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他是志士，他一生为民请命，永远都维持着一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尖刻，犀利直率，不含糊、不畏惧，确实也能当得；若说他是个学者，博学之名，天下共知，三点之教，就可泽及终身，门生故旧亦皆是人杰，的确不算辱没。他一生游走于志者与学者的身份之间，所谋求者，不过是一个他期望中的未来。
然而，走进这个客厅，他就成了其他客人心目中最『老』的朋友。他『四方』得让人头疼，却又可爱得让人喜欢。
当『公知』遇到『军匪』
“屋子里有些冷了。张妈，再添些炭火来。”
张奚若还没进门，就听到了林徽因活力十足的声音。透过窗子看进去，这个永远都温馨明亮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朋友们如同往常一样围在林徽因身边听她说话，间或夹杂着其他人很小的咳嗽声、炭火燃烧的噼啪作响声，祥和得跟外面的世界完全是两个样子，让人心里不由得发暖。
“哎哟，你可来了，就等你了！”林徽因一抬头，看到了正走到门口的张奚若，赶紧笑着招呼他。
今天他可是“主角”。他不到，谈话可就不“畅快”了。
张奚若一边跟其他人打招呼，一边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茶几上摆着几份今天的报纸，不用说，这就是他来之前，这个客厅里谈论的话题。
作为话题的“中心人物”，他是最有立场说些什么的。外面的议论已经沸反盈天，他自然也有许多不可对外人言说的想法。张奚若大致扫了那几份报纸一眼，表情说不上是嘲讽还是愤怒，食指重重地敲了敲报纸上的某个标题，脸上渐有愠色。
“你这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了。”林徽因把一杯热腾腾的茶递到他手边，叹着气说道，“这把大刀现在是向你头上砍来了！”
可不是嘛！原本只砍向鬼子们的大刀，如今也把“刀尖”对准了这些文弱的书生。张奚若“躬逢其盛”，正好撞到了刀尖上。不，确切地说，是《独立评论》。他没有生命危险，别人也好端端的，只是《独立评论》被停刊了。而他，就是那个把《独立评论》直接推到刀尖上的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祸从口出”，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适用。有人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也有人说：“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们无须在公共事业上多投入、多建树，只要能讲几句人话，肯讲几句真话，敢讲几句硬话，就功德圆满了。”
而事实上，我们能够记住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了“预言”和讲“真话”、讲“硬话”，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是张奚若这样的同盟会老会员，资历深厚，也不可避免。更何况，他这次“得罪”的可不是一般人，是宋哲元。
那么，这位宋哲元是何许人也？
你也许不知道宋哲元，但你一定知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把威震全国的“大刀”，就出自以喜峰口一战重创日军、震惊全国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而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就是宋哲元。
宋哲元曾是冯玉祥的心腹爱将，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人称“军中赵子龙”。1933年3月11日，宋哲元率二十九军血战长城，大败日军，更是让宋哲元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样一位抗日名将，威名赫赫，怎么会跟张奚若过不去呢？
说起来，应该是张奚若跟宋哲元过不去。
宋哲元行伍出身，虽也酷爱读书、爱惜人才，可他身上同时有一股“匪气”。他爱国抗日、不受外辱，却又希望有一个独立王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军阀习气，让他的一生有功有过，各有褒贬。
在日本人炮制出“华北自治”的闹剧时，宋哲元作为华北地区的实力战将，自然就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他在夹缝中生存，也曾做过一些对日妥协、镇压学生运动的不得民心之举。
眼看时局混乱、侵略者当前，“华北自治”的大戏却越唱越热闹。张奚若于1936年11月2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文中主要提出了两项要求：一、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二、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
这些言论大大触了宋哲元的逆鳞。他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也是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张奚若一介书生，不好好在书斋里做学问，却跑出来对军国大事指手画脚，宋哲元岂能不气？他不是老蒋的嫡系，对国民政府也谈不上多忠诚，他真正忠诚的对象是冯玉祥。在他心里，华北是他的地盘，怎容得下别人说三道四？
于是，《独立评论》被勒令立即停刊。
明明是点了火药筒子的直接“肇事者”，张奚若却很不以为然：“停得了《独立评论》，民间的评论能停吗？早就说过了，‘流芳遗臭，公能自择’。他执意如此，可是陷‘大刀队’于百口莫辩之地啊！”
张奚若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他遇到的是一身血性的“军匪”，再有理也成了无理。
通常情况下，军人都不愿意招惹文人，文人也不愿意得罪军人。军人的拳头硬，文人的骨头硬。两下硬碰硬，只能是两败俱伤。就像现在，犟文人惹了猛将军，怎么可能一团和气地了事？
张奚若实在是块“硬骨头”，谁看了都头疼。
『四方』的志士
事实上，不止宋哲元“烦”他，就连老蒋都对张奚若莫可奈何。
在太太的客厅里，张奚若算是岁数最大的，也即金岳霖口中“最老的朋友”。这种“老”，当然也不只是说他年岁最长、结交时间最长，张奚若的资历之“老”，也是不可小觑的。
去美国留学之前，张奚若就结识了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并深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终身崇尚民主与自由，是同盟会早期的会员之一。抗战期间，他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
张奚若脾气之“硬”，是出了名的。他的老友徐志摩曾这样描述他：“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他，我一样侧重地说……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
就是这样一位硬人，却毫不掩饰对孙先生的赞赏。他说：“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着他走下去了。”
对于认可的人、认可的思想，他是毫不犹豫地一力推崇、贯彻始终。反之，他也刚硬尖锐，不留情面。
时间倒退到1925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孙中山去世、五卅惨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军阀混战……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恐慌里，情绪低迷。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著名的报纸《晨报》决定改版。在当时，《晨报》虽不如《申报》《大公报》等报纸有名，可因为它的几任主笔均声名赫赫，影响力也着实不小。像鲁迅、徐志摩等人，都曾是《晨报》的主笔。
那年的秋天，《晨报》当时的主编陈博生聘请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希望通过改版，一扫国内思想界的萎靡之风，唤起民众的积极与斗志。
徐志摩与张奚若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了。按理说，朋友的差事，他该格外捧场。可没想到，张奚若居然毫不客气地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请他写稿，他大笔一挥，竟写了一篇《副刊殃》交差了事：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徐志摩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却也无计可施。老朋友的脾气他比谁都了解。这位张教授生性率直刚强，他看不惯的事情，无论是谁，都是改变不了的。连朋友的账他都不买，更何况是他反感的人和事了！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等高校向后方转移。张奚若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
其实，在大学里，政治学系通常都叫“政治系”，这个新叫法是张奚若改的。因为当时有种说法：大学里的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张奚若很不喜欢这种说法，就索性给改了，并且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们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们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但是我“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跟他的好友钱端升、叶公超等人不同，张奚若虽然议政，却不愿参政，更不喜做官。他的直言与坦率，注定了他无法跟政治相融，也讨不到“领袖”的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