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时期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地主经济出现了坞堡化的现象，各地豪强地主纷纷屯筑坞堡，召集宗族佃客，组成私人武装，其部勒的部曲、宾客、家兵的数量以百户、千户计，成为称霸一方的地方势力。这些世家豪族武装在东汉末年也大多参与了对黄巾军的镇压和军阀混战，魏、蜀、吴三国政权的建立，都离不开世家豪族的支持。所以，魏、蜀、吴三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世家豪族均投桃报李，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赋予世家豪族种种特权。三国时期，世族地主在政治权利上的分割被封建政府以门阀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曹操为魏王，为了笼络世族地主支持其代汉建魏，遂采取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制九品官人法”，其法于“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这就是所谓“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规定，“中正”由地方所谓“贤有识鉴者”担任，负责察访籍隶本州郡的士人，采择舆论，根据家世和行状，定为九品，供政府参考，按其品第高下授官。由于担任中正的都是一些在当地有名望、有势力的世族代表，他们握有品定人物的实权，自然完全按照世宦门第品评人物高下，在品评过程中，表面上是以德才为主要依据，实则家世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因此，这个制度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世族地主世袭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的合法性，世族地主成了门阀地主，门阀制度从此确立。这个制度自曹魏开始，历两晋、南朝到隋统一，历代相沿，成为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伴随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兴衰的始终。
孙吴虽然没有实行九品中正制，但孙吴设置了大公平制度，形式上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基本类似。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中叙述曹魏九品中正制时就说“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就是说，吴的大公平与曹魏的中正是一回事。只是孙吴的大公平主要由中央官员担任，与曹魏中正由地方官担任情形略有不同。此外，更重要的是，孙吴实行世袭领兵制、领郡制、奉邑制等，世家大族不仅可以世袭军队将领职务，甚至其统领的士兵、部曲也随其职务升迁而一起调动，军队将领还往往兼任地方官职，集军、政、财于一体，这样，孙吴的世族地主所拥有的特权比曹魏还高。为了维持这种特权，世族地主积极投身于孙吴政权，“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特别是吴郡四姓的朱、张、顾、陆，由于支持孙权统治东吴有功，更是得到孙权的特别扶持，以至于“三国之间，四姓盛焉”。这样，就形成了“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的强大门阀世族地主势力，他们往往“童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江南的门阀世族地主盛极一时，成为东晋南朝门阀世族地主制度延续的基础。
三国中的西蜀，虽然在史料上未见关于类似九品中正制、大公平等扶持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殊制度的记载，但实际上世族地主势力也非常强大。见于《华阳国志》中蜀国各地大族的记载就达四五十家，这些世族被称为“大姓”、“甲族”或“首族”，大多拥有家兵、部曲，其势力之盛可见一斑。
门阀制度的建立，使世族在政治上获得了垄断性的特权，不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甚至一些官职也被某些大姓世族垄断。政治特权不过是为经济特权服务的，获得经济特权才是世族维持其政治权利垄断性的最终目的。世族地主的经济特权主要体现在免除赋役和从国家获得劳动力再分配的权利，体现在经济制度上就是曹魏的“给客”制、东吴的“复田”或“复客”制以及西蜀的“配客”制。
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并且只有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二者缺一不可。在和平时期，由于人口能够正常地自然繁衍，人口数量呈稳定增长状态，并且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总是超过新耕土地增长率，因此，和平时期，人们对更为稀缺的土地要素的争夺更为激烈，土地兼并情况更为普遍。即使是这样，劳动力仍然不可或缺，土地兼并的过程实际上也伴随着对农民人身的兼并过程，农民失去土地后，要么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要么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计而成为地主的依附民。这种兼并方式发展到东汉时期，其结果就是地主经济的坞堡化、庄园化与依附民的农奴化。大量依附民以丧失人身自由为代价成为世族地主豪强的“荫客”，是因为世族地主有免赋役的特权，能够减轻农民同时面对封建政府与地主双重剥削的沉重生活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失去控制的局面。早在东汉初年，就有“天下垦田多有不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长”的情况，以致光武帝要“度田”，以检括土地人口，保证国家赋税。但最后也在官僚贵族地主集团的抵制下无果而终。三国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人口剧减，使得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突显出来，封建政府与地主之间在争夺劳动力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魏、蜀、吴的封建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屯田的方式与地主争夺劳动力，这个措施也确实起到了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但三国的封建中央政权毕竟是在世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忽视世族地主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了国家对劳动力进行再分配的制度，在魏是“给客”制，在吴是“复田”、“复客”制，在蜀是“配客”制。