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早在解放前就十分反感国民党，以至于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这么危险的事他也做，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解放后会蹲共产党的监狱，而且是连妻子也一同身陷囹圄。“文革”前数次政治运动的反复洗刷，早已使杨宪益领教了其中的滋味
，所以真正入狱时反而能够坦然面对；出狱后反而庆幸虽身在高墙之内失去自由，却也避免了更无规则、更不可测的灾难。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这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卷首题词，没想到这样的历练真实地发生在了杨宪益的身上。
1.清水，血水，碱水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杨宪益的日子过得虽然并非全无烦恼，但毕竟还有欢乐，很舒心，可是1955年以后，生活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心，一直到他被捕的灾难降临。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范围内的“肃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对运动的深入开展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运动内容一是社会镇反，打击公开的敌人；二是党政军民等机关内部肃反，清查钻入革命队伍内的敌人；同时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运动在秋天进入高潮，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甚至逼、供、信的问题，于是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
这年夏天，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杨宪益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提到过。他说，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全国大会，他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自然接到参加大会的邀请，可是大会召开之前，有关方面却又通知他不必与会，并要他将入场券交回。
杨宪益的回忆有误，那次大会不是作协第三次全国大会，而是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实于1960年7月召开。杨宪益说这件事使他的心情“极为沮丧”。当然原因并不是杨宪益对作协及其会议非常看重，而是由此传达出一种不祥信号。
之后杨宪益准备与妻子到北戴河去避暑，又突然接到通知，说由于他有些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需要接受审查，所以不得外出度假。一个星期后，单位办公室又来通知说，考虑到戴乃迭是外国专家，他还是可以去度假的。
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杨宪益度假的兴致当然会大打折扣。夏天去度假，问题并没有解决，想想之后的秋天是算账的季节，身虽在度假胜地，心情还会轻松吗？
杨宪益自解放前开始，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有各国使馆人员，也有其他人员，原因即与他夫人是外国人有关，也与他的工作及趣味有关。后来他在牢中，曾被审讯坦白交代社会关系，他竟一口气列了五十来个外国友人的名字。组织上讲他有历史问题，主要指的就是他的这些“复杂”关系。组织上针对此开展调查，虽然并未找到什么涉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当然也就意味着未找到他完全清白的证明。
杨宪益发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悄悄起了变化，首先是他的专家待遇被免去了，变成了一般翻译；党的一些会议不再请他参加了。在1960年前后，组织上又翻出他在解放前说过的“狡兔三窟”这句话，大加玩味。尽管杨宪益解释说那是因为当时生计艰难，他既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又在几所大学兼课，这句话指的是这个意思。可是组织上仍然怀疑不已，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他是脚踏三只船：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共产党。
“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他们问他。
杨宪益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骤听之下，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对方却以为击中了他的要害，于是趁热打铁，再进一步，说：
“现在该是你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
杨宪益暗想，噢，原来你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杨宪益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感觉使他非常愤怒。可是对方却不理会，竟派人给他送了一大沓稿纸，让他写交代材料。杨宪益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写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十个字，就把纸张退了回去。
