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任何体制，都可能在官员的任用上所用非人。即使是圣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有没有一套机制来有效地制约和监督这些官员，在他们想不受限制地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时能及时地被社会察觉，从而能制止甚至罢免他们，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使他们对搞腐败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心存畏惧，以达到廉政的目的，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领导者本人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所作所为一旦违反市场规律，也应该有相应的制衡力量对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及时对他们的行为予以纠正，以免危及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我们的现实体制中，能制约和监督领导者的手段真是太少了。《抉择》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人说了算的“领导负责制”所潜藏着的巨大风险也是有披露的：1983年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纺织品出口受限，产品积压，时任中阳纺织厂厂长的李高成却决定不停产，而且还要大干快上，造成“产量成倍地提高”，使“库存产品的资金额已接近二十亿人民币，贷款和外欠的资金额则达到了四五个亿”。尽管后来有惊无险，但这种蛮干的领导“魄力”实在叫人害怕——虽然这与李高成这个人的个人品质无关，也不妨碍他因此被提升为副市长和进入市委常委的班子。
《抉择》描写的内容主要涉及大型国有企业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但它的意义却不局限于此。如今，权力的滥用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从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一些反腐大案和要案上看到党和政府严惩腐败的决心。张平的小说是一种提醒：为了防止对权力的滥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如提高政府、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自身运作的透明程度，将各级官员和领导者置于公众社会有效的监督与批评之下，以增强他们与民众和下属的沟通和互动，从而建立起一个可信而有效的非政治化的外部监控系统。这对一旦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不受公众监督就极易产生的“长官意志”、“瞎指挥”、腐败以及其他形式的徇私舞弊行为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否则就会落入《抉择》一开始李高成所忧虑过的那种怪圈之中：腐败问题“虽然是年年讲月月讲，时时刻刻、大会小会都在讲，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要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但到头来一切好像还是老样子，满地的老虎还在跑，满天的苍蝇仍在飞”。这种忧虑，也正是张平思想的复杂之处。
然而，张平感兴趣的不仅是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揭示，他更喜欢动用文学家的手法在其作品中干脆利索地“解决”问题。考虑到张平一向关心他作品的社会效果，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让陷入困境的人们看到希望”，那么在《抉择》中，他所展示的中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个案也就必须给读者作出一个明确的交代——加上这个班子当时的任命与他钟爱的正面人物李高成有关，就更该有所交代了。李高成的思路是：“既然这种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现在只有把这种腐败彻底清除，才是对中纺干部工人最好的一个回答和安抚！”正像他在“昌隆服装纺织厂”被殴后住院时意识到的那样：“你的命运确确实实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读者想必还记得，李高成曾在故事一开始时向中纺集团公司的“闹事”职工保证过，他干的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抉择》讲述的故事最终就化为了李高成反躬自省、向内求诸自身道德力量的一种个人抉择。
在结尾描写中，尽管那些由《抉择》披露出来的、导致腐败的体制性因素一个也没有改变，中纺集团公司的车间里却响起了充满希望和新生的久违的机器轰鸣声。这一来，张平对反腐问题的深度意识和开放性思考，与他提供的那种既振奋人心同时又具有很大局限性的、自上而下的浪漫主义解决方法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内在的不平衡，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那则著名的“庸医断箭”的寓言。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张平在书中提供的解决模式远不及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更值得重视。恩格斯曾说过：如果一部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了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也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是说，正确地提出问题对作家而言要比编造出一个鼓舞人心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以此观之，《抉择》提供的乐观主义结局，也就未能掩盖住作品本身对超越个体抉择的那种理性呼唤。我认为，这才是《抉择》留给读者的最有意义的思考。
2001年1月
双重误会
——评柯云路的长篇小说《京都》
当作者而且读者也把《京都》看成“小说”时，其误会是双重的。
小说作为艺术作品的形式之一，必须使一个非存在的虚构世界获得存在的表现，正是这种表现才使小说具有了现实的外形并令人信服，无论它实际上与客观世界相距多远。这就使小说的本质不能是认识的传达，而只能在自身呈现为一个感性的世界时才具有认识的功能。然而柯云路的《京都》并无表现的意图，它实际另有所为。柯云路追求的是通过自己对现实的一种主观认识来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其认识包括对政治、生活、社会现象、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只有正确了解这一点，作家在《京都》中为什么只能向我们演绎一个被思维把握着的概念化、意念化和主观随意化的世界而不能呈现一个被感觉把握的生命世界才是自然而然的。
为传达认识这一目的所决定，《夜与昼》《衰与荣》的写作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用理性分析的态度来把握生活、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了直达人的“本质”、把握人本身，柯云路除了以居高临下、全知全能的姿态对笔下的人物作认知或把玩式的审视评论外，屡试不爽地采用了人物之间相互无情“揭底”的模式，使人物的心理活动包括无意识的内容不是已被参与“心理较量”的对手掌握就是借对手彻底道破点明。柯云路也特别喜欢把人物的功利意识及动机用话剧式的道白或独白条分缕析地和盘托出。为了传达对人的认识而不去表现人，柯云路不仅自己热衷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无节制的分析，还使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成为偏执的分析狂。
