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残废的肇嘉浜河段就成了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来自苏北的难民在肇嘉浜两岸建造了他们的“栖身之所”。有的把木船长期停在河边，成为“船户”；有的用毛竹芦席和油毡，搭建窝棚；有的就在浜岸的斜坡上挖个地洞，架上竹篱，盖上稻草，就成了窝棚。他们的生活垃圾都抛入河中。洋人开发商一边骂中国人不讲卫生，一边加紧在河的西侧建工厂、造楼盘，然后听任沿河工厂的废水和洋楼里的生活污水哗哗地流进肇嘉浜里。日积月累，河水又黑又臭，水面上漂满了残叶浮渣、死猫死狗。
更为可悲的是，因为肇嘉浜河段习惯上一向被视为“界河”，租界、华界两不管。法租界当局是“假不管”，实际上他们对臭水沟般的蒲肇河肇嘉浜段的觊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历届上海县衙门都是“真不管”，说起来是力不从心，要掏银子，囊中羞涩；骨子里是害怕招惹洋人，无人敢管。
李超琼一上任就想管一管。在他接过上海县印绶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外国租界的势力范围已经从三面包围了上海县城，占去了上海城厢以外，沿黄埔江商业闹市区一大半的土地。一条条越界修筑的马路，就像贪婪的魔爪，从租界里往外伸出来。
租界外围的天然河流和既有道路，常常会变得十分敏感。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算是阻挡列强蚕食的屏障，尽管它们都已经脆弱到了奄奄一息。但是，再脆弱也是屏障。
这年三月，法国人看上了一段县城西门外、方浜桥至斜桥与法
租界比邻的马路，提出要在这段马路上铺设电车轨道，还要在马路之下埋设电缆和管道。
上海知县李超琼回答：不！这段马路历来都是上海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主权在我，法方不得擅自开挖。
法租界当局又看上了县城以西、已经残废了的肇嘉浜河段。他们照会上海县，称：疏浚肇嘉浜，将由法租界一方慷慨出资。
上海知县李超琼回答：不！肇嘉浜河道的管辖、治理之权，仍归我属，整治河流之事，我们自有能力去做，不必劳烦大驾。
肇嘉浜河段，是李超琼最想去管一管的。他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受难，更看不得洋人张牙舞爪。但是，谁也想不到，在他向趾高气昂、声称愿意掏钱“做好事”的法租界当局昂然说“不”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越来越不堪忍受的债务重压。
他一向耻于言贫，只是在给留学日本的儿子李侃的信中，偶尔讲起过自己因为被人追逼讨债，而夜夜失眠的痛苦状况，讲得很简略。
“父于腊梢，公私之累催迫纷来，不能遣去。遂动不寐之疾。无一夕不若鳏鱼之目，彻夜瞠然，能得天明后略一懵盹，即算幸事。”［1］
尽管如此，他回应法国人说要自己整治肇嘉浜河，也是真有底气的。他治下的上海县，如今已经实行了地方自治，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一个采用了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与法租界的“公董局”相类似体制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至少，他不必单打独斗了。
地方绅商主导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以“御外侮，保主权”为己任，也是早就有心要管一管肇嘉浜的。
上海总工程局成立之初，就一肩挑起了市政工程的担子，公开宣示“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它曾提议翻修小西门外方浜桥到斜桥一带的马路，并设立中国警察，收回路权；它曾筹划在公共租界以北、引翔港和虬港之间的黄浦江沿浦地面，兴建一个绵延二三十里的国货市场——“虬翔商埠”；它还正在筹划着要拆除上海旧城墙，打通城内商业区与城外南市、十六铺码头等商业密集区的通道。这些举措，都是抵制租界扩张和外来商品倾销的爱国行动。开展肇嘉浜整治工程，当然也一样。
蒲肇河的七宝镇以西河段属青浦县。三十三年九月，上海总工程局曾认真地谋求过与相邻的青浦县联手，两县共同发起蒲肇河疏浚工程。但青浦县不积极，这是出于利益计算。蒲肇河在上海县境内的河段，水深仅一二尺，而青浦县境内的河段“深犹五尺”。于是，上海县的提议遭到“冰搁”，虽经“再四熟商”，仍无结果。
无奈之下，县令李超琼与总工程局领袖总董李平书共同决定，由上海县“先行独开”，即使青浦不参与，上海境内的肇嘉浜段“诚不能不急为疏浚者也”。
