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遥的家族悲剧谈起
贾平凹在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时撰文，认为路遥不是因为创作《平凡的世界》累死的。他把路遥之死归咎于遗传基因不好。理由是，“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贾平凹说，路遥家族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时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短暂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这里贾平凹只注意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安知路遥家族的悲剧不是因为先天因素与贫困劳顿的压力、大体相同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后天因素的共谋所共同促成？
在路遥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路遥生前曾十分感谢他的弟弟王天乐在创作上和生活上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写作他的《平凡的世界》，要独自蛰伏到一个偏僻的、叫做陈家山的、生活十分不便的山区煤矿，这个地点也是他的弟弟王天乐帮他选定的。还因为那里有路遥的几个亲戚。按路遥的说法是：“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而且他们对路遥“都十分热心厚道”。但奇怪的是，按路遥自己披露的“馒头米汤咸菜”、咖啡加冷馒头的基本食谱看，似乎并不像有亲戚在精心照料他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也只能以他们这一大家的人都从不把一日三餐的饮食质量当回事来解释了。路遥的伙食在他弟弟和亲戚们看来肯定早已习以为常。
路遥事后也承认，“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那为什么偏要选择这种鬼地方来创作他的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呢？路遥的如下说法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豪迈地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唱。”
即使在生活条件远不能说差的市区，路遥也从来没把自己的生活当回事。陕西作家畅广元在《我所认识的路遥》一文中说，住在省作协大院内的路遥，常会在凌晨时来敲门，说自己工作时间长了肚子有点饿，又不愿吵醒别人，见他的窗口还亮着灯，来看看有什么吃的没有。路遥经常从畅广元那里拿一只冷馍、一根生葱，又匆匆而去。
好了！贾平凹所说的所谓脆弱的“木杯”基因，难道与这种从来不屑于照顾自己，甚至视自虐为稀松平常之事的天性就没有一点关系吗？后路遥而去的陕西作家邹志安也是一位根本不把身体的健康放在眼里的勇猛的豪爽汉。据友人回忆，他嗜酒成瘾，常常与人聊得兴起时却发现拿不出什么小食品来助谈兴，会径直开一瓶简装白酒待客。客人不喝，他就持瓶对在嘴上咕咚咕咚仰头痛饮。以酒当水，连下酒菜都没有。试问此种“豪情”，何人能敌？
张贤亮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到路遥家小坐的情景时，对路遥家里的“土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路遥家里出来曾感慨说“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陪同前去的《小说评论》主编王愚表示赞同，还把当时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却在冰箱里只存放着辣面子和醋当做笑谈告诉张贤亮。所以，不怎么讲究饮食的质量，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性的习惯，也难怪贾平凹根本就不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对一个以精神创造性劳动为生的人造成损害了。
基因方面的原因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尘世的生活能过得再仔细一些、打理得好一点，不要那么漫不经心地对付，路遥家族的命运是否还会必然如此呢？——生命不是科学实验，而人生不能重来。留下的沉痛教训将成为永久之谜。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往往是灵肉分离的。好像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要么是纵欲的（这里纵欲取其广义），要么是唯灵的。好像一谈到生活的物质方面和注意身体的保健话题就是“庸俗”，特别地为相当一部分所谓读书人所不齿。因而在读书人中，灵肉和谐者并不多见。在文学界，走火入魔的热情更具有毁灭性。那些颇有写作才情的人过的经常是粗粝而落魄的、阴阳颠倒的紊乱生活。他们没有爱惜自己的观念。他们像夸父一样一心去追逐心目中的理想，对衣食住行没有最基本的要求，什么都能凑合，对保健和养生的常识更是一无所知。很多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其骨子里还是农民，他们对伺候自己的肉身是不耐烦的、也是率性而为的，甚至是抱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盲目信仰，对身体的需要取随随便便地对付和打发的态度。路遥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究其原因，是在那种异化的、亢奋的精神追求的视野中只有“灵魂”而没有肉体的位置，所以这些文人常常又是随时都可能被突发的病魔击倒的牺牲品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的身体外强中干或早已悄然步入风烛残年，成为其过度发育的活跃心灵的极致的反讽。
要知道，无论是纵欲的还是唯灵的存在，最后无一例外，都是以毁坏肉身为代价的。
还是作家陈忠实在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祭日时写就的《告别路遥》一文中说得中肯：希望同行们在为中国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奋争的时候，“千万不可马虎了自己——这肯定也是路遥的遗训”。
2008年2月
老一辈学人的气量
从旧书箱里，发现了一本上海文化工作社1952年2月再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于时间的关系，封面和页边已经发黄。译者屠岸的名字我不怎么熟悉。出于好奇，便信手翻了翻该书的《再版后记》。不料这一翻，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住了。原来，屠岸的这篇《再版后记》，主要是感谢方平对他这本译著初版的批评指正的——方平也是我国老一辈翻译家，我藏书中就有一本他译的《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
