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为人很好，他写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的所谓主旋律的诗歌，很有激情，他的诗句经常让我想到郭小川的作品。他的诗歌延续了艾青所代表的一代歌功颂德的精神，当时我把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田间、张学梦、高伐林等诗人都看做是一种类型。高在当时的武汉是非常出名的，那个时间，徐迟已经不大写诗了，而曾卓好像还没有改正右派。高到处发表诗歌，他也经常帮董宏量和我向外刊编辑推荐作品。王家新虽然和我关系也很好，但他从来没有帮我向外推荐作品。后来我才理解，王当时并不顺，他和高的诗风区别太大，当时的朦胧派还没有坐大，他应该属于后朦胧派的，发表作品更加困难，还要找我帮忙，好在《长江》上发表诗歌。当时我对王家新印象深刻，一是他的吃苦作风，二是他的刻苦精神。
我是在湖北作协一次为大学生作者召开的会议上见到王家新的，当时大学生作者似乎分成两派，高伐林代表的是官方喜欢的那种诗风，王则代表一种民间写作的形象。高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阳光的、笑得很灿烂；王则很少笑，甚至好多时候还是抑郁的样子。不知怎么，我很喜欢王的诗歌，他的那种写法好像代表了一种地下的、神秘的感觉，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一见他就忽然恭敬起来，我说我很崇拜他。他听了一下子好像要脸红，好在他皮肤比较黑，不容易看出来，他当时非常小声地表示，以后多交往。他抽烟很厉害，为了和他搞好关系，我专门买了一种咖啡味道的烟给他，他很高兴，一边抽，一边要我也来两口，说好抽呵。
个子不高的王家新是个很腼腆的人，他的声音不高，带有很重的乡音，我很长时间听不清楚他的话。后来我到了湖北西北部游历，才知道他说的其实是河南南阳一带的方言，他是丹江口人，湖北十堰、襄阳、樊城、武当山、老河口、谷城、陨县等地说的都是河南话。他是我认识的少数上过大学而没有学会普通话的朋友之一。有一次湖北作协组织作家到新疆采风，所有的人都是坐卧铺去的，只有他是坐了来回的硬座，那个时候，武汉到新疆一个单程的火车都要七天。他下了车连腿都站不直了，有诗人注意到他的腿已经肿了，可见他多能吃苦。
我好像任何时间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他都在写诗。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是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集体宿舍的样板，肮脏的筒子楼，弥漫着厕所的恶臭，进任何一个楼房、任何一个房间都像在进厕所。王家新在那里写些新鲜的诗，他写作有个习惯，总是一边看别人的作品，一边写自己的东西，桌子上总有摊开的诗集或文学杂志。有时候他不在，我一边等他一边对照他所看的作品和他的诗歌的关系，这也启发了我的写作方式，看到好的作品，也会带来自己的灵感。我后来到武大也多是与他联系，因为高伐林是学生会领导，我天生不喜欢和领导打交道，就是朋友也不例外，我一到武大就是吃王家新和他的女朋友沈瑞花的，有时候活动太晚了回不去，就挤在他床上，或者干脆就把他挤到沈瑞花那里去。
我是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院子里见到沈瑞花的，她当时在楼下长满杂草的角落里站着，王家新在二楼的编辑部谈着事，他小声告诉我来了个朋友，不方便上楼，叫我下去陪陪她。沈瑞花是个喜欢笑的女孩，她一笑就露出补过的牙齿，深度眼镜后面有着女人般魅力的目光。她告诉我她是老北京人，这让我一下有了好感，因为我那时特别想去北京，而她的北京话让我又特别喜欢。之后，我便特别和她谈得来，很多活动中，王家新是主角，没有工夫管她和我，我便主要和她聊天，有一次她忽然对王家新说，你看我和李更的话比和你说的都多呢。王家新就是笑。
