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种重大调整还表现在，柯云路对自己一贯钟爱的那些人物持有了程度不同的批判态度。在《新星》中，俨然是正义和无私化身的李向南，忽然被柯云路赋予了一个更为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到京都后，这个昨日英雄更多地显露出了一个处处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精于算计而且欲壑难填的权谋家的本色。在不同的场合，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受到其人格面具的主宰，流露出一种由于总是成功地扮演高超完美的角色而派生出来的妄自尊大的夸张感和受到强烈虚荣心支配的表现欲。这就使得李向南的性格特征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并且使他看起来多少总不免有些像荣格所说的那种“人格面具扩张的受害者”。柯云路对李向南擅长并过分醉心于人格面具的佩戴这一心理层面的揭示，对《新星》塑造的李向南形象不能不是一种讽刺性的解构和颠覆，但这似乎并非柯云路的本意。平心而论，这种发生在同一人物身上的矛盾断裂现象，远不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所能解释的。毋宁说，这种不协调，是一个作家当自己的文学观念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作出匆忙的调整以求迎合时代所留下的破绽。柯云路还揭开了活跃在京都社会生活舞台上的时代弄潮儿和强者身上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是从世俗价值规范中彻底解脱的一代，因而原则、操守一类的观念对他们一概不起作用。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可以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他们从各自的生活经历中学会了用全部狡狯的智慧来报复性地对付生活，总是居高临下，保持着自鸣得意的自我优越感和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望，尽情地享受着行使权力带来的快感。在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信仰幻灭后的典型情绪：如果这个世界不能变得更理想一点，那么就来比一比谁堕落得最深；堕落得最深也就最快活。在这种描写中，作家本人的价值立场却显得十分模糊。这说明，柯云路的创作思想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他正处于某种蝉蜕式的发展之中，这在他的创作中表现为因急剧的转变而造成的一种深深的道德倾斜。
痴迷于“东方神秘文化”
也许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看破”和对理想主义的疏离感，使柯云路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中突然大幅度地转向。在这一阶段中，柯云路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对东方神秘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大气功师》《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气功修炼的奥秘与误区》《新疾病学》和《中国气功大趋势》等一系列涉足怪、力、乱、神的非理性著作。柯云路欲“穷天下之辨”的哲学兴趣以及后来渴望影响和改变周围现实的个性似乎都在这个神秘的领域里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在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作家时，柯云路的作品也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议。一些文化界人士认为，柯云路的这类写作是对“现实的逃避”，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更有一些激烈的批评直指柯云路的这些作品是在宣扬伪科学，而柯云路本人已堕落为伪科学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堡垒”，应予以严肃批判。
1998年年初，柯云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发现黄帝内经》一书，该书将胡万林作为当代医学的奇迹来考察，将其视为“当代华佗”，并对其医术做了极度的渲染。书出版后，旋即引起轩然大波。随着法律介入胡万林非法行医致死人命案后，许多报刊以“柯云路是否涉嫌犯罪？”“柯云路可能会被判刑”“严惩最大‘医托’”等为标题进行报道，置柯云路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继续发表言论和出版作品方面，柯云路发现自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时间仿佛四面楚歌。
“凭自己的力量游回大海”
意识到再也无法持续进行他所热衷的神秘文化类的写作，使柯云路决心重操小说家的本行，力争以自己的创作实力来突出重围。这之后，他排除各种杂念和外部干扰，以极大的韧性和旺盛的创造力再次投入隐居式的迷狂写作。当2000年春季来临时，柯云路以“辛克”的笔名投石问路，出版了一部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式的长篇小说《芙蓉国》。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又接连署名出版了《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青春狂》和《那年夏天你干了什么》等多部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面对传言的“柯云路复出文坛”的说法，柯云路坦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一枚海贝。如果我是海贝，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等待外力的救助，而是凭自己的力量游回大海。”据柯云路讲，这两年中每年他都要用三百天来写作，一天有十个小时围绕写作构思、读书和创作。可见其过人的毅力、精力和才华。
只可惜物换星移，柯云路的文坛复出与他当年《新星》造成的影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熟悉柯云路的读者都知道，柯云路的长项在于表现单枪匹马、血气方刚的理想政治家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官场斗争中运用超群的胆略一步步实现其乾坤再造的政治变革行为。柯云路的短篇处女作《三千万》的获奖和后来他在长篇处女作《新星》中的一飞冲天，都源于他小说中的这种鲜明特色。所以复出后的柯云路无论再写作任何题材，都不能像他写上述作品那样驾轻就熟，并再度攫人耳目。柯云路似乎也在读者寂寞的反响中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能打造出读者所认可的重返文坛的奠基之作，柯云路又投入了卧薪尝胆的写作。200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长篇力作《龙年档案》。
