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人口流动浪潮，大量农村人口离开了承载其数十年的栖身之地，纷纷涌进繁华的城市，成为了都市里的“外乡人”，城市人习惯将其称为农民工。尽管这个称呼一直受到争议，但在争议中，人们继续称呼着。政府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是这样定义的：“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但在农民工中，除了一部分以雇佣形式获得工资性收入外，还有很大部分是以从事个体或商业活动为主，其收入不以工资形式体现。于是，工资性收入不能作为界定农民工身份的唯一标准。究竟如何定义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学界数年来一直有争议，未形成定论。但基本形成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共识：首先，他们来自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其社会身份和原始的经济身份仍然是农民。其次，尽管他们是农民，但已脱离农业生产，其主要经济活动是从事非农产业，如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环卫清洁工，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从广义角度看，农民工就是城市中所有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城市中从事二、三产业的所有工人、服务从业人员及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农民工是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现象，受到了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农村移民的著述颇丰，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英国J.萨维尔著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人口的减少：1851―1951》一书，言简意赅地提供了农村人口外流的历史背景，对造成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因素，如城市社会的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衰落等有独到的分析，从宏观和个别两个范畴对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进行了论述。D.贝恩斯在其著作《一种成熟经济的移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向外移民和国内移民：1861―1900年》中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19世纪下半叶农村人口向城市和海外的流动及城市人口外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法国，让？皮梯埃的《农村人口外流和法国国内移民》用详尽的统计资料论述了法国一个半世纪的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后果。乔治？迪比等学者在著作《法国农村史》中也分析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和城市化。与城市化相关的著作还有雅克？杜帕奇埃等著的《法国人口史》，该书分析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和城市化。在美国，较为权威的著作是埃弗雷德？李等编著的三卷本集体著作《1870―1950年的人口再分布与美国经济增长》，该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发展与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D.约翰逊和R.坎贝尔著的《美国黑人的迁移》专论了黑人流动及其原因和后果。另外，有关城市化和外来移民的代表之作是D.沃德的《城市与外来移民――19世纪美国的地理变化》。德国沃尔夫冈？克尔曼著的《工业化时期的人口》高度评价了农村人口转移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克劳斯？约？巴德教授的《从向外移民的国家变为吸收移民的国家：德国1880―1980》研究了19世纪的劳动力市场、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重视了农村人口转移同德国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外有关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著作很多，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都论述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专门问题，涉及的内容包括城市住房、卫生状况、城市文化、市政管理、移民的年龄和性别结构、移民的社会后果、城市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等，这些著作既描述了欧洲人口流动的现实状况，也揭示了在欧洲国家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中国有关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研究起着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题目，在此领域，国外与国内存在着较大的经济、体制、环境差异，对多数国外研究者而言，体会和理解中国农民工生存的环境存在着较大困难。因此，国外研究者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立足本国的关于纯粹移民问题的视角上。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凸现，中国国内出现的许多现象也格外受国外学者的关注，农民工问题也不例外。所以，尽管存在体制和环境差异的困难，仍然出现了不少有关农民工专题研究的国外著作。对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D.J.Treiman等人在对中国农村移民进行抽样调查后，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某个体男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机会与其父母受教育程度、从事工作、政治经历、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其父母文化水平越高，从事非农工作，或有其他如服军役等政治背景，某男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机会就越大。
M.C.Seeborg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间的移民现象跟中国体制改革有着明显的关系，随着中国城市和农村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已经逐步被解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启了一扇宽敞的大门。同时，市场经济改革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催生了城镇私有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一推一拉更加快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
M.Mqurer-Fazio等人对外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工资水平比城市职工高，但其工作时间却要长得多。城市职工受培训的机会比农民工多，但农民工比下岗职工又要略好。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大，但由于农民工在工作选择上并不挑剔，容易找到工作，找工作的信心明显强于城市人口。
Zhigang Lu就城乡移民的收入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进入城市和产生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的存在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有效性和公平性。
于是，有人专门就中国户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如XiaogangWu＆D.J.Treiman研究发现，有教育、党员和军队服役背景的人更有助于获得户口的流动，同时，婚姻也是户口转换的一条重要途径，其结论认为中国的城乡移民其实早在市场改革前早已有之，两种流动形式是交互进行的。
农民工进城之后的居住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重要内容，Hiroshj.Sato对中国移民的城市居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租赁形式是农村移民在城市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城市居民作为住房所有者与乡村移民这一租住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形成了一种新的住房贫困问题，而这也可能导致诸多城市社会问题。由此，城市政府有必要制定全面的住房政策，将受益群体扩大到农民工群体，以体现政策的公正、公平。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学、人口学的角度就中国农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住房、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子女入学、移民困难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通过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查阅分析，获得了两点收益：一是他们采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理论分析方法；二是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实证的研究，丰富的数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分析，对结论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毕竟国外的体制环境和中国的体制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很多观念和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国情，而更有借鉴价值的则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研究者，国内学者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更贴近中国的实际。