杨宪益从自感头上笼罩了一团他称之为“政治疑云”，到眼下确认自己已被当做了一名“政治可疑分子”，因此情绪低沉。好在工作如旧，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未变，他才稍感安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单位新领导在审查本社以前出版的图书中，发现一本国内作者写的中国古代简史，原著的每一章的结尾处都整段整篇地引用毛主席语录，以至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在文章的前后整段整条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以表明用毛泽东思想统摄一切、指导一切，但像此书如此大篇幅引用还是比较少见的。
杨宪益在翻译时，认为这种画蛇添足完全不可取，既会使外国读者不解，也可能使他们笑话，因此在征得编辑的同意后，把这部分毛主席语录统统删掉了。
这件事可不得了！单位领导觉得无比严重，最后把责任加在了编辑头上，竟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农村改造。杨宪益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也出了一身冷汗，窝了一肚子气。
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戴乃迭的思乡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戴乃迭忽然想回英国一趟，若无特别缘故，一般原因总不外乎是她母亲年事已高，而她自己自40年代初跟着杨宪益到中国来之后，就一直未曾回过英国，算起来也将近二十年了！她打算带着小女儿一块走。
杨宪益身为英国女婿，理应陪同妻子回国，拜见一下岳母，述一述职；英国是他的留学之地，他在那里曾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那么美好的回忆。暌违多年，也该旧地重游，回首人生，感慨一回岁月，感慨一回人生。可是当向组织上写申请报告时，他却放弃了。他想到这几年来他遭遇的麻烦，如果申请夫妻俩一同出国，很可能会被打回票，反倒连累得妻子也走不成了，而妻子单独申请的胜算比较大。
事实上，戴乃迭的单独申请也大费周折。单位领导找出许多借口，不肯同意。戴乃迭被逼无奈，竟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这才得以成行。
直到20年后，政治空气已不同了的1979年，英国的中国研究协会在里兹大学举行年会，杨宪益才借受邀与会，偕妻子回英国探亲。同时受英国学术委员会的邀请，在伦敦进行一次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话题的演讲。那是他一别英伦40年后，第一次故地重游。
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前期这段时期，虽然杨宪益不时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但因对他的“问题”一直未定性，也就一直未有一件具体的事情给他戴个什么帽子、定个什么罪行，所以尽管不痛快、不顺利，但也总还算平安，工作照常、上班照常、翻译照常。
可是到1965年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上面来通知杨宪益，叫他把手上正在翻译的《红楼梦》停下来。解放以来，翻译的题材与政治形势一直结合得很紧，杨宪益最初还以为是《红楼梦》不合形势了，谁知不是。因为不仅是《红楼梦》，还叫他把所有的翻译工作都停下来。原因呢？杨宪益心知不妙，仍忍不住要问，可是领导不说。杨宪益这才感到，悬在头上已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要落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水似地涌来了。许多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事情一夜之间，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天，杨宪益的老邻居——八宝坑的居民委员会的同志，以一种精力过剩的架式，革命劲头十足地找到外文局来，要求把杨宪益交给他们，他们要开他的批斗会。因为他们早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家里常有形迹可疑的外国人来来去去，生活方式也很资产阶级。好在外文局没有答应他们。杨宪益因此对单位心存感激，他估计他当时若落到那帮人手里，很可能会保不住性命。
来自居委会的“外患”虽然被挡住了，可是外文局里的“内乱”却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杨宪益这次没能像往年那样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无知的造反派小将们把矛头瞄来瞄去，终于对准了他。
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他实行口诛笔伐。因为他曾写诗支持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于是他就成了“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有一天，造反派们把他带到饭厅，把三张饭桌高高地摞在一起，逼杨宪益站在最高一个桌子上面，“居高临下”地接受群众的责问和批判，持续了一个小时才把他放下来。
自此以后，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就隔三岔五地落到他头上。有时是一人单斗，有时是作为外文局头头脑脑的陪斗。杨宪益说他尤其不喜欢前者那种方式，因为要单独面对许多荒唐而幼稚的问题，还不能随便地应答。而后者的场面则有趣得多，因为常常会在造反派的逼迫下保持一些滑稽的姿势，领导们的体能体力往往不能胜任，以至于惹笑全场，而他则可轻松地做那些动作，坚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既然是陪斗，多半也就不是斗争的主要目标，他因此可以得闲偷眼旁观，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