沈瑞花有个弟弟，叫沈武龙，管她叫三姐，沈瑞花就让我也管她叫三姐。1981年7月，我和从小玩大的朋友张广慧从武汉出发，我带了120元，广慧带了80元，开始我们长大成人的第一次远行，武汉到上海，东方红24号轮船，6元一张船票，底仓，散铺，一人发一条巴掌大的芦席，到了16铺码头。在上海外滩，露宿一个礼拜，当时正好是长江发大水，经常漂着一些上游下来的尸体，我们穿着又寒酸，晚上睡在情侣们谈恋爱的石头凳上，被人误以为是四川逃亡的农民。又是6元一张船票，又是底仓，散铺，不过这次是海轮，好像叫长自号，从上海到青岛，只记得在青岛却喝不到青岛的啤酒，在海里晒得脱了皮，两人都像石斑鱼了。我们又从青岛坐火车到烟台，还是6元一张车票，远远地望了望华东军打过仗的山头。在烟台，我们睡在5角钱一晚上的澡堂子里，然后投奔广慧在刘家沟的亲戚，一路上感受山东的富裕，公路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刘家沟到蓬莱的马路还是柏油马路，我们骑着自行车去的蓬莱。在广慧亲戚家，新媳妇把新房子让给我们住，我在那里充分享受了山东的各种面食，使我至今仍然想念广慧亲戚家那位巧手老太太。我们从烟台坐火车直上北京，平生第一次路过原籍沧州，在站台上张望许久。到了北京，我们的第一夜，在人民大会堂待了整晚，看着那些骡马大车在半夜里大摇大摆地从长安街上走过天安门广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张广慧，现在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版画家，是湖北美术学院的版画系主任。
新街口，石碑大院，沈瑞花的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我就这么住下了，让我感动的是，她和她妹妹沈瑞君，把我换下的臭衣服都洗了。这以后，我经常到北京，只要到北京，必然到她家去玩。
在武汉的时候，我已经从王家新那里拿到了《今天》，好像是蓝色封面，几乎没有什么设计，铅字油印的，现在到了北京，我当然就想着见见那些杂志的作者。我见到了杨炼、江河。杨炼非常热情，他邀请我们到他岳父在中央党校的家去吃饭，又去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家，他当时好像刚刚结婚，新夫人也是非常热情、漂亮。他说他才从武汉旅行结婚回来，还用仅有的几句武汉方言和我开玩笑，并且要我以后在武汉给他找女朋友，他非常喜欢武汉女孩子，他说王家新太老实不善此道。而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女朋友。
当时顾城不在北京，杨炼抱怨顾城不够朋友，顾城半夜需要的时候，就急召杨炼到天安门广场去散步，可杨炼想叫他去自己家聊天，顾城就经常以太远了推托。顾城那个时候已有明显的抑郁状况了。
彼时，《福建文艺》已经将他们讨论朦胧诗歌的文章编辑成书，杂志给我寄了两本。《作品与争鸣》也创刊，我的争鸣文字也在上面被提到，王家新从我手里要了一本朦胧诗歌讨论集。他在杨炼、顾城面前好好表扬了我一把，无非是别看我年纪小，可理论有一套。杨炼就建议我专门研究他们的作品，我说你们自己都能够写的。杨炼说，我现在不写理论，写不出作品来的人才去写理论。他指的是臧克家，当时臧把自己一辈子的诗歌重新拿出来，一首一首地自己给自己写评论，这让当时很多诗人不满。
我从北京回武汉以后，顾城和舒婷合出了一本诗集，这应该是朦胧诗歌第一次正式出版。顾城给我写信，要求我帮他推销，每买100本可得他的一张肖像。后来他寄来的肖像不是什么照片，而是一张复印的东西，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先进产品。
这却是启发了我的编辑欲望，我也开始到处约稿，我要搞出版了。高伐林、杨炼、顾城、王家新、熊召政、董宏量都给了稿子，杨炼为了我的杂志更加精美，还寄来了钟阿城的线描，这可让我犯了难，怎么印上去啊？内文我先是搞蜡版刻，后来认识一位在武钢机要室打字的女孩子，当然是有目的地去建立的朋友关系。她帮我打了所有的文稿，最让我惊奇的是，她告诉我他们科有日本进口的复印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印刷业的进步，但是要动用那个机器，风险非常大，被领导知道非被开除不可。我不管那些，马上到处写信，约来各位的相片，我不仅把他们的肖像印了上去，还把他们的手迹印在杂志上。
我编辑出版的杂志在当时是民间印刷最先进的，比《今天》的形象要好得多，作者队伍也很强，只是周期长了点，一本杂志从约稿到出版，忙了我大半年。正准备大干一场，把北岛、舒婷的东西也弄点来，顾城还叫王家新把他《无名的小花》全部的手稿带给我，让我认真学习，拿出像样的评论来。这个时候全国开始打击非法出版物，这是北京解决西单墙问题的延续，一些小团体搞的出版物都被清查了，还有不少人物因此进去了。我吓得赶紧销毁自己辛苦了一两年制造的杂志，当时想的是怎么也不能成为政府的对立面吧。而分配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高伐林也不断写信叫我不要再玩这个了，还是自己多写点东西往《诗刊》这样的地方投稿算了，连舒婷、顾城、杨炼、王家新也多在《诗刊》想办法去了。其实我清楚，他们骨子里面是想被招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