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吴宓为一学生投考转学的事去外文系见叶公超，陪叶办事见客。有人到地坛办公，因路泥泞，被马踩伤了脚，在他们面前哭泣。吴宓觉得很可怜。而叶公超说：‘我见女人哭泣，我愈心硬’。”
“27日，与超同室，寝前读词。夜雨。谈词。28日吴宓‘疟发’，叶公超帮他盖上鸭绒被。29日叶公超搬出，王竹溪搬入。”
而后，还有吴宓与叶公超妻子、孩子们的交往，“为超夫人购物”“与叶炜嬉戏”。叶从政不归，吴继续在叶家搭伙吃饭，关照叶的家人并为叶公超办了很多后续之事等等。
这种密集的交往与记载，又恰恰对一些小事的不曾忽略，让你看到吴宓为人办事的认真笃厚，叶公超为人处事的洒脱与狡黠。这些都是一般文学史教科书所忽略的。
傅国涌也常常用不同人的眼光，折射着叶公超的才华、性情与风度气质。
说到叶公超讲课，他引辛笛的文章：“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忘了下课铃声。”“他天分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又引他的学生许振德的说法：“他讲授时只讲大意，从不逐字讲解，课文中遇到少见而重要的生词，则反复阐述。”再引同是他的学生季羡林的话：“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季羡林看法也有变，他的《清华园日记》中，也有“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的说法。
说到叶公超的为人，“也有人批评他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在外交部工作过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他有时视若无睹，一言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与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就是这些日记、书信、文章中的点点滴滴，使我们看到的叶公超身为诗人，身为教授，身为官宦，一方面有着永远不变的个性，一方面又有着不为人了解的多侧面。
有了这些思想、气质、个性之痕，生命的印迹岂不清晰？
细细想来，我们通常阅读的传记人物与傅国涌笔下的叶公超是有些不同，前者正负面的经纬，似是写前就已经梳理好了的，人物基本的人格气象，是作者给定的。而大量用他人的日记去描述一个人，日记的零碎性、偶然性、主人的情绪性，能使记载下的人物行为与人格特征更为日常化，人物于生活的际遇中更为复杂化，因而也就混沌起来。有时恰恰是这种浑沌，相当真实地体现出传主的人生世界。
当然，这种据实的记载，有零碎的一面，也有粗略的一面，却因无材料去细补、去丰厚，而留下耐人寻味的空白。作者宁愿不做想象和揣磨，这是失，更是得。
2004年
筱敏的《女神之名》
《两个女性》
为了采访戴煌，把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重读了一遍。其中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太多了，但更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江西李九莲的故事。
后来，读到筱敏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女神之名》（花城出版社），其中有一篇文章《两个女性》，又说到李九莲。不过，她的着眼点已经不只是介绍这个惨烈的故事，而是表达更为深长的思考，读后引起我许久的不平静。
筱敏这篇文章，谈论了两个女性。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记者玛莉卡·布苏。她遭恐怖主义追杀，已经不能在一间房子里住上三天。当三十三位记者遭到恐怖主义杀害后，她仍然表示：她和同志们“决不放弃新闻之家。这是不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为了从政府中拯救受害者而不能撤离的最后一个地盘。政府把独立派记者视为头号敌人，它无法封住他们的口，因而对他们的失踪持怂恿态度。”筱敏最后写到一个情景：“那是一个早晨，一个普通的将动身前往她工作室的早晨，有几秒钟的时间，她想了一个极普通的属于女性的问题：‘穿裙子吧……不，还是穿短裤好。万一我中弹倒下，风不会吹刮起什么。我可不愿意人家来收尸时，我的大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筱敏说，读到这里，她骤然感到一种极深的战栗。我读她的文章到这里，也一样的战栗。为了自由的意志而牺牲正常生活的人让人感到庄严和敬重。那么一个女性在严酷生活面前对美的冀望和流连，给人的感觉是绝望中的震撼。
另一位女性就是李九莲。她生前不过是因为说林彪像奸臣，怀疑“文化大革命”是否得当，因而于1969年入狱。后来在劳改农场又批评了华国锋，于1977年判了死刑。她活着时，就被人将下腭和舌头用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又被歹徒奸尸挖去双乳。筱敏写道：“我无意于把这位女性描述为一只无辜的羔羊……她是一名自觉的承担者，她对命运自觉作出合乎个人尊严的选择。……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的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的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担了不幸。”最后她说：“……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遗忘这个故事。然而1996年初，当我再次从一份杂志中读到李九莲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仅仅在很短的几年里，实在我们已遗忘得太多了。”
筱敏在呼唤，戴煌在呼唤，还有胡平也在呼唤。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写过李九莲。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三人都经历过与李九莲相似的厄运。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们三人还活着。然而，他们的责任是让人们不要遗忘。在不该遗忘时候忘记了，是放弃了这个时代的责任。
1997年
《山峦》
《女神之名》里面，有分量的当然不只一篇。看了筱敏的《山峦》，又让我不平静了很多天。这是一篇对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灵魂礼赞。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历史称之为贵族革命。”
十二月党人都是什么样的贵族呢？如果我们看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罗亭、奥涅金、安德烈、彼埃尔等人有较深印象的话，就会想到，他们无论是没有生活目标的“多余的人”，还是有探索精神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一旦生活有了奋斗方向，就可以成为敢于为理想献身、组织起来的贵族青年。
