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叙述的不过是他这一生中的惊鸿一瞥。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从母亲在晚餐桌上的讲述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外公如何被土匪劫持，如何因为写下的文章而被逮捕入狱，如何在监狱里发动暴动，如何遭受酷刑。这些故事在我心中描绘出外公的样子，一个桀骜不驯、大声疾呼、强调自我精神的男人——一个决定即使在政治上有风险的时期也要畅所欲言的男人。
我的外公已经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勇气，他献身教育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他对生命的热爱与乐观。他是作为一名斗士而死去的。
我深为这段悼辞所撼动。纯如后来告诉我，她是最后一刻才想要说点什么的。她很快在一张购物发票的背面写下大纲。她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按时间顺序写下外公一生中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定源于她最近为写书而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她此前作为记者的职业经验。这相当惊人，不仅因为她可以将外公的一生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更因为她能够如此流畅又如此深情地说出这些话来。我记得纯如那天穿着一件长袖黑色织锦礼服，凸显出她苗条的身形。她端庄地站在人群中致辞，长长的黑发直披下来。
仪式后，几辆小汽车载着一大家人，护送灵柩前往新泽西玫瑰山公墓的墓地。到达墓地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天上开始下雨。很快，雨就变成了雪。家里人全都撑开雨伞，遮挡雪花。我们环绕在刚刚挖开的墓穴周围。大片雪花像棉花糖一样洒落在黑色雨伞联成的伞海上。我们在湿冷的风中相互拥抱，看着父亲的灵柩降入墓穴。冰冷的雪花打在我脸上，温暖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葬礼后的那个晚上，我们四个围坐在曼哈顿温暖的旅馆房间里。绍进和我开始给纯如和纯恺讲我们童年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长大。我们还讲了我们刚刚到美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们向他们强调，和他们不同，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无所有。所能凭仗的无非是一份奖学金。我们必须自食其力。到了美国之后，我们的父母就无力再继续资助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后如何找一份工作并在这个国家活下来是头等目标。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冒险，根据自己的兴趣尝试新的人生路径。毕竟，如果失败的话，他们还有我们可以投靠。我们之所以把这段人生经历讲给他们听，主要是因为有时候，他们两人说绍进和我太胆小，不敢冒险。我们仍记得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上，纯如曾经批评我们生活太保守，总是顾虑重重，不肯尝试新鲜事物。这次谈话非常坦诚，真情流露。或许是父亲的死让我格外感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父亲的那一代是努力在贫困和战争中求生存的一代，我们这一代要强过他们那一代，而纯如和纯恺的这一代还要比我们更幸运。“机会就在这里，”我们告诉他们，“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足够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父亲葬礼后，我们立即飞回家，但纯如在纽约又多待了几天。她去和苏珊·拉宾娜见了面。苏珊给了她一份时间表，催纯如尽快完稿并交给她，这样她才可以着手进行编辑，帮助纯如修改润色。纯如还给苏珊看了她为这本书所收集的那些照片，她们一道讨论了书的标题和副标题。纯如还在考虑要在封面上署什么名字：到底是张纯如，纯如·道格拉斯，还是纯如·张·道格拉斯呢？她颇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来她说，既然在以前发表的作品里她一直都用张纯如这个名字，那就还是按老样子好了。
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苏珊要纯如在1994年8月前将全部书稿的第一稿交给她。那不过是4个半月到5个月之后的事。纯如说，苏珊对她写的东西大加夸奖，认为截至那时收到的稿件都“棒极了！动人心魄！”这给了纯如极大的自信，让她有了最后冲刺的动力。
第二天，纯如去拜访了柯蒂斯–布朗公司的图书代理人劳拉·布莱克。劳拉·布莱克对书的进展非常满意，对纯如的写作风格大加夸奖。劳拉告诉纯如，下一本的预付稿费会远远高出这一本，或许可能有5万美元之多。事实上，纯如第二本书《南京大屠杀》拿到了6万美元的预付稿费，几乎是第一本书的一倍。这使得纯如财务上有了些保证，可以不为琐事分心，保持高水平的研究和写作。
