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国际危机传播中由宗教和文化差异引发的问题
国际危机跨文化和跨宗教传播中的认知体系、价值观、规范体系以及语言与非语言
英国作家乔治·吉辛曾说过：“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心灵创造的。即使我们一同站在同一片草地上，你我看到的景色也决不会相同。”
这句经典的话同时引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差异的来源是什么？文化和宗教的影响是否会增加同一地域的共性，同时激化不同地域间的冲突呢？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是否也存在这种或一致或相悖的认识情况呢？如果有，那么国际危机传播要如何在全球各地实现客观、全面等诸多有效的传播意义呢？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这种“心灵创造世界”的过程分为了认知体系、价值观、规范体系以及语言与非语言符号这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探讨在文化和宗教影响下产生共性或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一切的影响结果与国际危机传播的紧密关系。
第一节 认知体系的文化、宗教差异与国际危机传播
认知是人们接触信息和客观事物的首要环节，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所提供的信息的接收、处理及判断的过程，主要包括感知、思维等认知环节。在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认知行为左右着人们对于事件在第一时间的认识和判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认知容易受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并且会在长时间下形成一种习惯的认知模式，进而呈现出地域性的共性或差异认知。因此，认知体系的文化、宗教差异是国际危机传播不得不考虑的要素。
一、感知与文化、宗教
（一）感知的定义
感知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它是指人通过感觉器官对外部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和解释的过程，是人类认识外部环境乃至客观世界的最为基本的认知形式。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涉及双重感知：先是传播者在事件现场，对于大量听觉、视觉信息的感知处理，由于受到镜头和播出时间等多方面的限制，传播者不可能把现场所有的信息还原给受众，因此，受众是根据传播者所筛选过的报道内容，进行信息的二次感知。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的感知行为过程都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利用感觉器官——视觉、听觉甚至嗅觉、触觉，去接触事件中的颜色、形状、大小、气味、轻重等；其次，从纷杂的信息中选择性地记忆和接受部分重要信息，比如颜色纷杂的事件现场，有些人更关注红色，有些人可能被绿色所吸引；最后再对这些受到关注的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颜色或鲜艳或暗淡，声音或嘈杂或安静等。
（二）文化与宗教影响下的选择性感知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多元素的环境当中，往往是很多事物同时刺激我们的感官，看到的是多彩的颜色、丰富的形状造型，听到的是纷杂的声音。当这一切元素同时呈现时，我们的感知系统是很难同时接收如此多的信息的，因此也就出现了选择性感知。所谓选择性感知，也就是感知系统在超负荷接收信息时所作出的筛选，在众多信息中选择一部分作为重点去接受，其他的作为非重点接受或直接忽略。
那么这种选择究竟是如何作出的呢？除了受到生理条件限制，呈现个人差异以外，这种选择性感知常与文化和宗教的影响紧密相连，于是，选择性感知也呈现出地域性群体特征，并且在传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文化，数千年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常常会习惯性地在文化的影响下去感知事物。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项测试，他们安排一组墨西哥的孩子和一组美国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看同一张立体图片。这张立体图片既包含了斗牛的场面，又包含了棒球赛的图片。试验的结果显示，墨西哥的孩子看到的是斗牛，而美国的孩子看到了棒球赛。显然，这两组孩子都是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作出了视觉上的选择。在第一时间，他们选择并着重记忆了自己所熟悉的信息。
不止是文化，宗教也同样对感知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紫色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基督教中代表至高无上的力量；犹太教中也类似，大祭司的服装或圣器常为紫色。但在中国传统宗教里，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也”的说法，所以中国人往往把紫色视为邪恶的、恐怖的。这种宗教差异促成了选择性感知，西方人很自然地把紫色放在视觉重心，而中国人往往愿意忽略紫色。
马克思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可见，感知并不是简单的生理过程，它是受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改变并最终形成的一种选择性的行为。
二、感知与国际危机传播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播者需要对事件现场的信息进行感知，而受众则需要对报道的内容进行感知。我们已经知道，感知过程受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会进行选择性感知，进而形成差异，因此，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常会因为选择性感知的差异而引起不同程度的误读。
（一）传播者的感知偏差会引起误读
传播者的感知是对于信息的第一层筛选。我们常说，优秀的新闻记者需要第一时间出现在事件现场，所以，传播者常常代替大多数人，或者先于大多数人到达事件现场。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是通过新闻报道获得有关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并非是现场的全部信息，而是经过新闻报道筛选后的信息。通俗地说，传播者的眼睛也就是受众的眼睛，传播者的耳朵也就是受众的耳朵。
整个筛选过程是由传播者完成的，报道一开始，选择性感知也就开始了。比如摄影记者举起摄像机，受到镜头对于景深和景别的限制，他不得不进行选择性的拍摄，拍摄自己看到的视觉信息，而忽略掉自己没有看到的信息；出镜记者的现场报道，同样会报道出他们所看到、听到、闻到的。可想而知，个人的选择性感知差异会使不同的记者看到、听到、闻到不同的现场信息，因此不同传播者的报道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差异。
传播者一方面应当尽量提供全面的报道，克服文化和宗教带来的习惯性感知；另一方面要做到对信息的正确强调，也不要一味地追求全面而忽略了报道的重心。在提供更丰富、全面的感知信息的同时，使得报道更加客观、生动和准确。
（二）受众的感知偏差会引起误读
受众的感知是对于信息的第二层筛选。在传播中，同样有着以下的情况：传播者提供了相对完整的事件信息，并合理地强调了信息的关键部分，但人们还是常常依照自己的文化与宗教背景去选择记忆重点信息。因此，观众的感知差异带来对于事件的不同理解，也就引来了误读。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有这样的例子：在报道汶川大地震时，一位中国摄影记者拍了一幅图片，画面中大量的红色国旗，表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挥舞着五星红旗悼念在地震中死去的同胞。然而对于红色，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见解。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国旗的颜色，它象征着不屈不挠，奋勇拼搏；而西方人认为红色象征着躁动和战争。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下，中西方受众对红色产生了不同的感知，中国人在看到报道后很受鼓舞，而西方人认为红色是过于鲜艳的颜色，过多地使用，会引起视觉的不适，联想到战争和暴动。
