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龙江边防事宜书》后来经盛京将军上呈到在京都礼部衙门召开的北洋会议上。在会上遭到驳回，理由是“事先张惶”。但是两年以后，朝鲜半岛发生动乱，东三省变成了任由日、俄帝国主义争抢的肥肉，灾难延续了整整一个甲子。
实际上，起草大宏观视野的报告，是年轻官员最好的历练。这类报告对邦国经济确有实用，对拟稿者也是严峻考验。文稿的优劣不在于文辞，不在于形式，全在于会不会提炼，善不善归纳，逻辑是否完整，思虑是否慎密，拟稿者才干之高下毕现无遗。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洞悉一地的大事小情，立言有本有末，办什么事，为什么办，能办不能办，什么时间办，怎么办，大体规划及其前景预测，处处都在考验写作者的见识。这些见识，当然得之于学问，得之于才情，更多得之于经验阅历，得之于实地调查。
李超琼后来写道，陈本植对他是“知我独深，惠我独厚”。［5］这里的“惠我”，主要是指从政经验的“传、帮、带”。这些经验，对他日后的游宦人生至关重要。
光绪八年十一月，陈本植制订的新的通商章程获盛京将军批准实施。东边外地区与朝鲜的通商，每年两期，每期三个月。一向都由盛京留都五部的司员督理，税款多被侵吞，年上交收入不过三千余两银子。而新章程实施仅一个月，东边道一次就向户部解送税银一万数千两。就因为这项新的具体政策的尝试，陈本植在奉天官场捅出了大娄子。其后果，不但他自己莫须有落马，含冤而亡，而且风风火火十年的东边兵备道从此好日子不再。
这次辽东官场对陈本植的“误伤”，实际是被一项改革措施稍稍触动了神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本能性的反击所致。更大的后果是自毁长城。不到二十年，就见了分晓。辛丑年（1901）以后，日军、俄军在辽东大地上疯狂撒野，如临无人之境，并且还彼此争夺，大打出手。
东边兵备道，是清政府在东部边陲新开辟的防务兼行政的区域。建置初始，百废待兴，条件艰苦，毫无油水。若不是有志之士，无人肯来涉足。因此，皇朝末日的贪腐之风和繁琐迂腐的衙门习气，一时也进不来。
陈本植的下属，多半是当年剿匪部队中经过战火洗礼留下来的军旅精英。他的幕僚，多半是在内地官场找不到出路的读书人。开发边陲保卫疆土的正义目标、繁忙的工作节奏和同甘共苦的生活环境，使东边道官场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和谐。
东边道单纯与和谐，虽然只限于一个小局部，而且很短暂，对初出茅庐的李超琼来说却十分宝贵。单纯和谐的官场气氛，有助于、有利于发展友谊。只要有点人缘，就能从上下左右的同僚身上汲取到营养。东边道故交中的许多人，或在地方百姓中享有良好的口碑，或在后来抗击外敌入侵中彪炳史册，其中，浙江会稽人陶霖甫（应润）的廉介和真诚、山东黄县人孙小帆（宗瀚）的宁静和高远、河南祥符人章樾（幼樵）的严谨和气节、山东费城县回族人左宝贵（冠廷）的刻苦和忠诚，以及舍生忘死救过他一命的天津籍士兵杨德春，都是李超琼日后的宦海人生的“正能量”。
对李超琼来说，东边道，是他人生的一座不可多得的干部培训学校；辽东八年，则是他正式入官前的一段重要见习期。
跨入阙门
光绪九年年初的一天，李超琼在梦中见到了已经作古的童愻葊（棫）老先生。一处小河边，童老先生喊着他的名字，批评他安于做幕僚的现状，不知进取，不求上进，不敢有更大担当。梦中童老先生的呵责，使李超琼如雷轰顶。
自古以来，士人进取有两个途径。一种是受聘进入各级地方命官的幕府，以幕僚身份，实际承担部分地方行政职能。如有劳绩，照样能得到保举。所以，做幕僚，被看作是新进官员经受历练的必由之路，但这只是“流外之官”。一种是通过考试，成为堂堂正正的朝廷命官。朝廷命官又称“品官”、“流内之官”，开府辟署，主政一方，伸展抱负，建功立业。这才是士人上进的“正途”。
事实上，在东边外效力的这些年里，李超琼凭自己的实际劳绩，两次得到东边道的保举，先“以知县选用”，后又“加同知衔”，但他仍旧是一有机会就远赴京兆，参加顺天府的考试和复试，而且屡仆屡起，不知回头。
东边道道员陈本植，是正途举人出身，他对于下属考学上进，向来都持理解支持态度。尤其是李超琼这位同乡小老弟，每次进关赶考，都会得到陈本植的经济资助，并且，每次启程赴考，道署都会派出一支骑兵小队沿途护送，一直护送到山海关，以示隆重。