这时候，纯如向我透露了她的隐忧：她可能有点太物质主义了。或许是过去几年中紧张的财务状况使她养成这个毛病。她告诉我，她并不真正看重钱，但却看中金钱所能带来的体验和冒险。她说她受不了别人因为她没钱而嘲笑她。我问纯如，是否是加利福尼亚不太适合他们，因为在厄巴纳的时候，纯如从来都没考虑过钱的问题。事实上，我担心布瑞特和纯如是受到了加利福尼亚那种“物质至上”文化的影响。
纯如告诉我，她最近加入了一个当地的作家组织，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一些人是退休的企业家、教授或小说作家，也有一些人甚至是电影明星。她说，和这些人谈话增长了她的见识。她对我说，她3月份时应邀参加了一次当地的著名作家午餐会，那儿的人都为她居然这么年轻而意外，而当听说她手头已经有了一份出书合同时，更觉惊讶。此外，那里的人也对她的图书选题和看法印象深刻。纯如还认识了圣巴巴拉周围的一些著名作家，她向他们征求了许多关于出版和描写“人生”的意见和建议。
纯如告诉我，她还在看许多书，如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的《寻找现代中国》（Search for Modern China）、大卫·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的《华盛顿宣战》（Washington Goes to War），还有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的《天堂与大地》（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对于我来说，父亲去世后的那几个月，我都沉浸在悲伤之中。4月2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去世；5月22日，杰奎琳·肯尼迪去世。我对“死”这个字眼超级敏感，我无法忘怀父亲的死，任何人的死亡都能触发我的怀念。
为了排遣忧伤，我决定5月中旬和绍进一起去台湾。绍进受台湾中央研究院之邀在一个物理学研讨会上作报告。我们在台湾待了一个月。这是自1962年离开台湾后我第二次回去。第一次返乡是在1982年，当时纯如在上中学，全家人到台湾待了两个月。那一次台湾行后，12年匆匆而过，周遭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我们去看台北郊区我以前住过的老房子，屋子已然无存，周围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我没把新的景象拍成照片，因为我想永远保留记忆中那个儿时住过的地方。
1994年5月27日，我们还在台湾时，纯如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收到你们的电子邮件真开心……
你们动身去台湾的那个周末，卡洛琳来看我们了。我们5月14日一起去了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一日游……
上星期，我一直在写多出来的那几章，然后看苏珊·拉宾娜编辑过的章节。她认为我写得“很棒”、“太好了”、“引人入胜”。她开始时几乎没法编辑——她完全被故事吸引住了。最近，她一直在夸奖我的书，当然，或许这是她的一种手段，让我在完成余下章节时保持自信和动力。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我计划到洛杉矶参加美国书商协会大会（Americ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convention）。我听说，大约会有3万~5万人参加这次会议，其中有作家、版权代理人、编辑、出版商、书店主以及大型图书连锁店的代表。多么令人激动啊！我敢肯定我会在那里学到许多有关图书业的东西。我在圣巴巴拉的作家朋友都会出席。
保持联系——我下周找个时间再写给你们。希望尽早收到你们的消息。
爱你们的，纯如
在台湾，我们在会议后的一场晚宴上遇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他向绍进打听纯如新书的进展。我们很意外，他居然还记得纯如在写一本关于钱学森的书。纯如1991年写信给杨振宁教授打听钱学森的情况，那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时她的写书计划才刚刚开始。我们把在台湾与杨振宁教授见面的事告诉纯如，鼓励她尽快把书写完，因为“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本书，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在电子邮件里这样开玩笑说。