由此可见，相同的报道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获得不同的效果，在国际危机报道中要想避免受众的误读，就要尽量全面地考虑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受众的感知习惯。
三、思维与文化、宗教
（一）思维的定义
思维是对各种感知到的信息的进一步加工，进而产生对事物的判断和态度，建立事物间的联系。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播者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新闻事件的信息筛选、报道顺序和结构安排；受众的思维方式则决定了传播效果。当传播者和受众的思维方式一致或相近时，信息的传播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反之，若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时，便可能导致信息传播受到阻碍。
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普利布拉姆概括了西方文化中四种主要的思维方式：
1.唯名论式推理，即归纳推理法。英国人擅用的思维方式：由特殊的具体事件进行归纳概括，得到一般的推理方式。
2.一般推理，即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法。法国、地中海国家和拉丁语系的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包括大多数拉丁美洲城市居民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他们习惯在信仰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3.直觉推理。德国人和讲斯拉夫语的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它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4.辩证推理。这是由黑格尔创立、马克思发展的逻辑方法，要求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
（二）文化与宗教影响下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也就是一个人看待和处理事情的习惯，思维方式是经过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形成的。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文化的传承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经过了千百次的尝试之后形成的习惯，再以经验的形式代代相传。生活当中本就处处有文化，因此思维方式的形成和传承自然与文化紧密交织着。比如说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强调归纳法和实用主义，注重一切以实际经验出发，这就与它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的移民者多是为了摆脱旧大陆的思想束缚，到新大陆去寻求自由。而在新大陆上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生存问题，美国人多是摸索着前进，以实际行动换取经验，因而逐渐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形成同样受到宗教的影响。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例。中国人倾向螺旋式思维，而西方人倾向直线思维。中国人常认为成功不是轻易得到的，一定要经历克服重重苦难的过程，而西方人往往喜欢开门见山。这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国对于佛教真谛的追求，素来有西行求法的传统。汉文大藏经《史传部》中就收纳了81部高僧的西域求法游记，法显西行14年，写下了《佛国记》，玄奘出国17年才有了《大唐西域记》，而义净也在印度河南海逗留了23个月，创作了《南海寄归内法转》。由此可见，佛教对中国人舍近求远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思维与国际危机传播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了解了思维方式与文化和宗教的密切关系。生活中处处体现着思维方式，在国际危机报道中，传播者的思维方式则体现在面对客观事件时，对于关键信息的筛选、事件叙述结构的安排，以及报道形式的选取。因此，传播者的思维方式会对国际危机报道的内容、形式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文化、宗教的影响，呈现地域化差异，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对思维方式地域性差异的比对，归纳出各国的国际危机报道呈现出哪些不同的形态特征。
下面仅以中西方的思维差异为例，讨论思维方式对于国际危机报道的影响。
（一）思维方式引起的报道形式差异
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大多是文字叙事，即文字为主，画面为辅；而西方大多是画面叙事，即画面为主，文字为辅。这种报道形式的差异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偏好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对于事物表象的最简单的理解，如中国人喜欢说“稳如泰山”，即用泰山的形象去指代“稳固”的含义。抽象思维是包括分析、综合、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具体化等一系列复杂思维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是形象思维，反而在报道中倾向文字叙事呢？
在面对新闻现场时，中国记者对于画面的捕捉往往是环境式、状态式的。因为缺乏抽象思维的关系，中国人很少关注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联系，拍摄的画面大多为空镜头，早期的报道中尤为明显。去掉解说词，只剩下画面时，观众很难理解新闻的含义。
然而，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擅长抽象思维，认为镜头的安排是有逻辑可循的，他们喜欢思考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联系，应该如何组接。当深刻地理解了画面的含义之后，仅靠画面就可以将事件叙述得一清二楚。
在国际危机报道中，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起到补充信息、减少画面多重含义引起的误读的作用。而画面能够体现生动的现场感，使报道增加真实性和说服力。因此，我们不应当受到思维方式的局限，吸取全世界国际危机报道的特色，完善自己报道的不足。
（二）思维方式引起的报道结构差异
中国的国际危机报道的结构常以整体入手，统揽全局；西方的国际危机报道更倾向于从个人入手。会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国际危机事件属于重大的国际事务，不是个人能够造成或者改变的，对待这样的报道，理应站在更高的角度；而西方人认为，任何事件的成因，以及最终受到影响的群体都是人。这类似于中西方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理解。
形成这种不同观点的原因，与上百甚至上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人习惯综合思维，而西方人偏好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更加强调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分析思维是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成分，具体去分析每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