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汉语最肥沃的地域：宋朝以来的江南。5岁那年，一个初夏的午后，中国大陆正热火朝天地在革文化的命。凤表姐牵着我穿过小镇的中心街道，平常的喧闹似乎连根拔除般，裸露出空荡荡的安静，这时，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播报。表姐说：你长大后也可以写一封表扬信，表扬爷爷，在上面广播。我幼小的魂灵震惊了。从此，我的文学生涯有了一个内在起点。
我的童年，敏感、多病，喜欢云和星星，喜欢坐在门槛上扑捉尘埃粒子在光线里跳动的节奏。我是一个人口众多大家庭的宠儿。简单地说，我妈妈是外公的第三房生的。大外婆当家，我有许多阿姨、姑姑、舅舅、表哥、表姐和表妹。有一次，凤表姐替我穿衣，稍不顺心，就给了她一记耳光。她边哭边服侍小暴徒。幽暗的宅院，不时泛起木楼梯咚咚上下的脚步声。燕子把许多白色的巢筑在前厅的顶上，傍晚它们归巢，清晨打开大门，它们风雨无阻地飞向天空。
10岁，我随父母从安吉孝丰镇迁移到邻县长兴。小学五、六年级，少年爬上阁楼，从箱子里翻出几本泛黄的书：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梁真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和手抄本的泰戈尔，它们混杂在《毛泽东选集》、《反杜林论》、《赤脚医生手册》等书籍之中。这是我父亲，杭大中文系毕业生的隐秘收藏，在那个严酷时期，他处理了各类可能冒犯意识形态的东西，唯独留下了这几本诗集。天意如此，一个在读书无用论思潮里吵闹的孩子王，被难以理解的诗行吸引了。
之后，被点燃的火焰开始了跌跌撞撞的乱涂，同时海绵般吸收。白纸在我的手上浪费了太多的汉语。直到1986年，我自觉到我自觉了，22岁的我写出了《第一首诗》。
二
为什么写诗？这一问题追逐了我许多年，直到剥开洋葱，让每一片都摊开。最初是源自一种想表达的欲望，其实可以说是个体生命在寻找社会意义，他在时间的茫茫人海里寻找自己的那张脸；再进一步，美学企图产生了，也就是说希望用语言炼金术，拯救出某些人性的纯真；最后抵达，每首诗都是一场文化仪式，用来调整灵魂的秩序。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有着更云端的答案：命运。是命运驱使我做一个诗人。不久之前，我仿佛天眼突然开启，我明晰地认识到，是汉语选择了我这个器官，为它奉献。不知道是幸抑或不幸，我别无选择。我的性格、心智，我的孤独、痛苦和颓废的迷失，我的交往、阅读、荣誉和失落的时光，一切的一切，都是汉语在塑造我这个器官。我的人间岁月是汉语赐予的礼物。欣慰的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庞大诗歌空间，尚未被伟大使用过，为才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施展机会。
至于我的经历感受更是颠簸、直观、酸甜苦辣：从封闭到巨变，从理想的衰败到功利的胜利，以及互联网信息泛滥抵消了现实力量。总之，各种丰富性风起云涌，各种价值观聚变离合。当回过头去，发觉自己的生命体系，通过时代现场，通过和传统连接，通过对世界文学的吸收、交流，仍在不断地解放之中。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当我完成一首诗歌，其实并非我一个人的作为，是各种能量聚合的结果，是神握着我手上的笔。一首存活的诗歌，背面需要许多首伟大诗歌的支撑，需要许多非凡的行为和思想、历史经验、宗教情感、“语言的未来”等等事物的参与，同时还需要反对派的营养。
我不信赖随心所欲的草率写作，世界早已证明，诗歌语言的粗糙和意义的简单化与社会堕落是同步的。
三
诗集总是越读越薄，或许会留下几行或几首触及本质的诗。很多诗人的自恋还没有上升到历史层面，因此编选作品集不愿丢舍，这样就白白放弃了美学标杆的确立，放弃了自己掌控的那把时间之刀，任人宰割了。
这本《水的事情》跨度为37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5个内容阶段：江南水乡所生产的迷茫、略含清新的青春岁月；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孤寂现实；语言体验的太湖精神流域；时间里的江南文化；超越地理现实的生命熔炼。
一步步走来，我坚持一点：精确，精确，更精确。我从未突破一个基本底线：文学引领人类文明，而不是诗歌模仿日常生活。
每一首诗，无论容纳了怎样的意义冲突、矛盾、复杂，但都是在向一种秩序致敬。这秩序，由神殿里的群像：屈原、杜甫、李商隐、曹雪芹、莎士比亚、清少纳言、波特莱尔、叶芝……构成。毫无疑问，文学存在着等级。这观念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的一元论。
这些年，我认为我最大的进步是，有力量做到了对自我的屏蔽。无我之后，诗歌才会更清晰地发出语言的、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声音，才容易触到母语、民族的根，才可能成为公共资源。
必须承认，我的诗歌没有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反应，但我从未拒绝吸收真相、反思、爱和怜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汉语诗人，放在他面前的问题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他得从耐心里取舍出主题、对想象的虚构力和节奏处理时间的能力，摆脱流派、主义、思潮、道德的绑架，直抵真理核心：虚无里的那个永恒。
至此，我仍然不安、脆弱，词语般挣扎在一个活人的体内。
2012·12·18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