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作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作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而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许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傅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作了官，或作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作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业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也还有拈斤簸两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
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
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
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时，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第10节新废邮存底二五六
（不学知识分子从世故中贪小便宜，不阿谀谄佞。)
昌期先生：
从上海转来一信，谢谢你见嘱好意。
你说苦闷，这并非你个人如此。全中国人民都在苦闷中，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具体办法，强有力政治集团，一触及此问题也显得束手，何况我这么一个平常人！倾全国各方面贤达，加上个来自国外的和事老，商议经年，还得不到任何结果，末了终不免用战事解决。你和其他人却以为我既然是个作家，就应当怎么怎么，若不怎么，即必然又相反的在怎么怎么。这正证明我说的一部分人对于“作家”看法的错误，期许的过实，以为某一政党、一武力集团办不了的事，某一作家的一支笔，倒可旋乾转坤。因为不大分析事实，也就不大明白作家。对作家期望既殷，责备自严。就我所见说来，国家的困难，原因复杂，物力滥用到无从节制，实为主因。你既明白能否定这一点，当然得承认这个国家明日的转机或进步，还要靠知识，正因为面临着的一切问题，全是要知识来解决的。
政体可能如彼或如此，至于国家能否真正重造，却在这个国家关于科学和其他方面保有多少知识，以及对于知识是否尊重，能否好好运用为准。这就是我过去那个小文中，提及社会各方面不宜于对作家过分看重，应将期望与尊重转给在学校研究室与社会各方面工作有成就的专家本意。一个作家或一个平常人，真正对国家重造有热爱和认识，决不会觉得这意见为迂腐的。
人生如战争，这是一句老话，可待重新诠释。你既觉得带一支美式冲锋枪上前线去杀本国人民，在任何方面都没可兴奋骄傲处，才脱离了本来职务，新的战争所带来的课题，待你去执行，第一件事自然便是学习来克服面临种种困难。因此到处碰壁，到处不免有挫折，都是必然的。可是看远处！只要能够向远处看，世界上有多少有良心的人努力的方向和采用的态度，就会觉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至于失去你活下去做人的勇气与信心了。参加堕落民族消耗国力的战争，你既完全否定了它，且觉悟需要于流血以外去寻觅解决这个民族悲剧的延长，这寻觅工作，自然应当从征服自己一切贪得与自私起始，对于人，对于事，永远需要用一个崭新态度去实证的。这正是一种新的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你肯定了它时，得“由此出发”，不是“到此为止”。前面还有好一段路，路上已荒芜异常，且多虫蛇当道。你得想法通过，不宜迟疑退却。唐三藏取经的八十一难，虽是个小说故事，却与当代人求人类共同生活合理与公平的努力所遇到的种种试验有个偶然暗合处。得经长期试验，在每一段过程中，还应当记住悟能兄占小便宜而吃大亏的教训。
不学知识分子从世故中贪小便宜，不阿谀谄佞，你才可说当真已经有了个新的生命，新的信仰。
§§§第11节新废邮存底二六〇
（“敢思索”已成为当前人一种高贵的品德。）
××同学：
得你信，说到的种种我很明白，也很同情。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华北万千学生万千青年都面临问题，感到束手，焦急，苦闷，彷徨，不知如何走第二步路。这事影响于明日社会，还必然相当大，相当长远，一切既由战争而来，所以问题的解决，当然也在战争结束上，是很显明的。若承认这个观点的正确，当然便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到“那个”出路上了。明白现实并非承认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