1825年12月14日，俄国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沙皇残酷镇压下去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普希金的朋友。也有记载说普希金也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还有传说，1826年秋天，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把普希金召回了莫斯科，问他：“如果1825年12月14日那天，你在彼得堡，你会干什么？”
“我将在起义者的队伍里。”普希金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没想过这样做的结果吗？”
“当然想过，我的朋友们不是被陛下绞死了吗？”
这就是《山峦》所形容的：“恰恰是窒息生命的统治，使自由成为一种焦灼的渴望；恰恰是腐质土的堆积，迫使一种名叫崇高的生物直立起来，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生长。”
起义者的结局，是能想得到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还是“窒息生命”的，起义者希望被废除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如同“腐质土的堆积”，还相当的深厚。他们知道“沿着这条因自由的火把而延伸的道路，”可能会“走到了绞刑架下或者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但是理想的明确与崇高让这些热血青年贵族们义无反顾。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与中国的“戊戌变法”有些类似，就连同结局都类似。都是知识分子，都在忧国忧民。在他们举义的年代，都没有民众的响应或较大范围的理解。散文中提到的“无耻的‘幽默’，”恰恰说明当时先驱者们精神的孤独。但是，火把一经点燃，就会唤醒很多人的沉睡。历史已经告诉未来，如果先驱们提出的理想一天没有实现，火把在人们心中就一天不会熄灭。以“渴望自由为高尚的”人们，会将火把传递下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不就是勇于投身社会改革的革命家吗？车氏是在西伯利亚流放中写下的《怎么办》（1862年—1863年）。
作为一种历史的画面，最撞击人心灵的是，在“蛮荒和苦难的驿道上，远远地追踪而来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俄罗斯妇女的形象，常常使人想起山峦，是傍墨时分的落霞裁成披巾裹住双肩，以整整一生的坚忍，伫立眺望的山峦。”“整整一生的坚忍”是时间长度与血肉磨砺的厚度凝结成的庄重。
“山峦”形象的提出，使话题在激愤中沉实起来。这篇散文虽说充满诗意的比喻，却是一砖一瓦地砌就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些年轻的女性，是“在乳母的童谣里和庄园的玫瑰花丛中长大的”“曾在宫廷的盛大舞会上流光溢彩”“从降生之日起，就被血缘免除了饥馑、忧患和苦难的女性”。她们是在突然的历史断裂中面临着生命中的重大选择。是继续过着尊贵至上的奢华生活，接受尼古拉一世允许改嫁的谕令；还是追寻丈夫，共赴苦难？作者说“她们的选择不假思索，因为她们的爱是不假思索的。”
但是她们仅仅是为着夫唱妇随，从一而终的“爱”吗？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有着文明教养的女性，或许还是俄国上层社会以说法文为高贵的女性。试想托尔斯泰夫人会不会尾随托尔斯泰离开庄园过贫寒的生活呢？不会。在托尔斯泰晚年，他们夫妇的人生矛盾越来越深，就是其夫人不认同他的社会理想。上层贵族之家中也未尝没有《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卡列宁的貌合神离。所以，没有心灵的默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会追随丈夫到地老天荒之处的。
“面对昏蒙了数百年的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那一线由她们的丈夫们的英勇而划开的皎白的边幕，选择难道是必要的吗？”这段抒写告诉我们：她们的爱不是盲目的，不是顺从的，是理解和认同的产物。“丈夫们的英勇”，她们引以为骄傲；“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也是她们希望看到的曙光。所以“山峦”的根基是用同样渴望自由，反对专制；同样的进步文明意识与高尚的理想追求夯筑的。如同《复活》中马斯洛娃认识了民粹主义者西蒙松的价值后，愿意随他去西伯利亚一般。
也许，被流放的家庭中，妻子们对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理解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对丈夫们的精神追求与人格认同，应该是存在的。所以只看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对爱情的忠贞，没有看到妻子们对丈夫的精神支持，并不能完全概括出这篇散文的内涵。“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砾，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这是对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理性的肯定。当时，没有经历过炼狱的她们是无法体味自身的价值的。历史也没有留下她们的名字，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个符号是有灵魂的。我们今天已经清楚地看到，在她们面前，不仅仅是富华与贫寒的选择，而是人生价值的选择。这是做庸常之人还是做心灵高贵的人的选择。那些“豪奢的腐朽和华贵的空洞”，难道“是人的真正的权利吗？那些虚荣的玩具曾经掏空了多少生命？”所以“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义务”是她们自觉的人生承担。文章后面提到的“灵魂是因痛苦而结合的”，不是进一步表明“妻子们”与“丈夫们”是在同样高尚，同样孤独的相知中，痛苦地走到了一起了吗？“唯有一种博大的痛苦，有力量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在历史深处，注视着驿道上后世的跋涉者们迷茫的眼睛。”因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理性，使她们的眼睛没有“迷茫”，因此，她们的痛苦是“博大的”。
所以作者才说，“当她们以永诀的伤恸吻别熟睡的幼子，以微笑排开威吓和阻挠，任由恐怖和厄运箭矢一样穿过她们身心，孑然跋涉数千俄里，把这样的诗篇交到男人们的手上的时候，——爱情，还仅仅是一个花朝月夕的字眼吗？”
作者说，“女性的爱，其最本质的激情是母性。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其实，那最本质的爱是大爱，这时作者的歌颂已经指向一个民族。这个母性，是对贝加尔湖，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对莹蓝得如此温软的贝加尔湖真实的拥有。是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真挚之爱。一个民族正是经过博大与残酷的浸泡，其灵魂才得以生成和上升。所以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妻子是俄罗斯人民优秀的儿女，他们代表着一种民族之魂。
这篇散文的个性就体现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