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大量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农民工收入、社会地位、社会交往、文化素质、就业现状、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心理健康等方面作了有益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之后国内出现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定量研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数据的获得方面来看，90年代之后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抽样方法，样本量非常充足。从分析方面来看，主要采用了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描述统计直观地反映了变量的分布特征以及内部关系，给人直观的感性认识，因此，得到的应用较多。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关系密切，都反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相关分析研究变量之间是否有线性关系，回归分析则通过因素分析从影响因变量变化的因素变量中寻找更为显著的影响因子，以区别重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该方法对研究者统计知识要求更高。但总的来看，定量研究正成为我国学者常用的一种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了由虚向实的转变，也变得更有说服力。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冯桂林等《我国当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肖云等《农民工就业及其可持续发展――对重庆市1083位样本农民工的调查》，李睿等《北京地区建筑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调查》，等等。同时，还有杨宏山、李强、李雅濡、钱雪飞、张戈、李祥等学者也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农民工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对学界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二）研究内容
国内对城市化及该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的研究有大量的专著和专题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王春光在《社会流动与社会重组：京城“浙江村”研究》和项飙《超越边界的村庄：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对生活在北京的浙江村进行了研究，对中国较大的一个移动群体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另一个学者李培林著有《村落的终结》《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等专著，同时发表了《流动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对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及行为进行了较深的研究。柯兰君、李汉林主编的《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以论文集的形式对生存在都市里的农村移民的生活、工作、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王春光还在专著《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一书中对农村移民的状况进行研究。蔡？主编的《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上作了重要探讨。周大鸣对珠江三角洲的人口研究较深，发表了《珠江三角洲的人口移动》《珠江三角洲的人口移动与文化适应问题》《外来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从农民工眼中看农民工和适应过程》《永远的钟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等一系列论文。
除此之外，郑杭生、李路路等著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对城市社会中的农民阶层作了研究，郑也夫编的《都市的角落》以职业个案调查的形式对城市中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村移民进行了调查。卢海元著的《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物换保障：完善城镇化机制的政策选择》从农民的保障机制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保障进行了有益研究和探讨。另外，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孙立平《农村外来人口：无法定位的边缘人》，池子华《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对策》等都对中国城市外来农村务工人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从内容分类来看，以下研究值得借鉴：
1.就业与收入、消费
农民之所以变成农民工，源于其就业形式的变化。自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那一天，该群体就多了一个新的职业角色。从其就业特征来看，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就业特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就业非正规性。李强研究指出，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既包括在正规部门从业的“临时工”，也包括那些根本没有任何正式单位，组织性极差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服务活动。除工作活动的非正规性外，农民工就业形式也缺乏普遍的正规性，能依法签订用工合同，并享受同等城市福利待遇的比例非常低，用工形式不合法，不正规，这也是农民工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农民工处于一种非正规就业状态，主要工作于次要劳动力市场。
第二，职业层次低。马九杰等通过深圳个案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层次低，劳动时间长，收入不高。笔者也曾就此作过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餐饮服务、清洁工作、搬运等艰苦行业，大多从事着城市人口不愿从事的“脏、累、差”工种，劳动强度大，收入不高，甚至某些工种还具有较高危险性。
第三，工作稳定性差。马九杰、张戈的研究都反映出农民工职业具有稳定性差、临时性强的特征。张戈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有失业经历的高达83.57%，肖云等的研究显示农民工有近60%换过工作，工作变换频繁。
很多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就业及其收入的决定机制。马九杰、曾旭晖等人的研究显示，体制和政策障碍是农民工收入较低的直接影响因素，另外，农民工自身因素如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风险意识等，影响就业层次，是其始终处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原因，而务农的经历也可能给他们城市工作带来消极影响。李睿、钱雪飞、王东、苏群等人的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民工文化程度、从事工种的技术含量，同时，年龄、培训情况、务工时间、性别、婚姻状况等也对农民工收入有较大的影响。石振的研究显示，打工地人均GDP水平对农民工收入也有较显著的影响，人均GDP高的城市因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劳动力成本高，工人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地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
对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学者也进行过研究。通过对珠江三角洲6个市所辖9个镇的农民工调查分析后发现，农民工月工资平均在300～500元之间。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分析得出其消费特点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总的来讲，农民工在城市虽然比在农村收入有所改善，但在城市中仍处于低水平，消费形式也非常单一，恩格尔系数较高。可见，除生活消费外，其他如文化娱乐等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一些人很少涉猎，吃饭、工作、睡觉成了农民工生活的三部曲。
从之前的研究来看，影响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的因素较多，起主要影响的有文化程度、培训情况、打工时间、技术水平，之外，年龄、性别、婚姻等个体特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个体因素外的体制、政策等外在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