十多年前，当《新星》散发的光芒在《夜与昼》的光谱变化中逐渐黯淡后，李向南的隐退就在许多读者心中留下了遗憾。在《龙年档案》里，《新星》的故事再次获得了出色的演绎，只是走马上任的新官已不是古陵那个年轻的县委书记，而是年逾四十的天州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罗成了。不过从小说一开始对罗成仕途受挫闲置十年后再度出山的从政经历的交代看，罗成应由李向南脱胎而来。不仅如此，二人同具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快刀斩乱麻式的工作作风，办事果敢决断、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善于在旧权力体制的束缚和围困中变陷阱为突破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对手的阵脚使之不断地陷于被动。区别仅在于，由于年龄的关系，罗成在谋略的运用上明显要比李向南更为成熟和老到。当年的李向南最终功败垂成，被迫出局。而时过境迁，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都在朝着有利于罗成的方面转化。罗成最后行满功圆，由省委指定暂时主持市委工作，接着又受召赴省委有“重要谈话”。从情理上推断，这应该是个吉兆。
讲述一个人物命运明明相互衔接又令人振奋、让人扬眉吐气的故事，柯云路不径直起用为读者所难忘的李向南出场而另塑一个近乎克隆的替身确有他的难言之隐。《新星》之后，创作路数的改变，使柯云路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冷嘲的风格。在《夜与昼》和《衰与荣》里，柯云路将淡化正面人物和英雄主人公头上的神圣光圈的意图付诸实行，将李向南的内心也置于其“批判的锋芒”之下审视。其结果不仅是把李向南凡俗化了，而且也使其英雄主义形象面目全非。尽管柯云路在《龙年档案》的“后记”中以“如果十多年前有个李向南，他今天可能在《龙年档案》中又有新故事”的说辞来刺激读者的想象，但他自己很清楚：原来的李向南已经在他笔下丧失了“童真”，不可能再在《龙年档案》中大显身手了。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也是柯云路之所以要用罗成替代李向南的原因。
“批判锋芒”的危险性使《龙年档案》中的柯云路变得小心谨慎，他避开了对罗成的心理刻画，而全力描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及其所做之事对旧有政治格局造成的冲击力；加上小说布局紧凑，情节线索清晰生动，使故事本身环环相扣的展开显得很“酷”和带有一种阳刚之气。柯云路知道，对罗成作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触及和披露得越少，他在天州创造的奇迹就越是令人仰慕。这是英雄文体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它的长处所在。
曾以多端的变化使文学读者对之渐渐失去了兴趣的柯云路，最终还是选择了以重返《新星》模式的方式重返文坛，只是能否重铸昔日的辉煌令人疑惑。这部苦心经营的小说，最后在充满希望、有所期待的平静气氛之中结束，或许也反映出了柯云路的一种心态。
2002年12月
探寻非模式化的可能
——评晋原平长篇小说《权力场》
一
讲述一个善恶相争而善终于大获全胜的故事显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从反腐题材的小说创作现象可以看出，作家们惯用黑白分明、好人坏蛋的叙述套路，而且屡试不爽，甚至能引起社会轰动；这表明在我们内心深处对公共权力自身的廉洁和公正仍然充满了渴望。小说中执掌公共权力的人物往往是作家赋予的观念化身：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超然独存，思想纯正、性格单一，而且始终是正气凛然的——毋庸讳言，那也是我们心中无法摆脱的愿望和梦想。
习惯了这种叙述套路，读到山西作家晋原平的长篇小说《权力场》时就有些耳目一新之感。
《权力场》写一个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的农家子弟姬厚生，深知只有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个人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决心从基层干起，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抱负，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升到了副省长的高位。但好景不长，当他准备摆脱一切束缚，查处一件错综复杂的腐败大案时，很快被一张看不见的巨网罩住，失去了手中的权力。官场中的奋发与沉沦，得志与无奈，腾达与坠落，都如此地具有戏剧性，令人感慨莫名。
与同类小说比，这部长篇是有新意的，它为反腐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探索的可能性。
首先，它逾越了反腐题材小说通过查处一个案子来表现正义战胜邪恶的道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通常人物关系简单分为两类：坏蛋与好人。坏蛋虽能猖獗一时，但好人身后自有代表正义的更为强大的势力支持，一旦决心行动，势必所向披靡。而故事结尾，也必定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获胜，而恶势力受到清算和惩处。
《权力场》中却没有如此明确的分类，有的是官场人性难以看清的污浊和复杂。
今天这个纷纭变幻的转型时代，在哪个官场人物身上没有留下斑驳的投影？而活跃于《权力场》中的所有官场人物，也没有哪个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如小说主角、唯一想将华光集团的腐败大案查个水落石出的姬厚生，就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内心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农家子弟，他有政治野心，但偏偏又生性简朴，憎恨铺张浪费，对敛钱没有什么兴趣，说是洁身自好也不为过。在手中握有实权后，为了弥补心中的歉疚，也为过去的那份真情，他为大学时代的恋人主动做过两件“好事”：一是在他任华光县委书记期间，从县铁厂无偿“借用”了两万元资助她办画展；二是出任副省长后，在米氏集团出口焦炭指标的非法申请上作了违心的批示，来换取该集团对她的出国深造提供经费，结果使米氏集团得以转手倒卖批文大赚了一笔，并利用虚假合同来骗取银行的信贷资金，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他干的这两件事，虽然不像后来审查他问题的专案组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关系的暧昧，也没有狭隘的利己动机，但能说不是以权谋私的行为吗？
用他的好友、中行分行副行长陈雪霖的话说，姬厚生这个人“讲义气，好胜心强，对权力充满渴望，对权力所带来的荣耀十分向往，而且富于责任感，能抑制自己的欲望”。尽管如此，他却不能控制他那市侩气十足的老婆背着他对金钱和物质享受表现出巨大的贪婪，竟私收礼金近百万。说他在省人代会期间“贿选”是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陈雪霖声言要在下面为自己当选副省长活动选票一事并未表示反对却是事实。他亲手提拔的华光市公安局局长后来横霸乡里、草菅人命，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虽事前无法预料，但若不是他任人唯亲、用人不当，这个恶棍又怎么可能为害一方？
就是这么一个想反腐败却连自家屁股上也不太干净的人，最后要单枪匹马地面对一张因收受巨资贿赂而结成的特殊利益网络时，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能被人轻而易举地搞倒，与他自身的种种人性弱点和缺陷是分不开的。作家在姬厚生这个人身上，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为反腐小说泾渭分明的黑白两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具有丰富灰色调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