当然这些话是杨宪益在事过境迁后说的，还是对当时的荒诞不经的一种蔑视。事实上，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以什么方式接受批斗，不是由他选择的，而更要命的是，他的神经已经有些承受不了了。
在“文革”结束30年后，经历过“文革”的人，偶尔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还会不自觉地有点心惊肉跳，因为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播报阶级斗争新动向、揭发一小撮坏分子的各种反革命罪行，常常是用高音喇叭来作工具的。这种“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传播方式不知由谁发明，在那个传播工具比较简陋的年代，高音喇叭的确具有声音洪亮、传得远的效用，不仅对于空气有极强的穿透性，而且对人的神经也有极强的杀伤力。
那时杨宪益年已半百，经历过外敌的入侵、内战的动荡，也曾遭遇过人身危险。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次杨宪益从贵阳到成都去见即将首次分娩的妻子，搭乘了一辆运送邮件的卡车。因为邮件装满了车厢，他只能高坐在装满邮件的麻袋上。车在一个拐弯处，轧死了睡在马路上的一个国民党兵。司机猛踩油门打算逃掉，其他的士兵边追边喊，同时举起枪来，高高在上的杨宪益自然成为活靶子，幸好司机及时停车了。那一刻，万分危急，杨宪益却未觉得害怕。抗战胜利后，杨宪益一家从大后方回迁南京，乘坐一艘木头的帆船，夜里船行至三峡时，忽然传来船老大的声音，说船可能要沉，当然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而当时杨宪益听了，竟也没有感到害怕。
可是，耳朵里日夜充斥着高音喇叭声讨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吼叫声，加上接二连三、各种形式的批斗，同事们也渐渐地待他与往日不同了，甚至不理他了。害怕的感觉生平第一次像章鱼的触手攫住了他的心，他感到孤立无助，他觉得他成了“社会的弃儿”。
杨宪益出现了幻听与妄想。
幻听是出现于听觉器官的虚幻的知觉，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被歪曲了的听觉，心理因素是引起幻听的原因之一，如过度精神紧张。它同时也是精神病人常见症状之—，尤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幻听分为评论性幻听、命令性幻听、争论性幻听和思维鸣响几类，杨宪益的属于第一类，这一类的症状是似乎听到别人在议论自己，议论的内容以负面性的批评、讽刺、责骂、诬陷为常见。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多与妄想同时存在，比如病人听到声音告诉他，有人要对他进行迫害，病人可能在幻听的基础上产生被害妄想。
杨宪益就总听到同事们在商量要给他开批斗会，甚至于悄声说要把他打死。杨宪益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其实他们是在隔壁房间里商量事情，不想让我听见。而我却使劲听着，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听不清就自己想象。”
他把想象当事实，竟回到家里对妻子说，单位的同事们正商量着要害死他，他写了一封信，请妻子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他们赶快来救他。
不知戴乃迭当时是否觉察出丈夫的精神出了问题，未觉察出来也不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不正常了，一切皆有可能。人的思维如果还按常规常理常情来运转，那就不正常；如果按不正常的现实来考虑问题，那也不是正常的。在那种情况下，谁还能分辨得出来事情的原貌，事情的真相？
也许信送上去了，但是自然的，没有人来救他。
来救他的是时间。好在他病得并不算太严重。杨宪益的病，自1966年8月开始，到次年年初不治而愈。
杨宪益病中的痛苦，一是陷入担心命将不保的恐惧，二是无限怀疑起自己来，什么都不敢相信了。他曾清楚地“听说”一个同事先是受审，后来被打死了，可是他在食堂吃饭时却眼睁睁地看到了他！
杨宪益病好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也开得厌倦了，但是对杨宪益这类人的“改造”不能放松，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如果松一松，敌人就会攻一攻。那时候的人还认为，思想坏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所以改造思想就从劳动开始，而越是重活累活越对改造思想有利。
还有一种活，虽然不一定重和累，甚至于轻松，却也常常与重活累活等同视之，那就是脏活。厕所与厨房往往是最脏的地方，于是杨宪益就一度被分派去打扫《中国文学》编辑部那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厕所。
改造既然是强迫性的，自然就带有惩罚的意味。可是杨宪益却十分乐意去做这件事，一点也没有产生逆反心理。因为工作环境虽然很差，但毕竟是单纯的体力劳动，与精神折磨的批斗会相比，要令人愉快多了。
杨宪益干得不仅很愉快，而且干得很卖力。他把便器上的陈年污垢一点一点去除干净，使那个厕所成为外文局最干净的厕所。
仿佛是解决了厕所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解决厨房的问题了。杨宪益被派往厨房，具体任务是在煤堆里，捡出烧剩的煤块。杨宪益仍然干得很愉快，他觉得比呆在憋气的办公室里强，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杨宪益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远离了写作，远离了翻译，与恶臭相伴，在垃圾中翻捡，
体验像他这样的人在正常的人生航程中不可能遭遇的生活，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值得，而就是这样的生活也没能让他一直持续下去。仿佛一出戏，一定要经过一场大喜或大悲的高潮，结局才会到来，杨宪益就在“泰来”之前，进入“否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