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区分上，现代滥觞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史以来，启蒙倡导的理性头一次像精神上的太阳照耀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驱散了蒙昧的重重暗夜，也构成了人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巨大推动力。经历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对可以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本身充满了自信。在西方的精英文化层中，培育出了以理想主义作为其支柱的现代文明的发展理念。在这种理念的理解中：历史总是进步的，明天会更美好。“目的论”的历史发展观就是这一理念发展的极致：它可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这些解释成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适性的大叙事框架中。这种对美好未来的确信和把握，因打通了人类平凡个体的短促一生与更为广大而恒久的神圣事物之间的整体联系，极大地唤起了人的超越性动机，所以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秩序、意义和凝聚力，也使不计其数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乃至甘愿抛头洒血。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把握历史、创造未来的激情，曾充分体现在一首脍炙人口的歌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现代的历史进程开始向启蒙理想已经破灭的“后现代”的历史进程转换。此时，历史决定论的发展预言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感召力，宏大叙事渐渐销声匿迹，浪漫主义的激情也慢慢地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一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既然为人生意义及其价值观念提供坐标系的历史大背景已经悄然置换，人们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就被日益压缩到纯粹形而下的个人生存层面里了。
不再处于超越式的精神光辉的照耀下生活，一切都不能不归于凡俗。那么人生靠什么来得以确认呢？似乎只能是去追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的“好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卑微生存目标的召唤也是对宏大目标的隐退所造成的价值真空的替代性补偿。而形而下的世俗奋争的极致是：不为超出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不为来世的救赎而活。说穿了，与纯粹的个人利益有关的东西又无非是三种：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权力。其中权力是决定性的因素。有了它，可以轻易地搞定前二者。在丧失了人生追求的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后，追逐权力，就成了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占主导位置的社会中确保一个人能快速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要为权力而斗争”，也成了一般机关人趋之若鹜的人生目的。
失去了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价值观，就没有了精神超度和升华的可能，所有人性的弱点和卑污之处都可能沉淀下来，在静寂、郁闷的淤积中发酵腐烂，散发出恶臭。小说中围绕权力和官衔而展开的闹剧式的丑恶竞争表演就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世俗背景下展开的。
曾几何时，在权力的竞技场上，一个人为了实现向上爬的目的，只要会向直接掌握你命运的上级领导献殷勤就可以了。升迁的秘诀就是懂得投其所好，讨领导同志的欢心；一切从领导的需要出发，一切为领导着想，一切围着领导转，一门心思为领导排忧解难。对上越显得无个性、越显得驯良孝敬、越显得一副奴才相就越好。哪个领导不喜欢听命于自己、而且还会揣摸自己的需要，主动为自己着想的乖巧奴才呢？《天城七月》中的谢世奋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陪厅长下乡时，厅长进门他抢在前面掀门帘；厅长要擦脸他赶紧递毛巾；厅长要刷牙他早把刷牙水打好、牙膏挤到牙刷上了。为了当处长，他到厅长家做清洁工，干家务活儿；全年帮厅长到幼儿园接孙子；还一大早爬起来把厅长儿子停在楼下的奔驰车擦洗干净。新任厅长不欣赏他提供的这一套服务，新厅长喜欢玩麻将，他又陪着玩，连父亲病危都顾不上了。若不亢不卑，什么也不争，也不屑于主动贴靠、套近乎让领导“了解”你、对你留下“好印象”的人，似乎就只能永远安心做你的平头百姓，甚至甘于看人脸色受人指派的压抑处境了。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你只要生活在厅机关里，你必须要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否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人类研究专家，也不可能破解这个难题。”用卫安竹的丈夫王选金的话说就是：“官场上你无论怎样拼搏，只看你的结果，而不像有些人活着只看过程而不看结果。”所以，能不能顺着升迁之竿爬上去，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机关生活成败的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于是，要官不要脸，媚上、攀附加炫耀，挖空心思地“争奇斗艳”，十八般匪夷所思的武艺就在《天城七月》中轮番地上演着。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官制的改革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用制度会造成“跑官”的腐败现象，其弊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有人说，现行的选官制度有缺失，所以造成“跑官”的只往上跑而不往下跑；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定，而是靠老百姓投票来选，情况将会大不一样。
果真如此简单吗？《天城七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形象生动的反面教材。
小说从一个厅机关投票选正处级领导写起，将处级干部职位补缺时“民主推荐”“民意测评”招牌下打招呼、托人情、拉选票的“竞争”风波写得触目惊心。新任厅长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了，任用干部要以全厅人员的投票数为依据了。得知这个消息，凡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私下里都为多拉选票而四面出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官场有如布满了套子的猎场，能将深陷其中的人一网打尽。为了升迁、为了头衔，他们不择手段地奋斗着，为争宠、献媚、抬高自己的身价，使自己能脱颖而出而不惜丑态百出，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廉耻感。升迁的喜悦和不能升迁的痛苦，竟构成了人生的唯一内容！在这种疯狂的攫取氛围中，讲什么人格、尊严，似乎显得太不识时务、太可笑了，还是免谈为好！——难道你来自外星，没有现实感了吗？！