2.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层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分化堪称农民的分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分化出一个独特且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现在“我国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占全国职工总数的1/2以上”。2003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明确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我国政府不仅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而且承认了农民工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陆学艺提出：“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的社会中崛起，被称为‘新工人阶层’。”李强认为，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的重要一员，使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变为“三元社会结构”。尽管如此，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乐观。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我国学者李强作过研究，他1996年以来曾作过多次社会声望地位的调查。结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的100种职业排位中，排在第92位（经商）和第90位（打工者），且排在最后十位的职业都与农民工相关。
也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地位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与未脱离农村前有所提高，但其总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农民在社会职业身份体系中已经是最底层了，其流动方向也只能向上，但无论怎样，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其地位一直未能得到与其经济职业相应的大的提升。
对此情况，学术界大多用“边缘化”来形容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在很多学术著作中，对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判断基本为：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居住条件、收入水平、生活条件、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各个方面都居于弱势地位，是城市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其特征表现在：一是遭遇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二是受到就业限制和排斥；三是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权益受到侵害；四是无法融入城市文化生活，始终作为城市文化的看客和边缘过客。面对如此状况，农民工自身亦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困惑中无助地挣扎。
正因为如此，国内很多学者有过争议，能否将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定义和研究。但遇到一些问题，如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时期的特殊称谓，在城市经营成功则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不成功则回归农村，继续扮演农民的角色。同时，农民工群体本身也具有多重特征：在农村属于精英群体，在城市属底层弱势群体，且农民工内部也有分化，有经营成功的私营者，有成功的管理者，也有依赖务工工资生存的普通打工族。因此，对农民工进行阶层定性存在一定困难。但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农民工积极向上流动，进入城市社会的中产阶层，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
3.农民工流动与社会交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造就了农民工，而农民工的流动也成为了学界及社会各界关注的方面。
在农民工流动的最初阶段，人们将之称为“盲流”或“流民”，将农民工的流动看做是盲目、无奈的流动过程，因为各级、各地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转移的数量非常小，相关部门很难掌握到具体的数据。
但有学者经过调查分析发现，情况并非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曾在广东调研，发现农民工流动并非无序、盲目的，而是有其自身规律，是在人际关系网络支持下的有序流动。其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农民工获得外部信息的渠道和作出决策的依据，亲友关系、老乡关系、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农民工流动的关系支撑。于是，有学者认为，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工依靠亲缘、地缘关系进行流动却是一种理性流动。李培林在《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中就认为，这种以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流动，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制度，却发挥着节约农村和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
对农民工流动带来的影响，学者们也有所研究。在经济方面，有学者通过调查邮政汇款，发现农民工将所挣工资一部分邮寄回家乡，成为农村家庭成员稳定的生活来源，起到了缓解村庄贫困的作用。从客观上讲，这种流动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中的精英群体，在外出创业成功后回乡竞选村级领导、参与村级政治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打破了乡村原有的政治体系，为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原有初级关系的基础上，不断维持和拓宽自己的关系网络，冲击着城乡二元关系网络结构，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认为，正是这种流动，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已不再局限于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同质网络，工具理性的特征开始表现出来，开始由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向次级网络铺开，这种变化标志着农民工从传统向现代、由情感向理性转变，这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推进城乡互动，城乡一体化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4.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应享受的一项基本权利，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导致无法充分享受社会保障权利。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日益被国家和社会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得到学界的广泛研究。早在1994年，郑杭生就强调应该发展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成果。
我国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堪忧。一是存在就业歧视。农民工因其农村户口身份在就业时常受歧视，失业和生活无保障现象严重，不能享受失业保险，也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工伤和医疗保险的享受率也非常低。二是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在就业时很少有雇主与其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即使签订，权利义务也不对等。而且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几乎没有法定休息日。对此状况，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第一方面，就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是体制原因。白凤峥认为，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城镇居民享受着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农村居民则依赖土地，以家庭和集体为依靠，主要依靠家庭保障。而农民工则脱离这二元主体，成为边缘群体，一方面已脱离了土地，另一方面又难以融入城市，加之其流动性强，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又因地区的界限难以接续，造成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以来未能完善。另外，政府前些年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政策的制定力度上远远不够，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处于如今地步的重要原因。二是认识问题。孔丽、彭宅文、王玉玖等人认为，一方面，农民工因其边缘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诉求，加之农民工自我社会保障意识差，对社会保障缺乏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不够重视，推卸责任，逃避参保。另外，地方政府执法力度也不够，对用工企业或个人逃避对农民工参保的行为很少过问。三是法律法规方面。我国法制体系还不健全，缺乏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法律，现行的有关农民工的有关政策粗糙且范围有限，而且在操作方面缺乏灵活性。