二、调度人物、场面有极大的随意性。无论人物的举止言行、还是情节的发生发展，多围绕着说明某种观念、阐发某种道理、提供某种认识或论证某种看法而被编排出来。因此柯云路便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全凭主观好恶随心所欲地左右、摆布甚至丑化糟蹋人物，把他们任意捏塑成他所要他们成为的样子。这一来，由于人物受制于作者，自身无独立性格和心理逻辑，就经常地沦为作者的工具和玩偶。
三、思维压倒感觉，观察力大于感受力。由于捕捉感觉和表现感性化的世界非柯云路所长，因此当他的“想象”更多的不是源出于感觉的特殊性而是依从于思维的共同性，其描写难以达到感性的层面时，柯云路也就只好依靠他的观察力了。这使他不得不大量采用或便于铺陈和抄录事实、过程或有助于认识目的却毫无艺术表现力的认知语言。除上面提到的理性分析的癖好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读者有兴趣可自己去发现。最极端的例子是《衰与荣》下卷三章、七章分别涉及吃喝玩乐等处所、地点加电话号码和各类色彩名称的大倾泻、大罗列。在直接写人物的感受时，柯云路尤其显得力不从心，如《衰与荣》上卷二章写顾小莉对家人的“感觉”。
然而，《京都》本身的缺少价值只是在我们把它作为小说衡量时才如此。这部系列长篇作品所缺乏的艺术品质因其具备了认识的功能而完全实现了对另一类事物——即模本作品的转化。模本自身并无表现功能，只有让人“认辨”其自身之外某些事物的功能。它的衡量标准不是作品本身写得怎样，而是看它是否完成了对所摹写事物的传导。通过模本见出了原型，这也是某些评论家对《夜与昼》《衰与荣》发生兴趣的真正原因。其实模本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因为模本的功能是在其指向所摹写事物时将自己作为手段来扬弃的同时实现的。
如果让艺术归艺术、模本归模本，我们就能免掉因柯云路的作品而生的许多不必要的困惑和争执。当年，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厌烦于评论家总是没完没了地对他的作品进行挑剔和非议，为了永远堵住这批人的嘴，他干脆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小说（novela），而杜撰了一个词nivola来称呼他那种写作体裁，这样就“谁也无权说我违反小说的规律”了。我想，那真不愧为一种既不失大家风度、又颇具幽默感的做法。
1988年11月
凭自己的力量游回大海
——柯云路和他的政治小说
从《三千万》到《新星》
据柯云路自己说，他早年的志向原本不是当作家，而是“立志于哲学研究”。但迄今为止，无人能确知他在“哲学研究”阶段里到底主要对哪些哲学家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只是从他小说的思辨段落里，从他私下的谈话或公开的演讲中，人们不难感觉到那种试图归纳天地万物于一理、在逻辑的总体把握中对错综复杂的世界作出终极阐释和破解的黑格尔式的绝对自信。
自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起，柯云路就一直笔耕不懈，表现出了极其旺盛的创作精力和热情。那些想进一步了解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某种程度的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柯云路最终选择了从事文学创作而不是从事哲学研究。尽管柯云路本人对此从不作解释，但其中的奥妙也绝非无迹可寻。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柯云路一度对哲学研究发生了兴趣，那么，想必是渴望靠个人的力量和才智去影响甚至改变周围现实的个性倾向使他无法长久地安心于做纯书斋式学者的念头。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改变世界的梦想显然要比单纯去解释世界更令人着迷；而且对实现这一梦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政治行为更为见效的手段呢？因此，在谈到曾“立志于哲学研究”时，柯云路并不讳言自己对社会政治领域也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使其一飞冲天的长篇小说《新星》中，借笔下钟爱的青年政治家李向南之口，这样谈到他个人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既是肮脏的，也是最崇高的。问题是你搞的是什么政治！……你们搞文学的，差不多都不屑于谈政治，都说纯洁的爱情、无私的母爱是崇高的，伟大的——它们是崇高伟大的，我不否认。但其实，它们的伟大比不上政治。在历史上——你可以去看看——真正能够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只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但不管怎么说，对政治充满热情的柯云路最终并未步入政途，而是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旁人不好妄加揣测。但有一点似无可争议：文学创作，是具有创造力的梦想家渴望改变世界的最佳替补形式之一。也许，柯云路发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与客观的现实之间铺架出一条虚拟的桥梁，以便更尽兴、更自由地抒写和演绎他为之倾心的理想政治，从而赢得一种酣畅淋漓的成就感吧。
如今不少知名作家的创作活动，都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潮。但当时的柯云路却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这应该与他个人的经历、个性和信仰及知识的积累有关。对黑格尔哲学的偏爱，使柯云路对历史进程将验证人类的美好信念与愿望确信不移。在这种理解中，过去，注定是要被历史发展的结果所淘汰的环节。所以当文坛还在忧郁地诉说着过去的隐痛和历史的教训时，柯云路已发现，对现代化的企盼逐渐成为了全党、全民族的共识，而通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就是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沉疴宿疾进行改革。未来，只掌握在行动者的手里。毋庸讳言，出于对政治的特有的信念和热情，柯云路看重的是那些能运用手中之权来改造社会的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在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千万》中，柯云路塑造了一个忧党忧国、为改变“现状”不惜以硬碰硬的共产党人形象。小说写了一个最初总概算为5000万元的厂基建工程，拖了十年还未建成，却总共花掉了国家1.5亿元。当这个“胡子工程”提出一年内竣工计划时，又提出了要追加预算3000万的报告。刚刚官复原职的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现场，为压缩这3000万元和互相拉扯、损公肥私的关系网以及一些干部屈从现状、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展开了正面的斗争。尽管丁猛的形象概念化的痕迹很重，给人以简单生硬之感，但和党中央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正本清源”来概括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任务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小说也因此而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