光绪五年（1879）秋，李超琼在顺天府己卯科乡试中中式，成为“举人”。读书做官三重门，事实上，李超琼已经在同治十三年（1873）的成都乡试中获得了“优贡”，算是进入了候选官员大厅的第一重门。但优贡只是可以“视同”具备成为流内品官的资格，只是一张“副票”；“举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正票”。为了“举人”之名，他奋斗五年，历经两次顺天府乡试，终成正果。这在所有天下士子心目中，都是一次可喜可贺的重大进步。李超琼当然不会例外。
同时，在天下士子心目中，中举，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仍当再接再厉，继续努力，通过会试，取得进士资格，进入候选官员的第二重门。考取进士，才真正叫做“金榜题名”。“进士”，字面上的意思是“可以进授爵位之人”。做官的起点就比举人高出一截，自不必说，身价体面更是不能同日而语。年过花甲的左宗棠大帅戎马一生，位极人臣，却一直在为自己只是个举人出身而觉得没有面子。光绪元年，大帅以钦差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出征新疆这一仗，关系到国家统一。出征前夕，他突然向皇帝递了个折子，要求回北京参加当年会试，争取考个进士。满朝文武慌作一团，议来议去，最后还是请皇帝下旨，钦赐了一个“进士出身”，才算摆平。这个听起来有点要挟意味的本朝故事说明，天下士子人同此心，都有“进士心结”，即使位高权重，也难免俗。李超琼当然也不会例外。
光绪九年（1883）开春的那场癸未科会试，是一场角逐进士的天下大比。科举道上，凡取得了举人资格的读书人无不跃跃欲试，积极备战。新年伊始，李超琼之所以会在梦中听到已故童老先生的批评，是因为在他内心极深之处，已经对传统的科举观念出现了一丝怀疑和动摇。事实上，此时的他，已经在东边道开发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价值，那种为了所谓“正途出身”，千辛万苦、年复一年的应试，在考场拼杀中一争高下的激情，已经开始消褪。
东边道道署新年开印日之前两日，李超琼收拾行装，准备赴京应试。同僚们有的置酒送行，有的忙着为他筹措路费。陈本植也为此特地沈阳赶回凤凰城。为了表示对李超琼进京赶考的支持，他不但资助李超琼二百两银子，还特地高调向在座的东边道同僚们展示了一封天津太守萧世本将军寄来的亲笔信。萧世本，字廉甫，四川富顺人，同治二年进士，做过刑部主事，战争时期投到曾国藩帐下做幕僚。战后任天津县令、天津知府，曾是陈本植的上司。此人在团练、治安、赈灾、河工诸多方面都卓有政声。尤长断案，据说他能“手批口鞫”，断决如神，在短短几年内就把天津这个讼狱繁多的通商大埠治理得井井有条。陈本植每次出关途经天津都要去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他还要求自己的僚属出差办事，每经过天津，都必须去拜访这位萧老前辈。李超琼绘制朝鲜地图，也是得自萧世本的提示。上年秋，去天津办差，李超琼又得到过几次机会与萧老先生长谈。
陈本植当众宣读的萧世本来信中，尤其激动人心的，是一句专门针对李超琼的评价：“紫璈器识宏远，可胜重任”。萧世本还特别指出，李超琼这个人“交游亦甚审择”，在择友、交友方面向来严谨，这个特点，足以说明他为人忠实可信。陈本植在临别之际公开萧世本的评价，既是褒扬，又是鼓励和鞭策。
三月八日，癸未年会试开始。李超琼再次作为万千考生中的一员，半夜赶到贡院，在静默中等待天明。考试分三场，每场都在“鸽笼”里待三天两夜。头场考下来，他就清楚地知道，因为在基层待久了，自己对八股文的套路已经荒疏，言多纰缪，文辞既涩又苦。四月十二，会试榜出。结果是预料之中的，李超琼被排斥在“进士及第”的门坎之外。
此时，已在天国的童老先生或许会扼腕痛惜，但李超琼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因为还有一条更现实也更适合他的机会，这就是当时通行的一种铨选地方官员的制度安排。
他从同治庚午（1870）在成都参加乡试开始算起，前后参加过了五次乡试，并在顺天府己卯乡试中中举。经皇帝特许的地方官铨选制度规定，参加乡试四次以上的举人，可以“铨之吏部”。乡试、会试都是由礼部组织的游戏。但根据新的铨选制度，可以转而由吏部再次挑选，中选后由吏部直接分发。
吏部铨选分发，实际是在科举考试“正途”的半道上，开出了一条“左道”。这项制度始于乾隆时代，也有一套规定的程序。先是吏部验收。通过验收，凡做官资格已得到确认的人员，只要自愿加捐（花些银子），就可以经过吏部的分发，而去往各省候补，谋一个道员以下的官职。候补期间，要接受地方督抚的委署和试用。一旦当地有官职“出缺”，便有望“补”得实缺。走完这样的程序，同样要经过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因此，同样也是 “朝廷命官”。