第二方面，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策进行了探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对减少和化解我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风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也对如何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体制根源，因此，学者孙长青认为，应按照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以身份证、出生证为基础的管理办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在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孙长青，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及制度创新[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在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路径选择上，学者们提出的思路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是借鉴目前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办法，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组成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作为协调落后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自治组织还不成熟，还难以担此重任。
第二是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理应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是纳入农村保障体系。学者杨立雄在其《“进城”，还是“回乡”――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造成城乡待遇不平等，而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则可能产生社会保障的三元结构。因此，应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保障内容，建立正式和非正式保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制转换杨立雄，“进城”，还是“回乡”――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
第四是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学者郑功成就建议参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实行分层分类保障，先工伤次医疗，再救济救援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李强则提出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劳动”，以保障就业农民工能通过“公共劳动”得到生活保障李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困境与出路[EB].中国农村研究网.www.ccrs.org.cn，2003。也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的思路。还有学者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政府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责任，应消除政策障碍、完善有关劳动法规、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政府部门对农民工的援助职能。
总之，对如何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基本达到一些共识，即要区分对待，低门槛，高覆盖，结合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实行统账结合，在保障的顺序上，先工伤、次医疗，再救助和福利，后养老和住房保障。
综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认识从开始的感性逐渐走向理性，许多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方法大多停留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少，由此就导致很多研究成果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缺乏由数据支持的深层次的研究。二是存在结构性偏差，大多趋于如何快速建立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连锁反应估计和研究不足。三是研究所提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解决方案还比较粗糙，系统性和操作性不强。尤其对涉及到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研究不够，使研究出来的实施方案难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客观和微观的两个视角，综合运用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认真总结我国的实践教训，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个人、企业、政府三个层面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注重操作性。
5.农民工培训
对农民工培训方面的研究较多。刘伟民、李淑娟在《浙江省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趋势预测》一文中，通过调研，从统计数据上分析，认为受供求关系的直接影响，浙江省农民工需求继续扩大。受产业结构影响，农民工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上升，民营企业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渠道。文章认为，“十一五”期间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方向和重点，一是加大对本省农民工的培训，二是更加注重外来农民工的培训，三是职业技能培训将是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重点刘伟民，李淑娟，浙江省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趋势预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Sep.21，2007。敖国勇、姜勇在《武汉市农民工技能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一文中对农民工培训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培训时间不合理，培训期间耽误工作；二是农民工对技能培训带有偏见，缺乏培训学习的目标；三是企业不够重视，只使用，不培训；四是培训方法和课程设置不合理，政府对培训市场监管不力。对培训农民工的对策，二位作者建议，政府方面要加强组织领导，抓特色培训，并抓好维权工作；培训机构要以市场需求为方向，丰富办学形式，加强师资建设；企业要解放思想，建立良好的培训机制，敢于在资金上投入，并与政府部门、培训机构配合和沟通好；农民工则要充分认识到技能培训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培训敖国勇，姜勇，武汉市农民工技能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中国培训，2007（10）。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技术培训的态度，王政、高贯中、石峥嵘《劳动力输入地农民工对待培训态度的调查》一文认为：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愿望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任何单因素都与参加培训的愿望和动机呈弱相关，按相关系数大小依次排列为：留城倾向、收入、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工作和收入满意度、对自己工作能力评价、性别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劣势的人，其培训动机较弱，而那些各方面条件较好者，其培训动机都较强。由此得出结论：要搞好农民工的技术培训，首先要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保障他们的休息权利，为他们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条件；其次要重点抓好学习愿望最强的群体，以期望取得最大的培训效果王政，高贯中，石峥嵘，劳动力输入地农民工对待培训态度的调查[J]，中国农学通报，第23卷，2007（8）。
关于农民工培训的研究文章较多，大多从现状与培训思路方面着手，比较细致地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培训的现状，提出了一些解决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思路，在此不一一赘述。总的看来，该方面的研究在提出解决思路上都仍停留于理论和理性角度，缺乏一定的操作性，没能将农民工与基于政府、企业、培训方的具体情况结合完好，存在一定脱节，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完善。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研究的内容非常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农民工收入、社会地位与分层、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外，还有许多学者就农民工的心理、子女教育、文化生活、家庭模式等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有深有浅，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给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