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地主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压榨佃种的农民，就算单个农民不能生存下去，其经济利益也不会直接受影响。此外，到了帝国后期，土地兼并都很严重。而一旦土地兼并严重，就会导致大批无地农民出现，从而引发社会动乱，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和自给自足。再次人口增长的压力。小农经济本质上是通过扩大对土地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收成，但是，土地对农业生产人口的容纳是有限度的，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了土地上的人口压力。这种矛盾使得中国小农经济始终徘徊在勉强维持的状态，甚至是处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境地，很不容易保持自给自足。最后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由于小农经济力量弱小，使得小农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需要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结果只能是遭受高利贷和商人的剥削。可见，生产自足性很容易失去平衡性，导致无法自给自足。而遇到“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就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汉书·食货志》）。一旦生产自足性大规模地失去平衡性，就会引发整个社会动荡，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使积聚起来的社会财富顿时化为乌有。虽然小农经济创造了可观的财富，但这种积聚—俱损—积聚的循环模式对财富造成了极大的损毁，因而造成社会发展极为缓慢。
在古代社会，有限的生产能力还是会不自觉地超越自给自足的限度，剩余产品溢出自然就进入交换领域，造成一定程度的产品交换。以中国小农经济为例，如盛唐，五口之家若受田50亩，除口粮、种子、租税外，可拥有1880斤的剩余。
北宋以后，一个占地30～50亩的四等户，按当时的粮食单产计算，六口之家，亩产25石，若40亩，可获粮10000斤，除口粮3000斤，两税3000斤，种子800斤外，可剩余3200斤。这些剩余投入交换应该是无疑的。因而，按理说，交换应该比较发达。事实上，古代中国的交换的确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上述所说到的原因，秦以后2000多年里，作为生产主体的中下层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始终处于温饱或温饱不足境地，很少有剩余。因而，这又极大地限制了交换的发展。而且，专制王权对市场采取各种限制和管理措施，使得交换只能是简单、有限的交换，即市场不大，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不存在全国性的市场。
至于古代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的情况也和农业生产差不多，占主体地位的家庭手工业也只是小规模的，并且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当然，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它的产品多用于交换。具体情况这里不再论述。
第三节等级与流动
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等级关系上。早在原初社会末期，出现了等级的萌芽。进入古代社会后，等级分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等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印度的种姓制、阿拉伯帝国和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封建等级制等。
这些社会等级制度都有着共同之处：竭力维护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阶层的封闭性，等级身份世袭继承，很少有自下而上的流动，即所谓的等级森严。社会等级制度的确是历史的必然，它有助于各等级成员固守在自己的等级里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安分守己，避免强流动性对社会结构造成冲击，确保了社会的有序运行、稳定发展和帝国的统治。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血缘关系、社会分工、财产分化和征服战争等方面，更有专制王权对它的影响。下面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印度建立的种姓制度（梵语为瓦尔纳，意为“色”）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为持久、最为典型的社会等级制，以等级森严、结构稳固著称，至今还影响着印度社会。印度种姓制萌芽于早期吠陀时代，正式产生于后期吠陀时代。它是随着白皮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征服包括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在内的非雅利安人，并与他们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产生的。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化的发展，原来的两个瓦尔纳逐渐分化为四个瓦尔纳，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并被他们取代。这标志着种姓制完全定型。在印度种姓制中，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四大种姓中的高种姓，吠舍和首陀罗是低种姓。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主要负责宗教祭祀，垄断宗教和文化特权，是各种姓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掌握着世俗的军政权力，包括国王、王公、贵族和武士等。吠舍是第三种姓，主要是普通平民，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等。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没有特权，而且还要纳税供养婆罗门和刹帝利。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也是四个种姓中最卑微的，深受前三个种姓的歧视、奴役和压迫，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这个种姓主要由被征服人达罗毗荼人组成，一般从事农业等体力劳动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印度种姓制有着鲜明的特点，主要有：首先，把等级神圣化。《梨俱吠陀》认为四大种姓产生于梵天大神身体的不同部分，即“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罗阇尼亚（即刹帝利），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因而，这种等级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其次，各种姓的社会等级地位和家庭出身挂钩，并且，依据各种姓的血缘关系世袭不变。种姓地位高低还和职业贵贱相一致，即种姓地位高，所从事的职业也高贵，反之亦然，且也是世袭不变的。再次，各种姓在在宗教活动和法律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宗教活动只允许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参加，首陀罗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它没有公社成员的身份。能参加宗教活动的，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属于“再生族”；不能参加的，得不到第二次生命，属于“非再生族”。法律规定上的等级差别也很明显。法律保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和利益，对低种姓违反法律，则加以严厉的惩处。