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城市是服务业的基地，它集中了服务业的大部分劳动力，提供大部分服务业产值。其次，从城市功能来看，城市者，“城中之市”之谓也，它具有组织城乡商品流通，向外辐射流通服务的功能，是市场和商业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商业是服务业中比重很大的行业，城市比重大，意味着城乡居民对流通服务的需求大。再则，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是服务业的最主要行业。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服务需求比较弱、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的现状下，生产服务业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企事业单位，生活服务业的主要顾客是城市居民，也涉及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高，说明较多农村人口已转化为城市人口，他们需要的各类服务也相应增多。此外，城市人口密集，有利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业的发展。由于这些原因，在人均GDP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的服务需求量必然较大。
第三，人口密度是影响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首先，服务需求来自人口，而服务产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同时性，使服务行业的需求只能来自服务的产地，而不是外地（本地服务的“输出”实际上只是外地顾客来本地消费服务，或是服务人员的“输出”）。人口密度高，其服务需求聚集在有限的地域，就容易达到支撑服务业形成和发展的起点规模。
其次，人口密度高，使单位时间内的服务需求相对密集，因而，随机服务系统中的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的使用率高，闲置待客形成的闲置损失少，服务效率相对高，服务业易于经营。最后，由于人口通常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城市也是人口密集地区，因此，在同一国家内，人口密度高的地区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是发达地区，西部人口稀少地区是欠发达地区，故人口密度高与服务业发达有较强的相关性。这样，人口密度高除了其自身会引起服务的高需求外，还会因与之相随的经济较发达因素而使服务需求较大。
第四，服务产品的输出状况也是影响服务需求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服务的需求全部来自该系统内部。但在现代化社会经济中，经济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内外经常发生实物产品、服务产品、信息、能量、人员等的输出和输入交流。服务产品虽然不能移动，但是，本地服务部门可以派服务人员外出，或是通过某些技术扩大服务半径，为外地顾客服务；外地人也可以来本地消费服务，如旅游、商业贸易、运输邮电、教育、科技、信息等，这可称为服务输出。本地人消费外地的服务则称为服务输入。如果服务输出大于输入，就有服务的净输出。这时一部分服务需求就不是来自本地，而是靠外地的支撑。因此，若其他条件相同，一个地区的服务产品输出比重高，服务需求量也较大。
综上所述，一个地区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应由服务的社会需求决定，而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的输出状况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
（三）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与别国经验
从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服务业开始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服务业无论在产值比重还是在就业比重上都超过了农业和工业两大产业之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的提供由家庭、社团等非交易方式发展成为社会化的市场交易方式；二是现代服务业的结构提升，改变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即由于知识、科技、管理的密集使用，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软化系数日趋增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成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从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轨迹的研究中可以揭示出服务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第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45%～55%稳定上升到1995年的65%～75%；就业比重则上升更多，从35%～50%上升到50%～70%，而且这种变化不是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二，在增加比重方面，商业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交通运输业虽然占GDP的比重比较稳定，但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明显下降，可见工业化时期发展最迅速的这两个服务业已演变成为“传统服务业”。
第三，新兴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等行业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也保持增长态势。
第四，制造业比重始终比较稳定，其重要性并没有因为“服务经济”的出现而削弱。研究表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制造业比重稳定，其主要原因是由耐用消费品引起的，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一国或地区无论在现代经济起飞阶段，还是在后工业时期，制造业始终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结论与当前推行的新型工业化是相吻合的。这种规律对我们的启示是：产业的发展不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这样简单的关系，应当是“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新型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工业转移的过程，还是劳动力从传统服务业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和劳动力由农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在现代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由于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有限，劳动力由农业和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移尤为重要。
第五，服务业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一国或地区随着现代经济的启动，首先是“物质网络”如交通、商业的发展，随后是“资本网络”和“信息网络”如金融、通信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反映的是物质产品生产、交换的引致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技术创新对生产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政府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后一时期政府的作用则有所下降。这一规律说明：政府在现代服务业发展初期，在规划引导方面必须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有着其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中，政府部门所占比重特别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不健全，大量本应属于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完成，这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相对较强的政府。
二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性较大，表现在除社会、社区和个人服务业与发达国家一样具有较大上升趋势之外，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的金融类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达不到预期的增长速度，而在发达国家处于衰退期的商业、酒店业在发展中国家却处于迅速上升的增长阶段，但其内部结构却存在基本区别。