吏部的铨选制度本身是有诟病的。到了晚清，更是变得诡异莫测。但作为增加一条吸纳人才的渠道而言，仍有积极意义。它毕竟在客观上为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出局的才学之士，留出了一条有可能展示才华实现抱负的生路。晚清名臣左宗棠、陈宝箴等人，都曾是这条左道上的过客。
走着条道，是要按明码标价交钱买路的，而且明明是“买卖”，偏要称“捐纳”，这钱交得看似完全出于自愿。捐纳制度，是自秦汉开始的一种公开的买官卖官钱权交易。到了清晚期，已经变成了国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筹款途径。不管你是正途出身，还是异途出身，要进入道台以下的官员序列，就必须捐纳，多少不同而已。
这一次，按当时吏部的明码标价，如要获得一个七品知县的做官资格，李超琼总共须花银子四千五百两。
李超琼在东边道陈本植幕府打拼八年，屡建功劳，经济上有了一些积累，再加上其他各位战友的资助，特别是陈本植让他带在身上以留备不时之需的一万两银子。当然，这一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陈本植为官多年积蓄的一半，他不会随便动用。但，在心理上，这次应试，李超琼手里的银子准备是充分的。落榜当天，他就拿出准备好了的三百两加捐银子，交托友人去吏部代为办妥“分发验收”手续。
二十四日上午，他赶去吏部听候验到。当天在吏部藤花馆门外守候验到的落榜举人有近二百员。下午未时，开始宣名。听验举人听到宣名，方得入内。一位面带病容的二品吏部左侍郎端坐堂上。听验举人鱼贯而入，按照规定，抬头正面对着侍郎作揖三次，报出籍贯、姓氏和出生年月，然后退出。再去文选司，拜见候在那里的满汉司员。下一个程序是听候验看。第四天上午，听验举人由东安门进入午门内朝房。午间，将由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为首的七八位满汉高官正式验收。这位徐桐徐荫轩老夫子，是李超琼四年前在顺天府己卯乡试中举的座师。验收开始，满汉高官“于阙门内席地而坐”，然后，听验举人们鱼贯登阶，依次序立。各自报出姓名、年龄，再从南侧下阶。
“阙门”，即皇宫的正门。东西北三面数丈高的城台相连，中间为正殿，重檐庑顶。左右伸出两阙城墙，建有联檐通脊的四座楼阁，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是为辅翼，形势巍峨壮丽。三面高墙环抱成一个方形广场。阙门内外，有划分朝野标志的意味。经吏部验收通过，就算正式在籍的候补县令了。县治，帝国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在帝国的行政序列中，县令是直接管辖百姓的“临民之官”。据《清朝通典》，“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国家对其“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库，寄以钱粮征收”，关系政权安危、地方兴衰，所以“责任尤重”。李超琼来自社会底层，从小就知道，“县太爷”身兼行政和司法双重职任，直接关系民风习俗、民生疾苦、百姓的生死荣辱。
在登上台阶步入广场的短暂时间里，李超琼扎扎实实地在心中感受到了阙门显示出来的帝国的实力和威严。
再下一个程序将是“掣签”。大清疆域广大，十八个行省五个将军辖区一千三百多个县，新进的候补官员们各自去向何方，都听由“掣签”决定。掣签这种制度安排，虽不见公开，但让命运决定于冥冥之中，也不失为一种平衡。
在等待命运安排的日子里，李超琼经常在琉璃厂一带的书摊闲逛。在那里购到《宦海指南》、《牧令须知》、《刑部比照》、《成案初续》各一部。
从朋友的言谈里，他还意外地听说，并特地记下了曾国藩留在一篇公牍上的批语：“居官以廉、正、勤、明为要。以廉、正为本，以勤为用。唯明字不易言，须学问阅历兼营并进，自有此境。或谓明由天资，非有志者”。
五月初五，吏部的一位长班跑来通知，掣签结果出来了：江苏。
通知还说，二十一日去吏部领取官凭，须当面画押。这是最后一道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