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梁老师教我语文。他不到四十岁，已有五个孩子，师母没有工作，操持家务，侍候七十多岁的公婆，他家只有梁老师一份工资，住房也紧，生活很清苦。
梁老师教过我三姐、二哥，我姊妹六人，三人受教于他。我父亲送他一副对子，上联“范家子弟，半数受教梁……”，下联“梁氏子孙，读书全靠范……”，横批“礼尚往来”。父亲的下联并非大话，梁老师祖孙三代爱读书，家贫，从不买书，自结识我父亲，便开始借我家的书读。三姐放学后，递上梁老师还的书和一张借某书的纸条，父亲便把他要借的书包好装到三姐的书包里，嘱咐她明日到校后先把书交给梁老师。后来是二哥和我担当梁老师借书还书的差事。
梁老师借书，总是提前一两天归还，还回来的书都用报纸旧画报包上书皮，不揉、不皱、不涂、不卷边折页，干干净净。遇有疑难，便用铅笔工整地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随书带来，父亲有问必答，复信随新书附上。梁老师的长子和我二哥同班，女儿和我同班，他俩常到我家玩，但梁老师从不许孩子们私自借我家的书，孩子想看哪一本书，说给他，由他写条借阅。他女儿见我书包里装了一本《牛虻》，借回家读，梁老师看见，领着她来我家把书还给我，再向我父亲借。他怕孩子们私下借书把书弄丢了，坏了梁家的信誉。
愈是小心，愈是出错。梁老师晚上躺在床上看《彩楼记》，睡着了，书掉在地上。师母半夜把孩子撒尿，一泡尿全撒在书上，待她发现，书已湿透半本，急忙捡起来放炉台上烤，又沾了煤灰，烤干后的书皱皱巴巴，有一股臊味。梁老师起床看见后，气得大喊大叫：“你把书糟蹋成这样，让我怎么还？”师母眼泪汪汪，吓得不敢说话。正是寒假，梁老师买来纸，花了半个月时间用小楷抄完一本《彩楼记》，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画上版框，按线装书的款式装订成册，还给我父亲。他向我父亲说过逾期未还的原委，特致歉意。父亲很感动，抽出一部《明人杂剧选》说：“这本书送给你了，《彩楼记》也送给你了，抄本我留下，作个纪念。”
“文革”中，父亲住“牛棚”，梁老师每个星期必去看望我父亲。一次闲聊，梁老师问我父亲：“先生住在‘牛棚’，有什么念想？”父亲说：“我什么也不想，就想吃一碗葫芦头。”梁老师立即回家，拿饭盒到饭馆买了一碗葫芦头给我父亲送去。父亲说：“你真是急性子。”梁老师问“： 先生想吃一样东西和我想看一本新书是一样的心情，吃不到嘴，心里惦着，是吗？”父亲抹抹嘴，大笑：“我现在只有吃的念想了。”
(原载于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