尽管名称不同，其实质均一样，即国家将自己控制的屯田民赐给世族地主，并免除这些屯田民的赋役。《晋书·王恂传》中就说魏末时期，“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及“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所谓“租牛客户”就是屯田民，并且分配数量上还有差别，可见魏时“给客”制已经制度化了。有时，封建政府不仅要满足世族地主对劳动力的需求，还要满足他们对土地的需求，《三国志·吴书·蒋钦传》就记载，蒋钦死后“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自秦至汉，封建政府赐田的事很多，偶有赐客现象，但不普遍，而到了三国时期，赐客变为普遍的事，这与当时劳动力的极度短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样，世族地主在土地和劳动力来源上都得到了封建政府的保障，三国时期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二、西晋占田制与世族地主经济特权法典化
曹魏末期，屯田制逐渐废弛，一方面，屯田民不满意于国家农奴的身份地位与日益严苛的赋役负担，开始纷纷逃亡，甚至是武装反抗；另一方面，官僚贵族对国家屯田开始私自蚕食瓜分，再加上“给客”制的常态化、制度化，使得国家控制的屯田及屯田民不断被世族地主所瓜分而减少，屯田制已经难以维持。有鉴于此，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官为县令”，将民屯制度废止。可能命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到晋武帝即位后，又于泰始二年（266年），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颁诏废除民屯，至此，曹魏的屯田制结束，而屯田民也变成了国家的编户。
民屯制度废止，紧接着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原有屯田的性质问题，是否还是国有，以及是否承认已经被占的屯田的私有性质？二是原屯田民的安置问题，他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原来的屯田上耕种，以及各自应该耕种多少田地？三是赋役制度问题，原来屯田制下实行佃租分成制，因为屯田民耕种的是国有土地，田租比例比普通佃农略高，而屯田民可以不服徭役。民屯制度废除后，屯田民成为编户齐民，“以均政役”是否意味着新的编户齐民的赋役应该与旧编户一样？这三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屯田制的废止只能引起社会混乱，因为，屯田制的废止意味着国家不再对原屯田执行管理职能，原屯田官、屯田民以及世族地主等都会趁机占田，相互之间的争执矛盾必然尖锐冲突，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政府正式颁布占田、课田和户调令，学术界称为占田令或占田制，其法令内容如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由于以上法令言语简略，语义含混，以致后人关于西晋占田制的理解有很大分歧，长期争论不休。我们这里不论及有关分歧，在综合采用目前学术界主流看法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认识：
第一，关于占田和课田。占田不能看作是授田，因为占田只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能否占到政府是不管的，且没有相应的授还田制度，占田实际上是对已经被占的原屯田或无主荒地的登记制度，原屯田和无主荒地都是国有土地，除此之外，对私有土地则断无占的可能。因而占田的实质不仅不是国有土地的实现形式，相反，是国有土地变相私有化的实现形式。之所以称为变相私有化，是因为占田并不完全意味着国有土地归私人所有，这在课田的标准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在经济实现上是有所要求的。课田是国有土地变相私有化以后，田租向租税转变的形式。西晋的课田不是在占田之外，而应在占田之内，如一夫一妇占田一百亩，则应课田七十亩，这个税率超过了见税什五的私人佃租，这是因为占田本是国有土地，国家虽然将永久使用权交给占田者，但并未放弃最终所有权，占田者最少也应向国家缴纳百分之五十的田租，再加上作为编户应纳的赋税，所以课田税率就高过了私人佃租率。课田应该是针对占田而言，对全国其他不占之田则不适用。西晋的课田是按丁口及劳动力强弱来区别征收，这种租赋，实质上含有了较大程度徭役劳动的性质，由此也可见国家还是控制着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西晋占田是按性别占有，占田的最高限额为男七十亩，女三十亩，一户中一夫一妇正好一百亩，符合中国传统的户治百亩的观念，因而占田制中隐含着按户计算的标准。但一户除了一夫一妇，还有次丁男、女以及“不事”的老小，他们都可以按男七十亩，女三十亩的标准占田，而在课田时，其课税率远低于成年男女，这样，有着更多老人小孩的家庭在缴纳课田租税时的总体税率就较低，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老人总是一个定数，而小孩子则是变数，多生小孩就可以多占田，这就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这是西晋政府缓解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重要措施，而这一点被学界大多数人忽略了。
第二，关于户调制。法令中针对各色人等分别给出了一个实物赋税的定额，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平均定额，作为各地征发户调的标准，而每户实际负担多少，可以由地方官按各户赀产来斟酌增减。《初学记》引《晋故事》说：“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这里所谓“九品相通”，即按农户的赀产区分上上、上中直到下中、下下九等。户等不同，调便有所差别。
第三，关于荫客制。法令中关于一般官员占田园亩的规定，从第一品至第九品每品相差五顷，最高为五十顷，最低为十顷。此外，各级官僚还可以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还可以“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不仅官僚如此，“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就是说，世族地主同样也可如法炮制。占田法没有提到对官僚、贵族即世族地主超额土地的处理问题，显然占田令不是针对私有土地，而是对国有土地重新分配的一个限额规定。这意味着占田令承认了官僚、贵族、世族地主在土地权属方面的既得利益，对超额占有土地不做处理，而且原来占田较少者还有了继续占田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