看来，没有民主竞选的一系列具体制度作保证，玩往下跑的竞选游戏，走的还是暗箱操作、人治而非法治的老路。恰如作者所说：“实际上，这种选拔不是对某一位入选人工作的肯定，而是对你人际关系的肯定。”——仍然免不了是一场机关算尽而格调卑下的生存斗争！
为了在压抑、沉闷的基调上调出一点亮色，来对比出这有如蛆虫般攒动的生存斗争的渺小和污秽，使作品的主题具有“积极性”，柴勇借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救灾斗争来作为小说的结束。读者不难看出柴勇试图为平庸的机关生活重建一个“有意义”的背景世界，以便使机关人能从“仅为个人利害而斗争”的狭窄生活圈栏中超度出来的善良愿望。然而，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不再具有宏大叙事所信誓旦旦的必然性，而是纯粹偶然的；不再是远大的，而是迫近的；远非是壮丽的，却是以灾难形式出现的。这种在时间上只是短暂出现，在空间上只是局部呈现的异常情况很难为人提供一个结构稳定的意义框架，因此，虽可以振作人的精神于一时，也可能激励人迸发出英雄主义的献身行为，但能否从根本的信仰层面上为庸碌无为的人生拓展出崭新的视域，是令人怀疑的。或者不如说，人生的意义要靠超出常规的意外来“制造”的话，其影响力则势必是有限的和短促的。而我们面对的，毕竟只是一个已遭祛魅的世界。
一部好小说并不能解决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局，而是把这些问题和困局艺术地呈现出来，从而表达出人对其自身状况的忧虑、理解和反思。柴勇在《天城七月》中，对机关人生存境遇的揭示是入木三分的。不得已要辗转于其中奋力挣扎或拼搏的人尤为不幸；因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需要发现自己与自身需要以外的更广泛的东西有一种“整体的联系”时才能感到其存在的意义；作为价值生物，人唯有把自己同某一特殊使命相联结、把自己融入某一超出个人之外的事业或比个人更为重要的事业中去，才能获得存在感觉的无限延伸，体验到人生的充实和幸福。《天城七月》触及到的生存境遇问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局。
洪峰泻过，灾情已被控制。“窗外，火红的阳光酣畅淋漓地渲染出满天金色的希望，以灿烂的激情翻晒着曾经发过霉的日子。”表明了柴勇对超越权力欲望之卑俗境界的一种道德期待。问题是，在“改变世界”的豪情壮志已被“为世界所改变”的驯良心态所屈服、个体的沉沦业已开始的今天，我们到哪里、到哪里才能重新找寻到人类精神自我超升的源泉呢？
2006年7月
对反腐努力之有效性的质疑
——读郭天印、杜海燕长篇小说《中国战友》有感
一
《中国战友》是一部描写曾在部队服役的军人转业之后原先生死不移的战友情如何在新的人生场景下接受考验，或继续发展或经历了蜕变和颠覆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原A集团军高炮旅旅长张勇应老战友、省文化厅常务副厅长陈德之邀，出任龙城图书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发生的故事，表现了以张勇、张剑、王茹平为代表的几个正面人物，与同是老战友、却早已在腐败的深渊中不能自拔的陈德及其利益同伙所展开的一场生死较量。小说向读者表明，即使是优秀的职业军人，离开熟悉的部队环境，以自主择业的方式进入深浅莫测的经济领域的大海中另谋发展，能否把持好自己，不翻船，是需要足够的人生定力和智慧的。原来可以生死相托的战友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权钱交易和色诱面前，它还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陈德的老谋深算及其蜕变和堕落的历程，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官场跋涉者的一幅通俗画像。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借用尼采“上帝已死”的感叹来表达对中国社会的隐忧，还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的话，那么，今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资讯的开放，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是再迟钝的人也能感受得到了。
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腐败正向社会的纵深发展，世风则日趋低迷。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致使社会上乱象频仍。如今的社会，已不是昔日的礼仪之帮，而是被私欲膨胀的拜金主义迷狂气氛笼罩的斛场。在为人处世中，已几无伦理底线可言。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道德沦丧过，也从未被如此深刻的幻灭感、绝望感和无能为力感所笼罩。做事的无意义、未来的没指望，都在昭示着人心已死。
这是一个疲惫的时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论及公元后二世纪后半叶的罗马历史时，曾对疲惫的时代和希望的时代之间的不同作过如下的比较：“在一个有希望的时代里，目前的大罪恶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想着罪恶是会过去的；但是在一个疲惫的时代里，就连真正的美好也都丧失掉它们的滋味了。”身处今天的时代，友情乃至交托生死的战友情的变味、变质，又何曾在意料之外？
利奥塔对“现代”与“后现代”区分有这样一个界定。他认为，“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是“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得以流行的前提。元叙事，原指黑格尔式的“纯思辨理论叙事”。这里所说的元叙事，特指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救”的故事；这类元叙事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是所谓的权威话语。现代，在利奥塔看来，也就是无论元叙事的讲述者还是聆听者，都对陈述内容的合法性不产生怀疑的时代。我们知道，元叙事又被称作大叙事或宏大叙事。正是大叙事或宏大叙事所展示的理想的历史前景，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秩序、意义和凝聚力。那么简而言之，后现代就产生于对元叙事的普遍怀疑，不仅对受众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宣讲者来说也如此。就是说，“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不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仅受众不认可权威话语的真理性，连发话者也无以自欺了。当一个社会普遍丧失了对“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的信任时，这个社会就步入了后现代。当今的社会正是如此。当大叙事丧失了对人的精神引导力量，它所允诺的远大社会改造目标的巨大的历史幻觉业已消失，同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早被破坏又有现行体制上的种种漏洞可钻时，要想掌握公权的人们良心发现、洁身自好并抑制由人欲所规定的对物质享受方面的无尽贪婪和避免因这种贪婪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温床仍在，腐败难除。只要这个体制不发生根本的改变，反腐的努力就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的，其价值和有效性也始终是不确定的。《中国战友》的作者对此心里很清楚，至少是存疑的。接下来我还会谈及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