蒲肇河肇家浜河段整治工程的规模，在李超琼一生组织发动过的地方实事工程中可能算不上什么。所以，工程只在他的日记里留有些简略记载：十一月初六竣工验收。“计长千三百余丈”。“为营卒所浚”，动用了巡防营。
整治工程的造价为制钱五万，李超琼想从上海道台的银库里支取，但做不到。最后，这些钱还是由总工程局出了。总工程局出资，勉强可以算是政府出资。所以，这很可能是自上海有租界以来的五十多年里，残废的肇家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得到由政府出资疗伤。
时间已是大清帝国的最后年月了，银价飞涨，五万串制钱，可能连一万个银元都兑换不到。在没有机械设备，全靠锹镐挖掘、扁担挑运的条件下，万把银元洒在宽十丈、长一千三百余丈的河道整治工地上，最多也只能做一些表面的疏通和清理。肇嘉浜的淤塞和污染不可能得到根治，在河浜两岸窝棚里栖身的那些人的生活境遇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改善，租界里的外国列强的扩张野心也不会稍稍得到遏制。
肇嘉浜河整治工程竣工验收的日子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六日。那天下午，李超琼和总工程局的办事总董莫锡纶、议事总董姚文楠，以及巡防营的两位军官来到肇家浜南岸，从西往东“沿浜周察”。对照要求，逐次验收。
确认竣工后，李超琼和他的同事们步行走到斜桥北堍。那里有一座带阁楼的旧房，可以边歇脚，边等待马车和轿子过来接送。
李超琼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板，独自登上阁楼。阁楼的西窗外，是斜挂在天边的日头和横卧在肇嘉浜沿岸的那条由“棚户”、“船户”和“窝户”构成的灰暗长龙。北窗是闭着的，但透过云母片破损剥落的窗棂，可以看见肇嘉浜北岸徐家汇路路口处的一座不大的教堂。这是美国基督教安息日浸礼会五年前建的。教堂正面的中央，高高伸出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简洁挺括，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闪光。
李超琼独自一人，在阁楼上久久徘徊，仿佛是存心要等待肇嘉浜和教堂都一点一点地隐入夜幕。
隔着楼板，莫锡纶、姚文楠几位先生都清晰地听到楼上的踱步声。捂在他们手里的茶杯，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莫锡纶，字子经，上海辛亥光复后，被委任为市政厅市长，是第一任正式的上海市长。姚文楠，字子让，辛亥光复后当选市政厅议事会会长。
那天，等到李超琼传令回府时，天已麻黑，时钟过了五点半。
六年后的民国三年（1914），法租界当局果然再次强行获得越界筑路的“警权”，租界实际范围扩至北自长浜路，南自斜桥，东自麋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徐家汇。他们在斜桥、蒲肇河肇家浜河段的西头、法徐家汇路的路口，建了座大铁门，设置了岗哨，朝启晚闭。在岗哨里执勤的是法租界警察。到那个时候，法租界面积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亩。
1914年上海法租界出版的地图，公然把包括斜桥以西整个肇嘉
浜河段在内的所有各条法租界沿界河道以及河道彼岸的岸线，全都一并画进了自己的范围，使得曾在光绪三十三年为争夺肇嘉浜主权而与李超琼并肩一搏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早已亏欠累累，不惜再添五万新债的李超琼本人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统统灰飞烟灭。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真的英雄。［2］
［1］引自李超琼光绪丁末新年第三日《致侃儿》，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2］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在官日记》稿本，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生命尽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二十日，是李超琼六十三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因为时值国丧，家里一概不得有所举动。子女辈的拜祝也免了。只是在寝室里设了祭，让他独自一人，素服冠带，向自己的父母亲牌位磕头行礼。
那天近中午，他去新闸路看望了程德全先生。
