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巴黎，语言作为一种现象统治了现代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进入了女同性恋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论争之中。这是因为语言同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领域是权力运作的场所，或者说是多种权力的网络运作的场所。由于语言具有多重性，它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社会的现实。语言作为一种政治范畴的重要性，并不是最近才被认识到的。但是，语言学的巨大发展，语言学流派的繁衍，通信科学的问世，元语言的技术，这些科学的运用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征兆，它在政治上极为重要。语言的科学侵入了其他科学领域，例如通过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进入人类学，通过拉康（Lacan）进入心理分析学，进入所有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早期符号学几乎脱离了语言学的领域，成为一种对不同的符号体系的政治分析，在这种或那种符号体系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神话——以及这一体系想掩盖的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我们几乎获得了拯救，因为政治符号学是一个武器（一种方法），我们需要用它来分析那个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奇迹转瞬即逝。现象学并没有被引入多少新的概念——在这里我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巴特很快宣称，符号学只不过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是它唯一的对象。
因此，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场所，在其中各种不同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例如，无意识的语言，时尚的语言，妇女交易的语言，人在其中实际上已经成为被用于交流的符号。这些语言，或者说这些话语，互相适应，互相解释，互相支持，互相增援，独立产生，又互相催生。从语言学产生出符号学和结构语言学，从结构语言学产生出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又产生出“结构的无意识”。这些话语的总体制造出一种压迫性的令人迷惑的定式，使其丧失了压迫的实在过程的外观，使其进入了某种非历史的真空。
这些话语制造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解读法，在其中人被赋予一种特性，人们不会随历史改变，不受历史的影响，也不会受阶级冲突的影响，具有一种被规定好的一模一样的灵魂。这一灵魂同样也不受历史的影响，不受阶级冲突的影响。那些专家们从20世纪初期，就具有一套毫无变异的武器：符号语言以极少的因素行使了很多的功能，如数码（0-9），这些“无意识地”由灵魂创造出来的符号数量是很少的。因此，这些符号很容易被强加于人，通过治疗和理论化过程，被强加在集体和个人的无意识之中。我们被教导说，“无意识”以其完美的趣味在隐喻中自我建构起来，例如，父姓，俄底普斯情结，阉割，弑父，妇女交易等。然而，即使无意识是容易控制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与神秘的天启相似，对灵魂中符号的幽灵需要做多重解释。只有专家能够完成对无意识的解读。只有他们这些心理分析学家被允许（被授权）去组织和解释心理的实质，它将用符号显示它的全部意义。当符号语言极为贫乏并有一些重大疏漏时，解释它的语言或者元语言就会发展起来，其中的每一个词的丰富性和表达力，只有对圣经的神学注释可以与之相比拟。
是谁为心理分析学家赋予知识的？例如，对于拉康来说，他所说的“心理分析话语”或者“分析经验”，全都“传授”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二者全都传授对方教给自己的东西。但是难道我们能够否认拉康通过“分析经验”（某种程度上是实验）科学地发现了无意识的结构吗？难道我们能够不负责任地藐视那些躺在沙发上做心理分析的人们的话语吗？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拉康在“无意识”中发现了他声称他发现的结构，因为他事先已经把它们放在那里了。在心理分析话语表现出来的（所操纵的）压迫程度上，那些没有落人心理分析机制的权力之中的人们，也许会经历一种深刻的痛苦感觉。在分析实践中，有一个受压迫的人，就是那个被做心理分析的人，他与人交流的需要受到了剥削，他（就像那些受到严刑拷打的巫女，只能不断地重复着拷问者想听的那些话）除了去说那些应当说的话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不想毁掉他所需要的与人交流的那种被允许的默契方式）。他们说，这种做法可以持续一生——这是一个残酷的契约，它迫使一个人向他的压迫者展示她或他的痛苦，这个压迫者直接对她或他负责，他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剥削她或他，他把这些人的痛苦简化为演讲中的几个数字。
然而，这种契约所蕴涵的交流的需要，能够仅仅通过心理分析的治疗或“实验”来解决吗？如果我们相信最近由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者所做的证言，那么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有的强调“不可能性”的政治重要性，这种不可能性是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者在异性恋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心理学家那里试图与人交流时所面临的处境。当人们理解了事物的一般状况时（他不是有病或者应当治疗，而是遇到了一个敌人），结果就会导致那个受压迫的人撕毁心理分析的契约。这就是这些证言的含义，它告诉我们，心理分析的契约绝不是自愿的契约，而是强迫的契约。
特别压迫我们这些女同性恋者、妇女和男同性恋者的话语，就是异性恋的性规范，它是社会的基础，是所有社会的基础。这些话语谈论我们，并宣称表达了一种非政治领域的真理，它提起我们，就像是在谈论某种能够避开历史的此时此刻的政治的东西，就像是在谈论某种在政治上毫无重要性的东西。这些异性恋话语在禁止我们说话，除非我们使用他们的术语来说话。在这个意义上，异性恋话语在压迫我们。我们对他们提出的任何质疑，会立即被当做浅薄的东西，置之不理。我们对心理分析那种总体性解释的拒绝，导致理论家对我们的批评，他们说我们忽视了符号的维度。这些话语否定了我们创造自己的类别的所有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最残忍的行动还要数那种毫无怜悯心的专制，他们把这种专制强加在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的自我之上。
当我们使用过度概括的术语“意识形态”去指称统治群体的所有话语时，我们就把这些话语降低到不真实的思想的境地。我们忘记了它们直接施加于被压迫人民的物质（肉体）暴力，那种由抽象和“科学”的话语以及由大众传媒的话语制造出来的暴力。我要特别强调由话语对个人造成的物质压迫。我准备通过淫秽品的例子来强调它的直接效应。
