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激情与彷徨。从文学所表达的情感来看，在泛化的80年代，人们的总体精神状态是激越的，昂扬向上的。不论是对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形态的批判控诉，还是对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抑或是对未来的信心都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是新时期文学初期对旧的体制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充满了血泪、痛苦，但是人们很清楚，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大家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给我们带来充满希望的崭新的生活。小说《办婚事的年轻人》描写了一对在排队办理结婚证时仍然手捧书本读书的新人。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但其中洋溢着一种令人感动的激情。那一时期，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调。虽然其中不乏控诉中的痛苦和前行中的艰难，但从总体来看，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积极的。最初的伤痕文学，其主旨在于对极“左”路线及其对人性的戕害的控诉。反思文学则力图揭示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稍后的改革文学企图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必将通过改革来开创。在新时期文学的这几个阶段，今天看来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政治层面的表达。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使我们的文学进入到文化的领域，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表达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遵循，企图从中寻找前行的道路。它突破了此前文学仅仅在政治层面发言的局限，从更加深刻的层次来表达对民族发展进步的思考。总的来看，80年代的文学是充满了激情的文学。不论是对旧体制的批判或者是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思考，都呈现出一种目标明确、激扬向上的状态。进入90年代后，这样的激情在不断地消解。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和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了整个民族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从社会结构到家庭构成，从利益分配到生产组织诸多领域的改变。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中，迷茫与彷徨成为人们内心世界最突出的状态。过去曾经得到肯定的东西，现在必须改变，原来被抵制和反对的事物，现在必须接受。而这样的变化根本不管作为个体的人是否愿意。即使你想抵制也不可能。事实上在80年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端倪。先锋文学既是对既有文学样式的反叛，也是时代心理的折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不能满足已有的表达方式，是对过去“模式”的革命，或者用更加温和的说法来说，是一种丰富和拓展。从其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则表现出了时代的迷茫。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剧烈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的时代，人们在情感与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这之后的文学呈现出两极状态。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出现了新写实小说、主旋律小说。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的关注。出现了极端个人化的写作。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继续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事件、重要主题，承续了宏大叙事的风格。由于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人的创作则更加突出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的生存状态。虽然也突出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但在这里，个人是软弱的、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他们虽然心存希望，并且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温馨，但总的来说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被动适应而不是积极的主动选择。个人无法与社会抗争。在那些个人化的写作中，则更加充分地流露出价值选择的混乱、个人情感的焦虑，以及对现状的无奈和反叛。自恋、自我中心、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低俗情结等充斥其间。责任感、希望等美好的事物淡出。这些作品反映出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人的价值观的迷失，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痛苦。
意义与工具。在80年代的创作中，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它追求的是文学的意义。而在90年代的创作，或者说写作中，文学更多地表现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所谓对意义的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它要关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尽管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寻根文学，使文学关注的视角进入了文化的层面，但其所透露出来的责任感仍然是非常浓烈的。其主题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更加合理完善，我们的生活如何更加美好幸福。即使是被命名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品，虽然从故事和情节的角度来看，有血泪般的控诉，有严酷的批判，但在作品的背后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希望和无限的期待。在控诉和批判中透露出对生活的信念。它企图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抛弃的；什么样的存在是合理的，需要我们去追求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文学对人的情感和价值的关注。如果仅仅对社会表现出兴趣，那么就可能使文学蜕化为社会学的翻版和附庸。重要的是文学对人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的关注。虽然在新时期最初的创作中，都是以家庭和个人的遭遇作为叙述对象的，但作品的主旨还是指向社会。在80年代的后半期，“人”的意义逐渐突显出来。社会事件逐渐退居“人”的背后。作品所表达的是人性的光辉、人在社会中的积极的选择和行动、人的情感的感召力和净化力。这两个方面或各有侧重，或融为一体，构成80年代文学的主旋律，同时延续到90年代，直至今天，成为新时期文学最为亮丽、最具有价值的表现。在80年代后的文学中，这种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注依然继续着，并且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是直接切入重大的社会事件，如改革问题、反腐问题、农民和农村的问题等。这一类的创作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人为代表。另一方面是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描写。其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个人在强大的社会现实中的苦恼、努力。虽然这些作品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其表现的角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注的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情况下个人的体验、思考和选择。它是对上述宏大叙述的生动补充。这种描写更多地表现在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人的创作中。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和底层小说比较突出地反映出这种个人的境遇。但是，这样的写作只是8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具化”写作。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是表达社会意义的手段，而演变为实现某一功利目的的工具。比如是谋生的工具，要通过写作挣更多的稿费和版税，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出名的工具，要通过写作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更快地进入“大腕”的行列；要拥有话语权，以对社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追求对读者的刺激，或者起一个骇人耸听的名字，或者描写隐私、黑幕，或者自立山头，倡导“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或者撒娇装嫩，等等。另一种表现则是制造话题。如对某个问题的争论，甚至人身攻击；或者否定别人，对有指标性意义的人物进行全盘否定。总的来说就是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能够引人注目，产生效应。这种现象起码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们在守法的前提下，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是谬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进步，但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界自身的浮躁和混乱。在中国走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中，从事文学的人们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高明。他们除了自身更加敏感外，对文化的转型、社会的变革也有一个认识、适应的问题。他们不是超越历史的圣人，而是与历史同行的见证者。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一部分人仍然愿意做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关注人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歌颂，企图维护自己认定的价值观。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变革中出现了晕厥、缺氧的现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把握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些在人们看来非常极端的表现正是他们内心世界虚弱和恐惧的外在流露。
精英与大众。80年代的创作基本上是精英创作，就是说，从事文学的人是社会的先进分子。从他们的素质来看，大都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其中一部分人虽然是下乡知识青年，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到了农村，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因为他们基本上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一般都在社会体制之内生存。也就是说他们有国家单位作为生活的依靠。许多人有了很好的地位、职务。从影响来看，他们光彩照人。在80年代，作家、诗人的头衔令人羡慕，受人尊敬。从文学作品生产的程序来看，作品基本上要在体制内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特点与当时的社会构成有极大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迫切，而现实中有知识的人相对较少。一些人在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后，马上就可能成为驻会作家、专业作家，成为主席、委员、代表。相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而言，他们具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与此同时，社会的开放度和自由度还没有现在大。文化工具比较传统，媒体比较单一。但是在80年代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和建设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其次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文化工具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再次是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更有弹性。大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看问题。总之，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崭新”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新”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新，而是来自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经济构成的“新”，是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步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与此相应，社会成员参与文化活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人们表达自己的而不是规定的意见的权益逐步实现。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变成了大家的事。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发表出来。文学活动的大众化、即时性、参与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从事写作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而不必是作家；发表作品不需要经过编辑的把关，而是很方便地贴在网上。阅读者、欣赏者和写作者的身份在模糊，失去了过去曾经非常明显的界限。作家的社会地位随着这样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弱化，荣誉感和受尊重的程度降低。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学被边缘化了。在话语嘈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文学不再神圣。更何况人们还有许多更加急迫的事情要办。在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下，文学的品格受到了挑战。是坚持精英创作，还是向大众妥协；是坚持文学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还是向功利性工具转化？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妥协了的文学将更加受到轻视，因为它已经不能解决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坚持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和大气魄。这对一般人来说又很难做到。另一方面。在文学成为大家的事以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曾经没有参与文学写作的更多的人有了表现自己才情的可能，有了实现自己文化权益的机会。更多的人参与到写作中来比更多的人不能参与写作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将进一步浓厚，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民情民意表达渠道的顺畅将增进社会的有序程度，同时也将培养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这对文学来说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学将借此得以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