三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的发展其重要性高于服务业，随着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重要性开始显现。在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时期，服务业增加值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商业和社会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所拉动的，即传统服务业发展拉动期。
当然，由于一个特定地区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关系与一个国家相比具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其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也可能与一个国家有所差异。随着周边地区对服务业需求的增长与本地区服务业辐射能力的增强，一个地区三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全可以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某些发展阶段而呈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轨迹。但是所有的经验均证明，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能力的加强对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国内外着名的港口城市无不以完美服务而取胜。国际性区域服务中心功能，就是形成为国内外各种经济活动及各类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全面、便捷、优质的服务能力。有关特定地理环境的城市经济发展中服务业作用的研究表明，与宁波区位条件相似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大阪、横滨、釜山）都具有集散、生产、服务、创新等城市基本功能，但又根据它们自身条件和区域环境的不同，在功能的具体内容上各有侧重，特色鲜明。
它们利用国际性海港的资源，不断提高港口吞吐能力，延伸港口的综合能力，形成了以国际性港口为中心的强大的城市集散功能；在生产能力方面，化工产业发达是它们的共性，同时，阿姆斯特丹的造船、电子与工业用钻石加工业优势突出，大阪的机器制造工业发达，而釜山则根据劳动力的优势，突出了传统的鞋纺织品生产；在服务功能方面，釜山的第三产业比率高达79.1%，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银行业则位居欧洲前列，大阪作为一个相当自由的商业都市，集聚了非常多的大型企业总部；在创新功能方面，横滨市较为突出，作为京滨工业区的中心之一，横滨市内有七所大学，许多科研机构都设于此，科技研发能力较为发达。因此，宁波在服务业的发展中，要结合城市功能定位，借鉴不同城市发展服务业的经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出发，挖掘宁波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经济腹地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塑造自身服务业的特色。
二、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宁波市服务业发展面临着崭新的格局。本节将从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国内、省内及自身条件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一）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不断呈现出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引起国际竞争领域的变化，国际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基于国际经济一体化变动趋势，WTO对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格外重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在制度上促进了全球服务市场的开放。在加入WTO后服务业运作空间急剧扩大的同时，宁波服务业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外来竞争。
首先，加入WTO，有利于借助外力推动服务业的升级，构建支持第一、二产业的现代服务体系。如果支撑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大企业成长的金融、流通、物流、信息服务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从而制约了产业升级和现代城市功能形成，则宁波将在新一轮沿海发达地区的竞争中逐步丧失优势。随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流通、物流和中介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中国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和高速发展的全球外贸体系，将促使宁波服务业的服务效率再上一个台阶。境外服务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将使宁波服务业在与外国服务业的竞争与合作中提高整体水平，这为宁波制造业和农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支撑。
其次，加入WTO，最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改革的加快。按照我国入世法律文件中服务贸易的减让内容，我国将在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教育服务、旅行社服务、银行服务、电信服务、仓储服务、铁路货运服务、分销服务、保险服务、证券服务、医疗和牙医服务等16个领域，逐步扩大外资进入的广度和深度。外资的进入将大大增加宁波市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能力，促进服务业结构的优化，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按照《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01］98号文）的规定：“凡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国内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外资、民间资金对服务业的大量投入，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从而将使宁波服务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在与国际经济接轨中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除体制机制外，宁波市科技创新能力和高层次的人才严重不足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将使服务业这块市场被国际资本所瓜分和垄断。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最为艰难的谈判就是服务业的开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未来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
最后，加入WTO后，宁波的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秩序、开放模式等都面临着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客观需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竞争的加剧，既为宁波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现有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宁波在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同时，更要求本地区有现代化的服务体系。随着市场准入许可的放宽，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将大大增加宁波市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能力，促进服务业结构的优化，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宁波要围绕提升产业、扩大就业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个中心，大力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商贸业、物流业、旅游业和会展业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充分发挥宁波港口资源丰富、专业市场发达和块状特色经济的优势，加快建设现代物流市场体系、设施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努力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能有效减轻环境负荷、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高效、便捷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培育一批服务业重点骨干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