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死了好几个月,由诗歌转向小说的一帮后现代们忽然感到很惭愧,他们和广大文学圈内的有识之士一样,几乎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及至花城出版社以千字30元的价格买下王氏三部遗作,并利用其死后哀荣所引起的炒作效应将书“及时”推出市面;作为消费者,我们才知道中国当代文坛并非没有大师,而是按韩东之语:人们都很“冷漠与势利”。
虽然王小波生前亦在海外得过一些华文奖,但在内地,他的作品常被当做异端,累遭退稿,即使偶尔见诸报刊,也多半是压箱之物,作为其他文章的陪衬而已。
有了一个王小波,文坛就有了一种教训。
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有第二个王小波,甚至第三个、第四个……王小波?
王小波这个名字成了一种含义复杂的名词。现在至少有以下几种意思:知识分子被埋没不光是发生在非知识阶层,或许更多还发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任何新生理念都容易受到压抑,有的是因超前而不为时人所赏,有的却是时人一种嫉妒心态使然,即已看出来某人才华,怕人超过而故意压制,最可怕的是一种群体性压制;一种新文体的出现意味着其他文体的陈旧乃至消亡,这种新文体当然是应具有震撼性的,王小波的文章对文坛的冲击已远不止文学界内,甚至不读小说的人也在读王小波;死者已矣,请注意下一个王小波……
谁是下一个,成了问题。
而琢磨这一问题最深刻的,看来莫过于那些诗人兼后现代们。
韩东毫不客气地挖苦道:“我们听见的是二王的争论,二张不宽容的直言和宗教迷狂的叫嚣,以及关于《马桥词典》的官司,这是多么无聊?”
我想定然有不少人是赞同他的,在浮躁的文坛,众声喧哗,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愿望与权力,并且都像话剧演员一样大喊大叫,极力让全场同仁听清自己的意思。即便听不完整,起码也要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咳嗽,也要标明是某某人的富有才华、独具个性的声调。于是文坛乱哄哄,成了菜市场,成了茶馆,成了大车店,谁也别想听清谁的声音,只能在附近的人旁耳语,如果不幸的是耳语者并不在意,或一耳进一耳又出,那便惨了。
韩东大概预知这种危险,甚或以为自己正处于此种危机中。因为他认定自己“和王小波是天生的同志”,不妨让人作如下推测:王小波已死,请关注他活着的战友,把友爱和热情献给王小波的同志们吧,这样王小波便不会“乍尸还魂,跳起来骂人”,追悼死者是为了给活人看,不如从“我”做起,把仍生存的“同志”照顾好。韩东代表他的朋友们郑重地接过王小波的班,并把“同志”们光荣地排在王小波第二、王小波第三、王小波第四……之上。
王小波生前没有同仁,死后却有了这么多同志,算是后继有人了。
韩同志作如是说:“同样都是在写作,但大家干的不是同一件事。如果你承认自己在写作,那么另一些人就不是在写作。如果你认为他们在写作,那么你就不是在写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点不共戴天……”
搞得像阶级斗争,属你死我活之类。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文坛何时弄成了文攻武卫之地?
我们自然不应该太冷漠,但我们不读尔等文章并不表明我们就冷漠了,尤其是我们尚未学会“大声疾呼”地去表扬尔等文采,这似乎还不是我们的过错,而应该检查一下尔等文章是否已经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号召大家给英雄照相,同时趁别人按快门的一瞬间把自己的尊容也搭在英雄的肩上,是否也太“那个”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