淫秽的图像、影片、杂志照片、城市墙壁上的公共广告牌，建构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用它的符号充斥于我们的世界，而这种话语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它表明女人是被统治的。符号学家能够解释这一话语的系统，描述它的性质。他们从这一话语中读到的是一些符号，它们的作用不是指称什么，除了作为某种系统或性质的组成因素，它们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一话语并没有像那些符号学家所以为的那样同现实分割开来。它不仅与我们受压迫（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压迫）的社会现实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它本身就是现实，因为它就是压迫的一部分，因为它把一个精致的权力加在我们身上。淫秽话语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的一种策略：它污辱我们，它贬低我们，它是对我们的“人性”的犯罪。作为一种侵犯的手段，它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即警告的功能。它命令我们不得越轨，它提醒那些想要忘掉它们的存在的人不得越轨，它带来恐惧。当我们表示反对淫秽品这种与现实连在一起的话语时，前文提到的那些符号学专家便会谴责我们概念不清。他们看不到这一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实，是我们所经历的压迫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在分析的层次上搞错了。
我选择淫秽品作为例子是因为，它的话语是最具表征性的，具有最明显的暴力，这种暴力通过话语，也通过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权力并不是抽象的，科学和理论必定会实实在在地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即使制造它的话语是抽象的。它是统治的一种形式，是统治的表达，或者是统治权力的运作。所有被压迫者都了解这一权力，不得不对付这一权力。这一权力说：你没有权利说话，因为你的话语不是科学的，也不是理论的，你搞错了分析层次，你混淆了话语和现实，你的话语是幼稚的，你误解了这种或那种科学。
如果说，现代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把它的权力强加给我们，那是因为它掌握了那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概念。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和男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尽管这些运动已经搞乱了社会科学的话语的哲学和政治的分类体系，但是这些类别（已经受到激烈质疑的类别）仍旧被当代科学使用着，对它们完全不加检验。它们仍旧在各个领域、各种理论和各种流行思想中，作为基本的概念发挥着功能，我把它称为正常的心灵。（参见列维-斯特劳斯所著《野蛮的心灵》）它们关注“女人”，“男人”，“性”，“差异”，以及一系列带有此类标记的概念，其中包括像“历史”“文化”和“现实”这样的概念。虽然近年来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即根本不存在一种自然的东西，一切都是文化的，但是在文化当中还是保留了一个自然的内核，它拒绝被检验，在分析中，这种关系被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这一关系的性质既不能逃避文化，也不能逃避自然，这就是异性恋的性关系。我愿称它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我参照的是阿特金斯（Ti-Grace Atkinson）及其对性交作为一种制度的分析］。正常的心灵的必然性已成为知识，成为一个明确的原则，成为一切科学既定的前提，正常的心灵发展出一套对历史、社会现实、文化、语言以及所有主体现象的通盘解释。我不得不强调指出，正常的心灵的压迫性质被掩盖在一种倾向之中，这就是要立即把它的概念普遍化为一般的法则，这种法则声称，它对于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个人都普遍适用。因此人们谈论妇女的交换，谈论性别之间的差异，谈论符号的秩序，谈论无意识，欲望，享乐，文化，历史，并为这些概念赋予绝对的意义，而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异性恋之上的类别，人们制造出性别之间的差异，把它当做政治和哲学的教条的思想。
这种普遍化倾向的后果是，正常的心灵很难理解，有一种文化，有一种社会，在其中异性恋不仅不能统治所有的人际关系，而且不能运用和调动它的概念以及所有无意识的过程。此外，在它通过专家这一工具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时，这些无意识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专横起来。那些被用来表达它的词语（我并未低估它的诱惑力），把自己裹进神秘的外衣之中，把自己变成一个难解之谜，运用那些不断积累的隐喻，其功能在于美化“你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一判断的强制性质。
按照这一思想，拒绝性交的义务，拒绝把这一义务当做建构社会的必要条件的制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拒绝其他建构的可能性，拒绝“符号的秩序”，就会使意义的建构成为不可能，而一旦丧失了这一点，就没有人还能保持内在的和谐。正因为如此，女同性恋，同性恋，以及我们所构成的社会，是不能想也不能说的，尽管它们早已存在。正因为如此，正常的心灵仍然认定，它的主要禁忌是乱伦而不是同性恋。也正因为如此，正常的心灵会认为，同性恋也只不过是异性恋而已。
是的，正常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差异和异类的必然性之上的。丧失了这一概念，它就不能在经济上、符号上和语言上运作。这种差异和异类的必然性对于我所说的正常的心灵的科学和学科的总体来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必然性。但是，如果差异和异类不是被统治的，又是什么呢？异性恋社会不仅是一个压迫男女同性恋者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压抑许多差异和异类的社会，是一个压迫女性及许多类型的男性的社会，是一个压迫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的社会。建构差异并控制差异是“权力的运作，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规范的运作。每个人都试图与众不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一个人必须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例如，性别差异的概念将女性本体论地建构为差异和异类。男性不属于差异，白人不属于差异，主人也不属于差异。但是黑人和奴隶属于差异。这种性别差异的本体论性质影响到属于这同一群集的所有概念。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做女人或做男人这样的事情。“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政治概念，把这两个词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系词同时又是消灭它们的词。正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最终消灭男人和女人。差异的概念并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只不过是主人解释统治的历史状况的方式。差异的功能只不过是记录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
