培养各自的学生。现在从学生起，一概统一口径，学术观点与老师的对立就别想毕业，指望日后有系统的新闻学，这本身就是矛盾。保持并发展各学派的特点，同时防止“近亲繁殖”，是新闻学发展的条件。学术上的派别与计划经济、政治上保持一致完全不是同一个范畴的问题，把学术分歧扩展到其他领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副产品，它早应该失效了。当然，对很成熟的学科来说，学派林立会互相牵制，影响学科发展；而对新闻学来说，现在却是苦于学派太少，且不成形。
针对这些问题，新闻学研究界的自身建设是当务之急。首先，要明确新闻学的研究对象，重申四十多年前的旧话：新闻不是政治本身。
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新闻学研究的水平，研究人员得系统地深入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论，再不能靠“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等大白话过日子，也不能靠半懂不懂的流行性新名词装门面。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甘坐几年冷板凳，不要急于发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新闻学尚无多少理论，需要它成为“学”，就得付出时间、人才上的代价，要求知识水准尚不高的一些人能够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套套新闻改革的方案，是不现实的。当然，坐冷板凳是个形容，研究新闻学当然离不开实际新闻工作，“坐”的过程也是可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如对某一新闻机构的受众进行调查等。但在总体上，不能急于让新闻学研究马上解决很大的问题。
第三，明确实际新闻工作、新闻学研究的分工界限。这件似乎不成问题的事所以提出，是由于近几年新闻职称评定中出现一种现象：不管条文上有没有规定，发表在新闻学术刊物上的一两篇论文往往会成为天平上的重砝码。本来，大家关心新闻学的研究、写一些论文是件好事，一旦它成为评定新闻工作职称的砝码，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于是，大家都往学术这个不大熟悉的方向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学术性质。
这在客观上不利于树“学”，参加评职称的人也为之苦恼。希望职称评定机构作出明确规定，评定新闻工作职称的依据是新闻工作实践、是新闻作品，就像新闻研究界的职称评定不以新闻作品为依据一样。实际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有各自的领域，并无贵贱之分。当然，这里绝没有实际新闻工作者就不会写新闻学论文的意思（应当提倡新闻工作者也写学术论文），而是指目前的一股潮流。
第四，新闻研究界要有自知之明，意识到本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学术水平低下的状况，奋发赶上去。学术水平是不能以数量对质量的。我国新闻学着作、论文中平庸的居多，与缺乏自我认识有关。近几年不少人的论文力作，投之我国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无一命中。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怨人家不重视，而要多看几本《中国社会科学》，找找学术研究上的差距。在新闻学研究中显得水平还可以的东西，摆到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上，就相形见绌了。有了这点自知之明，才会对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然，总是在新闻学这个小圈子里自我欣赏，新闻学就摆脱不了新闻无学的影子。
三
我国新闻学向何处去？我认为，从方法论上，要改变过去简单推理的单纯定性分析方法，把它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并建立在大规模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我国自１９８２年北京受众调查以来，各新闻单位，尤其是广播电视部门，已经建立起定期的调查网系统，它们为新闻学研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条件。马克思说：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
目前新闻研究界多数人尚不懂电脑的现象，应在几年内逐步消除。在信息时代，面临如此庞大的新闻事业，还只靠原始的“性”去论证问题，怎么行呢？
根据现在的新闻体制、文化传统，在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上，我国历史上新闻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都要保持。党的传统新闻学研究，一向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视毛泽东等中国党的领袖的新闻思想，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斯大林、葛兰西、加香、库恩·贝拉、铁托等国际共运领袖的新闻思想，却研究得很少。这是一个思想宝库，其中不乏许多现代传播学理论的思想萌芽，我们对此还相当生疏。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不是过时了，而是应当有一个新的起点。
另外，现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新闻学研究成果，已成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新的重大课题，它包括美国传播学、欧洲各国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德国的理论报学和广报学以及联合国的发展新闻学等等。在借鉴外国的学说时，我们也容易形成一哄而起的现象。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的什么东西都吃香了，一时人们只知道外国有个传播学，后来才多少知道一点传播学批判学派。
至于德国的新闻学，尽管它的历史比美国悠久，却没有出现一篇介绍性文章。最近我写《未被认识的文化威力——报学基础》
这部世界上最长的新闻学巨着的词条，除了书名，一无所知，连作者奥托·格罗特的生辰忌年也查不到，深感我们在研究外国时赶浪潮的害处。
总之，努力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质量，改变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运用科学方法论替代原始的简单推理，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与现代新闻学研究结合起来，即是我国新闻学明天的任务。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作为新闻学研究者，我却讲了本行业的许多坏话，肯定会有不同意见和引来责备，但有一点也是事实：我国新闻学研究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新闻界不满意，新闻研究界也感觉到它在徘徊之中。
因此，新闻学的命运本身成了研究课题。新闻学的救世主是新闻研究界本身。我希望以此砖引来众多的美玉，以树“学”、壮“学”，使它能够自立于社会科学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