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
试从中国两年近事取例：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工案》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
广西的李、白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
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从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以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摹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辞。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
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行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格言。三十年来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数专家学者，同时便成就了多数这种坏人。受教育者有许多尚不知公民道德为何物，尚不配称为良好公民，却居然成为社会负责者。这些人堕落了国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还不明白。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辞，都失去了良好的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全个社会在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特个人事情付之命运，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即以少数优秀知识分子而论，其中自然不乏远见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结果亦不免有宿命观趋势中付之一叹，或怀抱一种不合作傲世离俗情绪，沉默无声。毫无勇气和信心，以为人类的事既有错误，尚可由人手来重新安排，使之渐渐合理。
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
昔人说：“我们由怀疑而生问题，从事搜求则可得真理。”
当前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追求真理毫无兴味，对“真理”两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无希望可以兴奋其神经。大多数人对眼边事从不怀疑，少数人更不敢怀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为一种动力，“信”亦不能成为生命上一种动力。凡由疑与信两方面刺激人影响人的能力，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似乎因种种相对力量在经验上活动，活动结果是相互抵消，因之产生一种主义，就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这种自私为己精神用积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公务人员纳贿贪赃作为上，用消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苟全乱世生活态度上。所以由怀疑而发现真理，求人类理知抬头，对迷信与惰性作战，取得胜利，把这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青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惟理论而多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希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惟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辞。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了某一方面的纷乱与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
人事既有新陈代谢，当前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后二十年社会负责者。一个文学作者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文学理想若必需贴近人生，这样来使用它时，也许容易建设一较健康作风与良好影响。我们所需要的真理无它，即全个民族，应当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实以一切合理的知识与技术，支配自然，处置人事，力求进步，使这个民族在任何忧患艰难情形中，还能够站得住，不至于堕落灭亡罢了。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尼采说：“证明一事是不够的，应该将人们向之引诱下去，或启迪上来，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学着将他的智慧说出来，不碍其好像愚蠢。”实证真理很容易邻于愚蠢，知识阶级对于各事之沉默，即类乎对此“蠢愚”之趋避。然而时间却将为这种不甘沉默者作注解，即：社会需要这种人用韧性来支持他的意见，人类方能进步，有人敢对传统怀疑，且能引起多数人疑其所当疑，将保守与迷信分离（与自私和愚昧分离），这人即为明日之先知。
§§§第6节“五四”二十一年
（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后的统一建设，民二十六的对日抗战，使这个民族从散漫萎靡情形中，产生自力更生的幻想和信心。且因这点幻想和信心，粘合了这个民族各方面向上的力量，成为一个观念，“不怕如何牺牲，还是要向建国目标前进！”三年来从被日人优势兵力逼迫离开了沿海各省份，还依然不解体，不屈服，能集合全中国优秀分子，在一个组织，一种目的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
对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作过伟大预言的，是胡适之先生。
二十年前他就很大胆的说：“语体文在社会新陈代谢工作上，将有巨大的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语体文必占重要的努力。”
这种意见于二十年前说出，当时人都以为痴人说梦，到如今，却早已成为事实了。但二十年前胡适之先生能够自由大胆表示他的意见，实得力于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孑民老先生，在学校中标榜“学术自由”。因学术自由，语体文方能抬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陈腐、虚饰、俗套、模仿中，得到面目一新的机会，酝酿培养思想解放社会改造的种子。
蔡老先生不特明白学校中学术自由的重要，且对语体文也有过良好意见。他以为古文自有它的伟大过去，至于流行末世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在是社会“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合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要受这种有腔调无生命的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社会退化现象。正因为它不仅徒存形式，还包含许多保守堕落观念。国家求发展，想改革，这些观念便常常成为障碍物，绊脚石。
可是文学革命运动，从建设方面看，固然影响大，成就多，从破坏方面看，也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能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富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了何等不良影响。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借当前事作镜子，如何计划来“庄严慎重”使用这个工具，是一件事。从这种庄严慎重与作家人生态度有关，我们在文运上如何为作家来建设一个较新的坚实健康人生观，又是一件事。
世人常说“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我们若能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这二十年来社会变动文运得失所获的经验，记着“学术自由”的意义，凡执笔有所写作的朋友，写作的动力，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径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认目前牺牲俨若命定。相信未来存亡必然将由意志决定，再来个二十年努力，决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徒劳。二十年时间个人生命史上，虽然好像已经很长很久了，在一个民族复兴历史上，却并不算久。我们应当用“未来”来纪念这个“过去”。
§§§第7节谈沉默
（大多数即用“沉默”来期待。）
近一时期来，书呆子或半书呆子，都必然有个相同的白日梦，梦到自家会从“变”中得到一个转机，明知道情形困难，总以为这依然是解决行将到来的明日更大困难应有的勇气与诚意象征。
表示这点愿望或有许多方式。除用笔、用口、用行为外，还有更大多数即用“沉默”来期待。用笔的可以检查受限制，用口的或因疲累得休息，用行为的自更容易处置，或使之软化，无可奈何，或……唯有沉默，在不变中继续生长沉默。
这个多数沉默，从表面上看，也许近于消极。可是很显然，实能酝酿生长一切幻想并作否定行为准备的。它如水，在平衍土地中浸润，在沟渎中涓涓流注，然而流注所及，则粉碎磐石，使山峡刻划成千尺沉沟，它本身则柔濡平静，在风涛激荡中，所掀起的白浪，万斛广舶与坚固堤防到时亦必然失去效用。它受点热，即能融解一切不甚牢固的粘合物并能变成气体，推动机械，使无情钢铁发生有规律的动止。它太冷，将结成冰，正由于体质一变，凝固时，便依然有崩崖绝岸的作用，或冻死地面草木人畜，以及人力的所培养的种种，寄托希望的具体物质和抽象观念。总之，它能生长，也能消耗，能否定，能破坏，善体国经邦者，真不能不注意及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