台湾之行结束后，我们前往天津参加一场物理学学术会议，然后又到了北京。这是1949年我父母携全家逃往台湾后我第一次重回中国大陆，而那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离开中国大陆时我不过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回来时却已经54岁了。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期间，我们全家从南京撤退到重庆（陪都），然后又在40年代国共斗争期间继续流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南部，所以我之前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但绍进应中国物理学研究机构的邀请去访问过几次。不过，这仍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到北京。当然，在北京停留的那一周里，我们游览了长城、紫禁城和其他历史景点，向我们伟大祖先留下的壮伟遗产致敬。我的心情尤为激动，因为北京曾是历朝古都。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谈起北京，谈起他对茶馆和剧院的热爱，但他却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北京——而我也无法把我对现代北京的观感告诉给他——这实在让我悲欣交集。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纯如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她的写作进度。她说她工作得非常努力，通常白天睡觉，晚上写作。布瑞特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圣巴巴拉的Sonatech公司工作。他们工作时间截然相反。纯如要上床睡觉时，布瑞特刚醒。她到下午才起床，为布瑞特准备晚餐，这之后他们会一起外出散步。
有时候纯如也会感到沮丧。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非常累，不能保持理想的工作进度。我安慰她，让她睡上一小觉。我对她说，第二天情况会好起来的。我觉得，写作并非轻松的职业。纯如还告诉我说，在洛杉矶参加书展时，她的汽车被人破窗而入了。她放在车里的眼镜、隐形眼镜药水和包里的其他东西全都不翼而飞。她新配的眼镜还没寄到，在已经很紧张的这段时间里，这实在是最糟糕的一周。
9月28日，纯如打电话来，兴高采烈地宣布她已经把书写完了。我对她说，这是个里程碑，我为她感到激动。但纯如非常累，她说她要休息一段时间。她的恢复计划是狂看电影，吃点儿好的，然后再读几本好书。
1994年10月18日，纯如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亲爱的妈妈：
昨天我用激光打印机把书稿打印出来，一共有574页，然后把文件存到了两张软盘上。我用联邦快递把书稿寄给了苏珊·拉宾娜。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将可以根据苏珊的修改意见拿出终稿，还有脚注及引语、图片的引用许可。从1月到2月底，我要和一个文字编辑密切合作，加工润色文稿，之后再印成样书，供其他作家和媒体评论。与此同时，我还要申请教职，提交其他的图书选题。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实在有好多工作要做。我原本打算安排一次泳池派对，但现在恐怕没那么多时间了。布瑞特和我决定减少社交活动，偶尔和一些有家眷的朋友一起共进晚餐或午餐，这样更亲密，也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或许等到书最终出版时我再开个大派对吧。
你在邮件里讲到“返校节”的事触动了我的温暖回忆。难以置信，那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这5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在《芝加哥论坛报》和美联社的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嫁给布瑞特，现在又出了书。感觉上只不过是一眨眼的事……
爱你的，纯如
纯如请我们年底时去看他们，但不要在感恩节期间，因为她和布瑞特要去夏威夷毛伊岛度假。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放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很开心。
一两周后，纯如就写信告诉我们，她刚刚给自己的版权代理人写了一封16页的长信，里面描述了她未来可能会着手写的一些图书选题。她不止一次把她的图书选题说给我们听，例如中日战争、女性的生物钟、中国移民史（从偷渡到卖淫到获得像诺贝尔奖这样的最高成就）。我很惊讶于她能在第一本书刚完成后就提交未来的写作计划，不给自己留一点休息时间。
与此同时，纯如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面试了她，职位是在该所大学的文图拉（Ventura）校区担任教学工作。他们需要一个熟悉中国古代史和现代史、女性历史、加利福尼亚历史以及美国华裔移民历史的教师。圣巴巴拉市立大学也表示有兴趣雇用纯如担任兼职教师。此外，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也想请纯如做该校写作项目的讲师。但当纯如1994年12月前往库比蒂诺参加一场会议并参观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后，所有这些计划都被搁置在了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