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器监——北宋的军器制造原归三司胄案负责，但三司事务繁杂，胄案官无专职，工作多有耽误。一日，神宗对辅臣说：“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以为：“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须预具上。”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制造军器的机构。神宗采纳他的意见，仿唐制，于煕宁六年六月置军器监以代替胄案，以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从此以后，军器的制造有了很大进步。至哲宗朝，“戈矛弧矢、甲胄刀剑之具，皆极完具，等数之积殆不胜计”，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三是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主要有：兴建学校，在太学实行三舍法——王安石向神宗建议：“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建学校以复古。”又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在王安石的提议下，内自京师，外至各州县纷纷创办学校，从而掀起了北宋自庆历以来的第二次兴学高潮。在扩大太学规模的同时，又推行“三舍法”：初入太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外舍生读一年后经公试升为内舍生，名额二百人；内舍生读二年后经公试升为上舍生，名额一百人；上舍生读一年后，经公试学行优秀者，或授官，或可直接参加省试、殿试。行三舍法的最终目的，是企图通过学校升贡来代替科举取士，以达到“一道德”之目的。为此，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此书是由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吕惠卿等人所撰，目的是为剥夺保守派对儒家学说的垄断权，对《诗》、《书》、《周礼》三部儒家经典重新加以注释而成，故有此名。
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认为：“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为了改革这一弊端，自煕宁三年（1070）起，在科举考试中不再考诗赋、帖经和墨义，只考经义和策、论，《三经新义》则成了应试经义的标准答案。进士殿试以试策一道代替以前的试诗、赋、论三道。同时，逐步废除明经诸科，只以进士科取士。
四、“煕宁变法”的目的和对新法的评价
王安石为了谁的利益而倡导变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种以为是为人民谋福利。如郭沫若先生在《王安石》一文中说：“他的政见，主要是由人民的立场出发，和秦汉以来主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大臣们两样。”一种认为是代表自耕农、中小地主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限制和打击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如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出版说明》一文，就持此种观点。再一种是认为变法虽然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但最终是代表了地主阶级最广泛的利益。如漆侠先生说，在变法中，“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兼并势力，则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它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从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来讲，这次改革也就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广泛利益”。邓广铭先生在他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基本上也持相类似的观点。最后一种则认为，“煕宁变法”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持此观点者以蒙文通先生为代表，他说，新法实为聚敛之法，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皆大官僚、大地主，其举措究代表谁家利益可知也”。
我们认为，上述几种观点，所以出现如此不同，主要在于看问题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不同：一种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主观愿望而论以工补农，一种则从新法实施的客观效果而言；一种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利益因实施新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言，一种则从广大农民并无获得实际好处而言；一种从推行青苗、免役特别是农田水利等法有利于“富国”而论，一种则从部分农民因新法而增加了负担而言；一种从“强兵”措施有利于增加国防力量以抵御辽和西夏的侵略而论，一种则从“强兵”也就增强了对农民的镇压力量而言；一种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新法的利弊加以考察而论，一种则完全以今人的立场来评价新法而言。由此可见，如果缺少一个统一的立场，确实很难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人们若能换一种思考方式，即从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他的道德文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可称无懈可击，他还具有很深的儒家“仁政”思想），从王安石作为赵宋王朝的一名高官（因而他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去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以实现富国强兵（主要不是为了向百姓榨取更多财富，以使自己过上骄奢淫佚的生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煕宁变法”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一般百姓（包括自耕农和小商人）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为了地主阶级（包括贵族、大官僚和大中小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对此，我们不难从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有关诗文中看出，他既有同情百姓、希望均贫富的一面，但归根结蒂是为了稳定北宋的统治秩序，即从“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这一根本目的出发，为防止“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这种局面的发生，这与他的前辈王禹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目的并无两样。论者或问：既然“煕宁变法”是为了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何还要遭到保守派的猛烈反对？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因为变法或多或少地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的一些眼前利益，他们就感到愤愤不平，有的公开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向神宗抗争，如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有的则假借民意，表面上似乎在为贫苦百姓请命，尽量夸大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病，实际上却在兜售其反新法的私货。