程德全，字雪楼，曾任奉天巡抚，署理江苏巡抚，官场尊称“程雪帅”，是李超琼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程雪帅为官清廉，却横遭诬陷，于上年六月引退养疴，隐居沪上。初到上海，程德全已经“囊无余资”。八月里，他租住的上海新闸路的一处寓所又遭了贼偷。十月，国家巨丧，程雪帅“沧然欲泪”。他身患足疾，老想着要回四川故乡。在上海，只有少数几位川籍同乡常去照料他，李超琼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李超琼试图婉言劝阻他的返乡之念，因为路途遥远，又时值严冬，老人的身体状况可能“不足耐风雪”。
六十三岁，在李超琼心底里，总觉得自己的命运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这年的年初头上，一位叫王肇之的上海本地乡绅为他看过相。王肇之说，李超琼“鼻运甚劣”，所以财运、官运都不甚佳，但转运就在眼前，六十三岁是李超琼命运的一个坎，既然已经跨过，那么就应当会“渐见佳境”。
其然乎，其不然乎？李超琼将信将疑。他完全不知道这“佳境”会是什么，但心里仍然对它充满期待。
一个月之前，皇帝和太后的去世，曾在朝野上下引起过迷茫和恐惧。李超琼向来注意某些在沪日本人士的想法。在这些日本人看来，“一旦天崩地裂”，中国“内变必生，外患必亟”，正好是“其国可乘之机”。
而事实与那些觇国者的愿望相反，面临大难的大清朝，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稳定，政坛上出现了罕见的平静。李超琼担任督办的上海地方自治，继续在改革的深水区平稳推进。
宣统元年（1909）元月，朝廷有谕旨下达：“本年各省均应举行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
闰二月，江苏省咨议局选举开始，上海县令李超琼担任上海县选区的初选监督。
初一那天一大早，他就乘着马车，冒着雨，开始对辖区内的十个选区逐个巡视。最先去了火神庙一带的第一选区，看见郭聘之等董事都已到齐，而游姓、易姓二位管理员还迟迟未至。他有点不高兴，立刻派人去催。
关帝庙一带是第二选区，管理员元甫和姚子让、蔡山泉几位绅董都早早地到了，一切井井有条，发放的选票已经超过了二十张。
西门外官契局一带是第四选区，李超琼到达时，高兴地见到人头攒动的热闹场面。
返回县城，再出东门，来到商务分局一带的第三选区，看到选民“来者亦盛”。王一亭、张乐君几位都在。
马车继续前行，来到天后宫内的第五选区，王肇之是那里的管理员，情况也很不错。
回到衙署吃中饭时，“日恰卓午，晴光烺然。”这一个上午，他把城厢内外五个选区周全都跑了个遍。
初四为初选投票日。投票之箱，是事先封锁的。李超琼是初
选监督，选票是否有效，都由他审决。选票箱的钥匙，也都归他掌握。检票拆票、唱名、登记黑板、加注票数，则由当地士绅担任。投票场所，各种角色分职任事，形容整肃，井然有序。上海县衙里的丞、簿、尉等吏员也被调来帮忙。
当天，除去少数废票，上海县实开选票二千一百九十张。凡得票二十五张以上者，即可当选议员。唱票结果，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二十二人，城乡各居其半。李平书得票八十二张，为最高，姚文楠七十六张，次之。
初十日，城厢明伦堂又举行了一次补投票，一千三百九十八人参加。得票二十五张以上当选议员者二十人。两次投票，共选出候选议员四十二人，没有突破省里分配的四十四个名额的指标，一切顺利。
这次选举，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正如他当初担心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社会基础不够一样，选举范围实在太小，代表性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但他知道，其意义非同小可。中国人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后，用选票选出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毕竟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乐见其成。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十一日，是李超琼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天色朗晴，心情也好。上午，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孙侍郎由京来沪，他去侍郎下榻的汇中西旅馆拜谒。正好，上海道的蔡道台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