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束星北档案》随想
在阅读《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之前，我没有听说过束星北这个名字。我太孤陋寡闻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阅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一
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又入加州大学学习物理。他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仅一年时间，他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一文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引荐，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二十五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可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朱福[]；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1944年，李约瑟到抗战时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五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他的学生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沉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书中介绍了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上课的感受：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神秘的宇宙穹窿中，是那样辉煌。包括他与王淦昌在学术报告会上真枪实弹地争论，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这时才知道，束星北与王淦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吴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玻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仅仅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50年代初，也是英国物理学博士王竹溪教授（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那时的大学，能包涵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的品质，在那个社会也有生存的空间。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40年代，当学校总务主任在设备材料上设障刁难时，他竟然能出手打肿总务主任的脸。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他不愿参与政治和政党打交道。但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当有人诬陷他有经济问题时，他写挑战书，让对方向自己道歉或公开辩论。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说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以致他的仗义成为“肃反”扩大化时人们的SOS呼救信号。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的个性棱角。
二
但是，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刚性更强的体制。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或者说，在科学研究气氛浓一些的地方，他能逃过一些劫难？1957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对束星北来说，科学院那地方也不容乐观。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以他的个性看，束星北在科学院也许不会在保护之内。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此时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老山东大学了。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的全家人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有什么用？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在山东大学，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华岗，华岗使他与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有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但他，并不买账，一开始就与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不认为那是科学，充其量也就是哲学之一种。尽管如此，华岗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
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束星北还反对“一边倒”学苏联；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工农干部学员王景明就是听了他的课，感觉如梦初醒，进入了一个令人神迷的世界；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难听的话他也是说得出来的。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时间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就引起气象学界的轰动。他不是天才是什么呢？
“肃反”，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6年“小阳春”时有个纠正，他认真研究宪法，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在下面鼓掌二十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二十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的器皿，有时还被遣到太平间制作尸体标本。后来，因为修好了医学院从丹麦引进的脑电图仪，待遇才有所好转，又能上一点专业课了。
60年代，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顽强地“改造”，无望。“文革”了，继续刷茅房。自觉地刷，创造性地刷。同时修遍了山东省地方和部队所有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无法计算。然而，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
三
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他的老友同事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动。仍然羞辱学生“猪脑子”“狗屁不通”；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他再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的“顽固”，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一百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当年他七十三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他说，他多年患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一直注射肾上腺素，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尸体研究；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都奇怪，七十多岁，脑袋却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活力无限，他让解剖他的大脑，希望对医学提供最后的贡献。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大换班子，他的遗体被遗忘了。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教学用，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作者刘海军说：“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但在他看来，却是些“雕虫小技”。
同样的才学智慧，在相同的土壤下，有着不同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这时说“性格即命运”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纵观人类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凡才气逼人，往往性格与众不同。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锋其另一面？最近看2005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探索”周刊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写到：几乎所有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的人都能感觉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沉思，然后毫无歉意地走开。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