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夏多雨。南汇衙署破烂不堪，堂堂县令连几个筑漏的钱都掏不出。闰四月二十九日，“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而至。治事斋内间，漏如泻瀑。承以木瓦等器，俄顷而满。逾时许乃稍息，檐溜如故，终夜未止。”五月十四日，“屋漏如泻，书籍器具多沾湿者。乃移治事几案于前轩。”五月十九日，“雷雨大作，坞漏如泻，淫潦为患”。日记对于这些细节的记录，是李超琼经济窘迫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真实写照。
钱都到哪里去了？四月，李超琼请溧阳人周莲舫来帮助核账。周莲舫是江苏省里很有点名气的老财务，曾做过好友凌焯的钱谷师爷，现在在松江知府衙门里掌管钱谷。
二十几天后，周莲舫来信，说：李大人您在无锡、吴县两任移交时，拖欠应上解的漕粮银子，合计“至三万余金（指银两）之多”，这些都是因当地受灾，通过向上申请，获准缓缴的田赋。缓缴可不是免交，欠皇上的钱能不交吗？李超琼读罢，不禁“为之悚骇”。连忙请人复核，情况果然如此。
又过了半个月，周莲舫老先生亲自从松江府赶过来，与李超琼当面“综理度支”，告诉他，勾核的结果，李超琼的亏累，已经超过了七万两。
李超琼本是一赤贫之士。“作令二十余年，乃竟至此”，这是为什么？别人做一两任县官，就能致富。且看同僚同寅，腰缠巨万者不胜屡指，为什么他李超琼“独若是累”？他自己总结成四个字：“迂疏自累”。
“迂疏”，是李超琼当着理财高手周莲舫老先生的面用的谦词，他承认疏于理财，甚至拙于理财。这个说法自有道理，也好理解。但事实上，每当不该疏不该拙时，他还是照样“疏”照样“拙”。这一年，冬漕粮米开征前，他宣布，粮钱每洋元作价从市价的一千文，调高至一千零一十五文。又宣布，征粮开始后十日内，粮钱折价，比市价再提高，至一千零二十文。为的是大灾之后，需“慰民望”，需要让百姓得到抚慰，看到希望。至于“损在我”，李超琼“固不辞也”。
李超琼游宦三十年，走南闯北，处事阅人无数，还自称“迂”。这个“迂”的含义就复杂多了。在内心深处，他总以为勤政就能救民于水火；他总以为清介就可以独善其身；他总以为爱民就是对在“正大光明”匾下坐着的那个“尧癯禹瘠”的年轻人的最大忠诚。而事实又往往不是这样。自称“迂”，只是他内心痛苦的一种表达。细品之下，还可体会出他的表达中带有的某种傲气。
深谈中，周莲舫批评他没有积极地去利用朝廷的“奏销”政策。
奏销，是清朝的一项财政政策，基层单位如果财政亏累或钱粮欠缴严重，可以将钱粮账册上交省布政使司，由布政使司再呈户部，再由户部详加磨勘。审计通过，方可注销。但对一个县令来说，只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政策。
户部的利害，根本不在“审计”之权，而在于“批驳”之权。审计本身琐碎而复杂，审计人又握有严正堂皇的理由，参与审计过手账目的书吏总是多人，其中只要一个小书吏找出一点小纰漏，就足以使案子被驳回，或者来回反复地折腾上若干年。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通过皇帝特批，绕过户部审计，才算完成了为荡平太平天国之乱所耗军费三千万两银子的奏销。而且，事情过后，曾国藩如释重负，“感激次骨”，在给儿子的信中甚至说，朝廷这次准予奏销军费，比赏赐他高官厚爵还要感激“百倍过之”。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尚且如此，一个小小县令哪里敢存什么奢望。李超琼实际从来没有对奏销抱过幻想。
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是父亲的四十周年祭。前一天傍晚，李超琼去海边踏勘圩塘后，带着一身疲惫，回到衙署。看见家人在他的寝室里布置的祭坛，不禁悲从中来，一头扑倒在父亲的牌位前痛哭失声。
他一边哭，一边反反复复背诵着《礼记·檀弓下》中的一段话“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尽情地宣泄着内心的悲苦。