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那么，“煕宁变法”对广大农民来说，其得失又是如何？在学术界对此争论虽大，但是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新法能够得到正确执行，农民多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论者或问：地主阶级实行变法，怎会使劳动人民受益？实际上，地主和农民是一种既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有利于地主，固然往往不利于农民；但有害于农民，不一定就有利于地主；有利于农民，也不一定就有害于地主。如果地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过分残酷，社会动荡不安，就会损害到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减轻农民的一些负担，从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地主阶级。如果封建国家走上了强兵之路，镇压人民的力量和防御侵略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前者固然不利于农民的反抗斗争，后者对保卫民众的和平生活，免遭战争蹂躏，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由于吏治腐败和保守派官员的破坏等多种原因，在新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扰民、害民的弊端，但这并非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本意，不能将它们视为完全是由新法所造成的弊病。
至于新法的利弊，具体问题须作具体分析。
募（免）役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在执行初期对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起到一些作用，客观上对某些自耕农有利。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对熙宁、元丰年间荒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上这些新法，或扩大了纳税面，或增加了政府收入，也都有利于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缓和财政危机，据毕仲游说，当时各种税收如果全部归三司，“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神宗为此增设五十二库，以贮藏增加的钱帛。有学者以为，这种财政收入的增加，是加强剥削的结果，这样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因而应予否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在当时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中，确有增加对农民剥削的部分，但是也有从原来为大地主、大商人的剥削所得转入的部分，也有因生产的发展而增加收入的部分，从总体而论，新法对“富国”的成效不能否定。当然，在所有新法中，除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以外，多少都存在着弊病，如免役法的实施虽对中小地主、自耕农有好处，但原来没有差役负担的女户、单丁、未成年户，也要出助役钱，原来许多下户不负担差役，现在也要负担，后来不仅要纳免役钱，而且要纳免役宽剩钱，最后来是“庸钱不除，差役如故”。因此有人以为免役法对贫苦下户来说，比差役法更坏。再如青苗法，政府放债取息，利息也相当高，而且只准主户借钱，不准客户借钱，若客户要借，须主户担保，这样也就达不到防止高利贷剥削的目的。再如市易法，它确实曾经限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垄断，但以官府的垄断经营来代替商人的垄断经营，在封建社会后期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来看，也不是一件好事。
实行将兵法、保甲法、军器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北宋的国防力量。
煕宁四年（1071）八月，北宋置洮河安抚司，任王韶为长官，命他负责经营河湟地区。次年八月，王韶率军打败古渭寨（甘肃陇西）的吐蕃军队，拓地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同年十月，置煕河路（治所在甘肃临洮），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煕宁六年初，宋军占领河州（甘肃临夏），继又进军一千八百里，占有河湟地区大片土地，“幅员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取《长编》卷二四七，煕宁六年十月辛巳条。
得了北宋建立以来西进中从未有过的大胜利。在南方，为了粉碎交趾（在今越南北部）的军事扩张和疯狂的掠夺活动，宋军以郭逵为统帅，从煕宁九年（1076）春天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收复邕州（广西南宁）、廉州（广西合浦）等全部失地。当年十二月，宋军进抵富良江北岸，距交趾都城交州（今越南河内）仅三十里。南岸交趾军渡江反攻，被宋军打得大败，死伤惨重，其大将洪真太子也被杀死，交趾王李乾德见大势已去，遂奉表乞降，自此南方边境得以安宁。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北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兵之在行者十万，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
至于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方面的一些新法，对发展文化教育，选择“通经致用”的人才都不乏积极意义。但其“一道德”的主张，却不利于学术思想的繁荣，以经义取士又开启明清时候以八股文取士的先河，从而造成严重后果。据说王安石晚年也深感其失，至有“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的叹息。
第二节 “煕宁变法”的失败
一、变法失败原因
王安石倡导的“煕宁变法”，自始至终遭到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范镇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也遭到许多地方官的抵制和破坏，可以说举步维艰。煕宁二年（1069）七月，当推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于六路时，范仲淹之子、知谏院范纯仁一再上疏，对王安石及其新法进行猛烈攻击，奏称：“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称：“今乃効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同年九月，推行青苗法后，遭到保守派更加坚决的反对，判大名府韩琦上疏以为，青苗法“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又谎称“百姓皆不愿投状（贷青苗钱）”。富弼知亳州近二年，对青苗法根本不予执行。熙宁三年冬，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也拒不催讨青苗钱。免役法在开封府实施后，激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求得他对新法的支持，司马光拒不接受此职，他告诉神宗：“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煕宁四年五月，在文彦博等人的策划下，知东明县事贾蕃故意提高一些民户的户等，向那些本来无差役负担的下户征收免役钱，引起数百家农民突入王安石住宅请愿的轩然大波，企图对变法施加压力，阻止其向全国推广。
由于保守派官员对新法的猛烈反对，神宗几度出现动摇，如当他看到韩琦攻击青苗法的奏疏后，即对宰执大臣说：“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苖，而使者亦强与之？”三宫（仁宗皇后曹氏、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和神宗兄弟也竭力反对新法，太皇太后曹氏明确地对神宗说：“闻民间甚苦青苖、助役钱，盍罢之！”神宗动摇，“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