这本屠译莎翁诗集初版于1950年10月。1951年夏天，屠岸收到《翻译通报》编者寄来的方平的批评文章：《评屠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读后才发现自己的译本中竟还有“那么多的错误和缺点”。他这篇《再版后记》，其实就是向方平表达真诚谢意的一种方式。
今天，读一读这种已经失传的文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有涵养的老一辈学人对待批评的那种豁达的胸襟和谦和的态度。
屠岸在《后记》一开始就向方平致意：这本译著的再版，“方平同志底指正对我是有帮助的，它首先使我认识到自己在翻译工作上还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其次它使我懂得在翻译工作上应该更谦虚一些。仅仅为了这两点，我就有理由在这里深深地感谢方平同志，不用说他底文章对于这本书在再版时改正错误的工作上所作的具体帮助了。”接着屠岸明白向读者交代，他在本书再版时，根据方平的指正，对初版中的许多错误与不妥之处作了初步的改正，经过修改的诗共有11首，并标出了诗的顺序号，以示不掠人之美。随后屠岸表示，“极希望”读者能指出他再版中尚未发现的错误和缺点，“使之有改正的机会”。另外，“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这个译本中还存在着语言上与风格上的许多缺点。对于有关这方面的意见与批评，也是极为欢迎的”。最能见出屠岸“这个人”做人品格的，还是文中的最后两段话：
这本书初版一千册中的错误随着这一千册流传在读者中间了，这一缺点是无法弥补的，责任感使我不得不向购买这一千册书的读者们深深地表示歉意。假使说再版本中的错误的确是比较少了的话，那么，亲爱的读者，你应该感谢方平同志；而对于那些尚未发觉的但一定存在于再版本中的错误，我将负全部的责任！
除了自己底主观努力外，一个翻译工作者主要地应该从读者和批评家底不断的批评和指责中求得进步，因此，我重复我底话：请帮助我，指出我译本中的错误与缺点来；对于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我是欢迎的，我是感激的。
如果考虑到，屠译本初版时译者曾在其《代跋》中举证指出以往莎翁十四行诗的中译文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错误很多”，其中就包括1947年星群出版公司刊行的《诗创造》杂志上所登载的两首方平译作，那么，屠岸在《再版后记》里表现出来的这种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大家气度就更令人感动（再版本仍原样保留着这篇屠岸称之为表现出“对自己译本的某种程度的自满情绪”的《代跋》）。因为，要坦诚地接受被自己批评过的同行的批评是不容易，那需要虚怀若谷的气量。今人更习见的场面是，文化人之间斤斤计较、不甘屈居人下的互相攻讦。为面子计，即使他人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往往也耻于承认，若不反唇相讥地进行一场笔墨自卫战好像立马就会斯文扫地。
和前辈文化人的涵养相比，今日学人的风度就不免“稍逊风骚”了。
1997年9月
生命的意义及其选择
从古至今，那些过分正经其事的人总是试图通过采用某种不自然的人生态度及行为方式去对待生命来赋予其“意义”，并以为“意义”的获得就在于硬性规范自己，驱使着生命按一定的方向和轨道发展。可惜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命原本是一种有待一一展开的无限可能性，使这种无限可能性尽量获得自由的表现是生命所负载的至高无上的使命——马克思曾将这一充满人性的理想优美地表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即“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说：“我以为，人类历史的很多方面，都能描述为逐步地、有时是痛苦地从狭隘观念中解脱出来的历史。”人类的自我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无法摆脱狭隘观念的束缚，总是和自己过不去，过多地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念头所纠缠时，付出的往往是扼杀生命本身的瑰丽多彩的代价。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非同寻常然而却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有关“意义”的自我解释对人改变并重新创造自己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人一旦意识到，他正在经历着的其实不过是生命所经历的一次唯一的、永逝不复重度的生存机会时，就会怀疑那种硬把自己嵌入并装订进一个先入为主的“意义”框架、只允许自己实现生命及其天赋的一种可能性是否是明智之举了。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埃尔·兰德曼指出，一般动物在其总的构造上都比人更专门化。动物的器官适应特定的生活条件，每一个物种的必需器官犹如一把钥匙适合一把锁。这种专门化了的器官决定了动物“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存，而本能则规定了动物在每一种场合的行为——比如鸭子的扁嘴和脚蹼天生就是为池塘或河流生就的，海龟的本能则决定了它必须在夜里而不是白天爬上沙滩产卵；而所有的动物在一年中都有它们固定的发情季节。这种专门化也扩展到动物的感觉和认识器官，使其感觉和认识“只能”在一个狭隘而有限的特殊环境之内发展。人与动物不同，他的器官并不片面地指向某些行为，而是原初就“非专门化”的——像人的牙齿就是既非专吃植物，也非专吃肉类的牙齿。人的器官不是为完成少数几种生命的功能而被狭隘地制定的，而是有多种用途，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和适应性。他也极少受本能的支配：自然根本没有硬性规定他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这样他就拥有了主动选择和创造的充分自由。与动物“所知道的世界的唯一部分就是它自己的那部分”不同，人在精神方面也同样是“非专门化”的，因此人可以与世界建立一种既全面而又深刻的联系。坚持绝对的东西并非人的特点，而“只有一种被无限地强化了的‘对世界的开放’”才是他自身丰富性的明证。正如赫德尔所说：“人没有一成不变的、狭隘的、只有一个任务期待着他的领域，”“他的灵魂的能力跨越整个世界；他的观念方位没有一个是指向单一的事情，”而是面向广阔的世界，趋向更高级的事物。因此也只有人才能迎接挑战，给予自然与历史创造性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