子路家贫，一生都在为没能像样地安葬父母而内疚的故事，使他联想到自己因为穷困，父亲在世时未及尽孝；又联想到自己财政枯竭，想救百姓于水火，却总是困难重重，难如心愿，于是心如刀绞。
“李公塘”
在李超琼生命最后的几年中，历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对他青眼有加。
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陆元鼎开缺，新巡抚陈夔龙接篆。
陈夔龙见面就当着众官的面大声说：李君的贤能，我很早就听说了（“李君之贤，吾素知之”）。又说：所谓一县的牧令，那就是老百姓的父母。李超琼的财政紧张到了这个地步，让他怎么去努力为民办事啊！（“所谓牧令，母民者也。而支绌若此，何以力民事！”）
九月，端方任两江总督。当初，端方任代理两江总督时就认识李超琼。两三年不见，李超琼已经“须髯如雪”，双方都有感慨。端方关切地追问李超琼财政窘绌的原因，李超琼说：这是因为我从不计算个人利害，而只为吏治和民生担忧。（“非计利，而为吏治民生忧也”）
端方又问，既然你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在征漕折银上让利于民呢？李超琼回答：我这样做对国家、对百姓、对官府都有利，只是对县里的银库有点小损失罢了。（“利国利民利官，而独不利仓场”）端方听完，愣了好久，为之怅然，内心显然受到了震撼。
封疆大吏的信任和赏识，似乎意味着官运的降临。三十三年（1907）年初，两江总督府所在的江宁府（正四品）出缺，端方亲自手书提名举荐李超琼。三月，吏部发文允许从外官中保送御史（正四品），排来排去，江苏省符合条件的最佳人选，又是李超琼。做了二十多年知县，也该有个出头之日了！
但是，命中注定，这等好事都与李超琼无缘。原因就是他“负累之重，不能脱身”。
问题还在银子。替朝廷去向老百姓征收田赋，历朝历代都是州县官的最大职责。官员的离任审计，早在宋代就是一项成熟的制度。晚清纲纪松弛，审计常常形同虚设，但毕竟是一道必经的程序。拖欠着较大数量的皇粮国税而要易地为官，难度之大，不是巡抚也不是总督能说了算的。
但是，有了封疆大吏的器重和理解，毕竟是好事。虽然升迁不成，往来办事倒变得诸事顺遂。李超琼在取得了两万九千两积谷银借款之后，又顺利地从藩库借到了截漕银一万两。
借到截漕银后。李超琼还意外地从江苏的“铁算盘”、时任臬台的朱之榛那里听到了几句暖心话。现在，眼里只有钱的朱之榛，居然也对李超琼在经济上的难处诚恳地表示了谅解。还告诉他，这会儿漕粮银子还没往北京解送呢，你要借就趁早来借，没人追问。
南汇县的新海塘工程推进顺利。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李超琼邀约南汇沿海各团绅董共同前往实地勘察，确定了新海塘的具体位置和走向。
勘察十一日开始，从北向南逐段进行。因怕误时，李超琼十日晚上就雇船出发，下半夜赶到江家路，只是天亮前在船上打了个盹。黎明登岸，在一座古寺前与储学洙、储宗盛、江瑞梁、周国平、顾德钰等地方绅董会合，由钦公塘北行，从夏家路口转东三里许，抵王公塘。又北而东，到达与川沙厅交界处的七团沿海的展塘，选定展塘为新海塘的起始点。
在凛烈的海风中，李超琼又升舆南行。随从们沿途植插小旗，标识新塘位置。小旗连成的红线，迤逦十六七里。中午，李超琼和大家在一座海神庙里就食小憩。饭后继续沿海岸而南。经过施家路，经过濬源、养正两所学堂，直到朱家路，才登舟就宿。次日，由圩岸南行，入四团界，至老港。因为水路不通，就在当地富户沈如金家寄宿。李超琼不管在哪里任职，外出巡乡，都是在雇来的小船上与艄公一起支灶做饭，拥被而宿。上岸借宿是难得的一次。此时，标识新海塘位置的小红旗，已经迤逦三十余里了。各团绅董顾永葵、方琴南、张景陶都赶来参与了。
再行二十里，到达大团时，夏梅舫、陈仲英、计伯吹等士绅从县城过来，都早早等在那里了。新海塘筑到此处，要经过一片长满芦苇和茅草的滩涂湿地。当地人安排李超琼和士绅们登上一条小船。再赶来两头大水牛，扣住船头；牛背上各骑上一人。骑手们策牛而行，拖牵着小船在沼泽地里行进，既平稳又快速。巡视约六里，船上众人议定，就以“常潮所及之地，让出五百弓为准”修筑新塘。
第三天中午到达三灶港，在一个茅棚小憩片刻，再循圩塘而南。这时，北风甚烈，人在舆中寒意凛凛。下午申酉间，到达泥城。