《乔达摩法经》中规定：“假如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假如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假如他记忆吠陀原文经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摩奴法典》规定：“出生低贱的人无论用哪个肢体打击出身高尚的人，这一肢体应被切断。举手或举棍打击出身高尚的人，应割断其手；如动怒而以脚踢者，应割断其脚。”若低种姓的人杀死婆罗门，则要处以死刑。但是，婆罗门和刹帝利如果杀死了首陀罗，不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最后，各种姓实行内婚制，相互之间绝不通婚，以确保高种姓的血统纯正。如果不同种姓的男女通婚，所生的子女被视为“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地位极其低下，它不在四种姓之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深受歧视和压迫。总之，四大种姓等级森严，它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包括通婚都有着严格的限制，绝不能有任何的逾越；否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印度种姓制历史悠久，并长期保存了下来。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其原因主要有：从宗教来说，种姓制得到了印度教的维护。印度教宣扬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低种姓只要循规蹈矩、安守本分，来世就能升为高种姓；否则，仍是低种姓。从经济上来说，古代印度一直以村社经济为主，它保留农村公社的一些特点，如土地集体所有、村务自治和生产自给自足。这造成印度的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从而为种姓制度长期存在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从政治上来说，虽然印度在历史上是个分裂时间远多于大一统时间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各个王国对种姓制和不平等的上下尊卑关系的维护。故而，种姓制愈来愈森严。
古代中国大一统时间远多于分裂时间，中央王权异常强大，它没有产生像印度种姓制那样一以贯之、恒久稳定的等级制。最初产生的等级制是宗法等级制。
这种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形成于商代，到周代已臻完善。周代宗法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嫡长子继承制。周代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世袭王位。如嫡妻无子，则级别最高庶妻之子承继王位。这在诸侯、卿大夫亦如此。其次，分封制。分封是建立在大宗、小宗之上的。按照嫡庶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由嫡长子继承，被称为天下的大宗，也是天下的共主。余子则被分封为诸侯，他们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是大宗。诸侯余子则为卿大夫，在本家是大宗，对诸侯则是小宗。卿大夫余子则为士，对卿大夫是小宗。于是，根据诸侯到士的等级，依次分封，获得相应的土地和民众。同时，他们对天子负有相应的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宗法制也适用于异姓贵族。再次，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宗法制由于尊卑等级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上，因而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也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据《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总之，周代宗法制通过血缘的远近亲疏来区分高低贵贱，确立尊卑等级关系，实现了血缘纽带和社会政治等级的一体化，即家、国合二为一，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一统，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取代了宗族分封制，严格意义上的周代宗法制解体了。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没有对宗法制彻底地加以排斥和摒弃，而是有选择地继承了宗法制中对维护上下尊卑关系有用的因素，从而使得宗法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亲疏尊卑的不平等关系普遍存于后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秦之后，帝国皇室宗亲仍沿袭周代的宗法等级制。首先，帝国皇位的继承依然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纵观秦始皇创立大一统帝国到晚清帝制结束，几乎无一不是嫡长子作为优先继承人承继王位。其次，宗室和外戚也依据宗法血亲关系，确立严格的等级，分享一定的名位、财富和权力。这些贵族享有世袭爵位的特权，也是父子相传。不过，已没有多大的实权。这区别于周代的宗法制。他们之间等级森严，不允许逾越。最后，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被继承了下来。
2.东汉后兴起的门阀制度通过血缘宗法来维护尊卑等级关系。门阀制度是由大姓豪族组成的宗族组织，它以血统家世决定社会地位，区分尊卑等级。这些门阀豪族还操控国家政权、选任官吏之事，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在门阀制度下，血缘和社会政治等级还是有相当大的关联度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宗法等级制。不过，由于大规模农民战争，特别是对专制王权的威胁，门阀制度受到了专制王权的打击，在隋唐后就逐渐衰落了。
3.北宋后兴起的宗族制也是利用宗法来维护社会最底层的尊卑关系。这种宗族制主要表现为宗族共同体，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同姓血缘联结而成的。它以族权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和族田为手段，构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权力组织。
在这里，尊卑关系也是非常严格。族长和族内的其他尊长作为族内公认的贤德长者，对卑幼者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绝对服从他们。若有违反族规家法者，必受严惩。族长还替君权宣扬宗法伦理，维护君父至高无上的权威。由于这些宗族势力不大，不能和专制王权匹敌，而且，它还大力宣扬尊奉君父的思想，因此宗族制得到了专制王权的支持。到明清后，宗族共同体已经遍及帝国的每个角落。由此我们可以说，君父为大、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遍及古代中国的各个角落。
印度的种姓制级森严，结构稳固，虽然也存在着种姓集团地位的调整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但是等级上下之间的流动还很弱。与此相对照的是，古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比印度要强些，要多些。自秦后一直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皇权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控制和压制，一有任何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社会势力，就会坚决加以铲除。因而，作为固定的等级的团体也很难形成，依靠血缘世袭职位也就很少。而且，大一统帝国实行文官制，需要不断地选拔和补充官员。选任官吏又采取“尚贤”的原则，而不是“亲亲”的原则。特别是从隋唐起，科举制盛行，并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这加剧了知识阶层自下而上的流动。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阶层流动，为古代等级制统治下的世界所罕见。不过，这种阶层流动始终为专制主义集权所掌控。下面就具体来说下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