换言之，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女人和男人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作为思想和语言的阶级和类别，它们必须消亡，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消亡。如果我们作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继续把我们自己说成和看成是女人和男人，那么我们就成为维护异性恋的工具。我敢肯定地预言，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将不会回避这些语言的类别。我们能够拯救奴隶吗？我们能够拯救黑人吗？女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还将继续使用“白人”、“主人”和“男人”这些词汇吗？仅有经济关系的转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实行针对那些关键概念的政治性转变，这些关键概念对于我们具有策略的意义。与此同时，同政治领域紧密相连的是，那些在政治领域中与人的主体性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关的语言、科学和思想。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都留给正常心灵的权力，或者是统治的思想。
在正常的心灵的所有产物中，我要特别提出挑战的是结构无意识的模式，这是因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当某个社会群体的统治对于被统治者不再表现为逻辑的必要之时，由于后者的反叛，由于他们对差异的质疑，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及其模仿者就要呼唤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摆脱了意识的控制，因而应当由个人负责。
例如，他们依赖非意识过程，它要求女性的交换，把这种交换当做每一个社会的必要条件。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就是无意识以权威的名义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符号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意义，没有语言，没有社会。但是女人的交换如果不是她们的被统治，还能是什么呢？无怪乎只存在着唯一一种无意识，那就是异性恋。它是一种似乎过于有意识地符合主人利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眼看着它们的概念被轻易地剥夺。此外，统治是被否认的，对女人的奴役制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差异而已。对于这种说法，我要用罗马尼亚农民在1848年公共集会上的说法来回答：“为什么绅士们声称这不是奴役制？我们知道它一向是奴役制，我们身受其苦。”是的，我们了解它，这种压迫的科学不能把它从我们身上除掉。
我们必须从这一科学追溯到“不言而喻”的异性恋（我在此阐释罗兰·巴特的早期思想），我们不能忍受“让自然和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上误入歧途”。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弗洛伊德特别是拉康之后，心理分析已毫无疑义地把它的概念变成了神话——差异啦，欲望啦，父名啦等。他们已经使这一神话“过分地神秘化”，这种运作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为的是使个人的维度也全都系统地异性恋化，这一个人维度是通过被统治的个人，尤其是通过女人，在历史领域突然出现的，她们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她们的斗争。这是一种系统的做法，是一种跨学科的大合唱，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这场合唱更为和谐的合唱。异性恋的神话自由自在地从一种正规制度转向另一种正规制度，就像一种硬通货能够既投资在人类学中，又投资在心理分析中，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科学。
这一异性恋神话的大合唱是一个使用话语的符号体系，因此我们可以从压迫的科学的内部对它做政治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奴役制一向存在”这种观念是一种动力机制，它把历史的两分结构引入永恒的本质的固定话语之中。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政治符号学，虽然“我们在其中深受其苦”，但我们还是要在语言和宣言、语言和行动的层面工作，改变历史，创造历史。
与此同时，在那些似乎是永恒和普遍适用的体系中，一些规律被抽象出来，这些规律可以被装进计算机，在此时此刻，它们被装进无意识的机制中。多亏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语言，这些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举例言之，妇女交换作为一种模式，以极为暴力和粗鲁的方式吞噬了历史，这种制度一向被视为规范，否定了知识的另一个维度。历史的这一维度属于我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的命运，正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解除了或者说我们挣脱了异性恋的契约。
女同性恋者认为，在这个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她们对正常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仍旧是不明显的，如果说不是从理论上，那么至少是在社会实践上，她们的影响并不明显。一位人类学家或许会说，我们必须等待50年。是的，如果想让我们的思想一下子遍及所有的社会是困难的。但与此同时，正常的概念已经受到了侵蚀。女人是什么？恐慌已经发生，准备防御的警报已经响起。坦白地说，由于观念的改变，这个问题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并不存在。下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即女同性恋者与女人交往，与女人做爱，与女人共同生活，是因为“女人”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异性恋的思想体系和异性恋的经济体系之中。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女人。
（李银河 译）
阿莉森·贾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