第四天，黎旦即起。李超琼在绅董们的簇拥下，乘肩舆向西南行，去看南汇角。海岸线沿此地而内折。那里有大小两座庙，众人商量后确定，以此为新筑之圩的南端起首处。
三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午夜二鼓，苏州藩台衙门挂牌公示：上海知县王少谷与南汇知县李超琼对调署理。十九日，李超琼雇下一条船，当晚赶到王家滩。
次日大早，又乘肩舆行二十里来到圩塘工程总局。总局的值班董事们都从睡梦中被叫起。李超琼下令，立刻举行圩塘开工典礼。由他亲自在海滩上主持祭海神礼，宣告新海塘工程开工。
那天，海边大风非常劲烈，有些赶来参加仪式的董事们的轿子都被吹翻。行礼毕，李超琼训话时，到场的人们都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李超琼意犹未尽，返回途中，他在船上竟一气呵成，赋得七言律诗共八首，都是给南汇百姓的临别赠言。
二十天以后，当李超琼即将渡过浦江，去上海县任职时，全面负责南汇新海塘工程事务的当地士绅顾永葵冒雨从工地赶来，据他带来的最新信息：塘工“已及四成”。
四月二十日，南汇县新海塘完工。上海县令李超琼被请回南汇，在谢源深等地方士绅的陪同下，参与了新海塘验收。此时的新海塘，因南北两端与奉贤、川沙海塘衔接的需要，实际长度达到一万三千丈，超出计划两千多丈，超过了王公塘、钦公塘，成为南汇历史上最长的海塘。比王公塘、钦公塘优越之处是，新海塘塘身上建有十五座坚厚木闸，所有闸门都用洋檀木制成。塘之东，挖成一条与塘平行的四丈宽的护塘河，河上架设木桥三十六座。不尽如人意的是，由于经费的缘故，新海塘塘高没有达到八尺，只有七尺，仅高过王公塘一尺。
按照筑塘之初李超琼与各方利益关系人反复磋商的结果，由各团积谷银提供的筑塘借款，将由南汇县通过“按亩带征”的办法，逐年解还，连本带息，五年还清。新塘到王公塘之间的田土和王公塘到钦公塘之间的田土，实行不同还款征收标准，前者每亩每年带征三十文，后者每亩每年带征六十文。
重要的是，一项起初由李超琼建议、松江知府戚升淮同意的政策得到了贯彻。即，新塘筑成后，新圈入的土地仍旧只许作为各团（堂）的公产，而不准私人承买，不准借“永佃制”的方式转手出租。［1］
这一政策的设计，得益于施则敬的提醒。当年，王公塘筑成后，新塘圈入土地成为各团（堂）的公产，但还是有人通过请托关系，以低价长期“租”下（实际是买下）这些土地，再利用江南“一田两主”的永佃制转租出去，使自己成为名义上的佃户、实际上的业主。李超琼认为施则敬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新海塘所用资金多少带有“赈”的成分，为官者要尽可能避免产生新的社会不公。［2］
与苏州府元和县金鸡湖上的李公堤不同，浦东南汇新海塘筑成后，一直没有正式名字。最早，它相对王公塘而被叫做“新塘”。但在这之前，王公塘也是相对钦公塘而被叫做新塘的。此新塘彼新塘，容易混淆，诸多不便，于是“李公塘”才慢慢出现在当地人的嘴边。
“李公塘”，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书面文献中，可能是民国十三年（1924）的《南汇县续志》。
从来没有人题字勒碑，从来没有人倡导宣扬，李超琼自己也不知道。此时，他的生命还有三年，至少从他在这最后三年中留下的日记、诗歌和书信中找不到这个名词。天长日久，平平常常而已；口口相传，自然而然而已。这就是口碑。
算起来，李公塘大约为南汇人抵挡了一百年风雨。在1915年7月和1933年9月的大海潮中，它曾经两次严重受损，而终未垮塌；1949年4月，它又被国民党军用来作为抗拒解放的作战工事，布雷挖壕，弄得千疮百孔，险象环生，但始终屹立不倒。
1949年7月24日晚，当年的六号台风正面袭击南汇的祝桥、老港。强风、暴雨，又恰好与天文高潮相遇，潮位高达五点一八米，李公塘又被冲决。海塘之内，汪洋一片。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亲临海塘决口指挥抢修加固。灾后，经陈毅提议，重生的李公塘改名为“人民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