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从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77年12月）的得失以至存废，引起了文字改革的又一次热烈讨论。1982年1月胡乔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文改会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30年来文改会担负三项任务取得的成绩，就今后怎样继续完成三项任务，特别是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怎样适应信息处理和机械化的需要，提出了战略性转变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考虑如何减少汉字的笔画和汉字的字数，零零碎碎地去搞这个字怎么简化、那个字怎么简化；而是要研究和提出一些重要原则，全盘解决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以适应汉字信息化的要求。”胡乔木提出实现汉字信息化的路径，是“首先把现代汉字的字形改造成为许多可以独立的字形组合成的字，也就是先要把汉字改造成拼形的文字。”而分析汉字字形结构应以部件为单位。根据这个思路，胡乔木提出了减少汉字结构单位——部件，减少汉字结构方式，减少汉字笔形，尽量分解汉字等简化汉字的15条原则。这些中肯的意见，是以他长期研究的成果作基础的。其中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写出的、长达万字的《汉字部件论》。
关于简化字的修订胡乔木认为，要通盘考虑，不仅要考虑废止“二简”，对1956年公布的“一简”中明显不合理的字也要考虑改掉。针对有些语言学家急于实行拼音化的主张，他说，“据我看，一百年左右时间实现不了拼音文字”，“汉字是消灭不了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汉字还要用，拼音化的过程将是很长的”。胡乔木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大力推广普通话，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定现代汉语用字的各项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使《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完善化、规范化等。这就把文字改革工作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四、文学艺术研究
文学艺术也是胡乔木一生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领域。1930年4月他还是一个高三学生，就发表了《近代文艺观测》，论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文艺“颓废派一未来派一普罗派的起伏”，并由此表示自己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家学熏陶，中学时代接受了新文学的启蒙，在浙大外文系又提高了欧美文学的修养，他所受的教育和聪颖的禀赋，使他成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能诗善文的革命文学青年。他在清华大学办过革命小报，在盐城办过进步文艺刊物，1935年到上海后很快就走进了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发表评论和诗作。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仍然保持着对文艺的热爱和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负责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他既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六十多年间，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论述，有不少系统的、精辟的见解。这里择要作一些介绍。
（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采取科学分析态度，这是胡乔木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
胡乔木在1981年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同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第一次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这番话，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纠正了理论上的偏差，使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二）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文艺批评，是胡乔木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表达了他的文艺观点和学术思想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褒扬。他欣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他认为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电影、电视这样的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为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很大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决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胡乔木的美学理想和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期待。
胡乔木文艺评论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作品和思潮的错误所作的批评尤其是这样。他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苦恋》和《太阳与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他指明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以及文艺领域的一些错误思想问题，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也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党的出版物”来替换“党的文学”的不确切的旧译，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党的文学这种说法是不清楚的”，“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但需要研究在创新的名义下的实际内容，“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现代主义在20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三）对文艺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胡乔木提出了科学的、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的关系，做很多的研究。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政治不能够决定文学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那样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