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10日的《羊城晚报》，刊有一篇建议废除作家“终身制”的文章。
其实这也并非什么新论调。早在十几年前，“文革”后第一批名震四方的写手们就已发出这个号召。当时执政文坛的皆是“文革”前入主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他们虽然有点焕发青春，又开始重新拿起笔来；但也有不少跟不上形势，再也无创作激情，有的顶多写几篇散文而已。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一种职业就是一个固定饭碗，想进入难，要出去更难。他们不出去，限于编制，大批中青年就进不来。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80年代末，作家协会一直是文化人的金窝窝，特别是大城市以外的作家们，其写作的终极目标至少有一个是加入各级作协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囿于帮派而借政治之手排挤掉了一批名作家，如沈从文，使那批作家过早地尝到了下岗的滋味。还好，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家们大都有一两样除写作之外的傍身之技，可以停笔从容转行。像沈从文，就再也未写文学作品。
“文革”前17年，情况就大为不同，作协进了一大帮工农队伍，这些人不少是文盲、半文盲，靠生活底子、靠忆苦、靠人民政府帮助、靠一两本小册子甚至一两篇小文章，他们幸运地进了作协。
这时候要他们离开作协，就像今日叫四十几岁的纱厂女工下岗一样，就彻底完了。他们当然要依靠某些老关系、某些传统思维来力保其饭碗。当年演出的悲喜剧至今给笔者留下深刻之印象。在某省作协换届大会上，老奸巨猾、布障策划、明放谣言、暗拉帮派，把正直者拉下马，将钻营者扶上台，使人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萨布兰卡，各种背景、各种面目的特务们成群结队，简直想象不出让万千读者景仰的作家们竟还有这些嘴脸。
如今，这些人也廉颇老矣，青壮年下海的也退上岸，学老和尚撞钟，有一口素饭即可，因为作协毕竟是没有坐班的麻烦，在编人员还没有签约人员每年要完成几万字的压力。在这个竞争日益紧张的社会，还可以黄鹤楼上看翻船，庆幸船上没有我。
其实，这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作家比例并未超规。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作家存在的比例都要比中国多得多。当然，人家的教育水准高，知识普及程度高。然而之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上近年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从事教育业是风险最低的职业。教育发达标志的在于教师收入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灰色收入提高得惊人，编写教材成了最稳妥、最快捷的出书方式。教师不会像其他行业那样有下岗的危险。当然这是题外话。
所要说明的是，在今日中国知识普及率大幅上升的条件下，多几个作家是好事，总比多几个无所事事的官僚、甚至贪官污吏好得多。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作家们，其专业化、专职化情况并不普遍。除了连年畅销的书籍写作者，大部分都有各自的主业。不少是在大学及一些学术机构担任一定教职或研究任务。
从不少资料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文人们谋生的手段及水平要比中国作家的高得多。
中国作家很多都承认，自己是什么都搞不好、也不会，才迫不得已拿起笔来。这一点也是从西方某些作家那偷来的挡箭之语。像托尔斯泰是赌博输光了才写小说还债，巴尔扎克也尝试经商发财，结果债台高筑，不得不又退回到书桌前老老实实爬稿纸。
这也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体制造就的一大批社会废人。我以为是怪不得那些所谓“不出佳作，照样拿饷”的可怜虫的。
实际上，作家协会在这十几年中也有过一些让作家们坐立不安的改革。
比如，首先是让各省分会独立。以前各省分会总是冠以“中国作家协会省分会”的牌子，结果一直闹矛盾。省分会不一定就听总会领导，因为总会没有给分会一分钱，省分会都是各省财政拨款，当然归省委宣传部管。
更在其前，省作协只是省文联属下一个部门，人事、财务、后勤等一应是省文联的头头们说了算。省作协顶多是省文联机构内一个最大的单位罢了。兄弟大了要分家，天经地义。于是各省作协纷纷闹独立运动。闹成功的刚高兴几天，不过是多了一批官员，其头头挂上副厅级头衔，却马上发现未得到相应待遇。因为和文联还在一个大院，好比下围棋，文联执黑先行，那还不是先行一手，而是先行了十几年、几十年；院里好地方全让文联霸占了，作协的楼上没有公用天线、没有暖气，与文联人有幸杂居一楼的，那些管和线也尽量绕开作协人的住房。这还不把人给活活气死？
如果碰上作协的头目又是位无能之辈，那小的们更雪上加霜，纷纷跺脚：还不如不分开。
分开了只是名义上好听了，待遇却一落千丈。大概只有几个头头得了实惠，乌纱帽又大了一号。
可是且慢，有的作协正像文联一样，内部斗争如火如荼，宣传部立即火中取栗，派一个第一把手来。这时，作协的头头也才如梦初醒，让人得了渔人之利，只好打破苦胆往肚里咽。
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是文人与文人闹，现而今是文人与官人对立，可谓秀才见了兵。
放眼望去，目下哪个省作协日子好过？若以资不抵债论，他们早已过了破产杠杠。各省作协的文头头们几乎大都和宣传部关系不好，甚而紧张。大作家当头也不例外。
说个老实话，省作协基本上都设在各省首府，首府属丰都大邑，自然有其市作协，这就又有省市之分。各自都称其直接与中国作协发生关系，大房二房要拿个座次。省作协心中酸楚，怎么也应该省领导市；市作协认为，尔等算老几？
以某省为例：老百姓都知道，进了省委大院，满耳听到的都是乡下话；进了市委大院，则满耳都是城市话。省委多是从地方调干部进省城，市委则主要从本地招人。乡下学生刻苦学习，纷纷考入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大多也想尽办法留在城市，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态。但无论他们进城多久，乡音难改，乡容难变，城市里不少戴有色眼镜的人还是瞧不起进城的泥土干部。特别是市场经济左右城市生活后，机关干部更穷得叮当响。市里的干部则利用当地各种关系，捞得不少实惠。所以市里干部说话都气粗些。一个省歌剧院，一个市歌舞团，明明是省歌创作实力雄厚，然而人们只喜欢看市歌的戏，说市歌的女孩子走出来就是洋气一截。省歌只好下乡巡回去了。
省作协也许还没有公仆们那些弯弯绕，但在用人用钱上，地方干部毕竟条条框框多，且地方观念重，用人用不到个好人，用钱又用不到点子上，加上关系复杂，搞得人心惶惶。
市作协则直接受惠于本城经济发展的好处，不断地搞活动、出丛书、开大会、表彰先进。
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轻言让市作协听省作协调遣？省作协的人，有能耐的，纷纷以调往市作协为上策。
实际上，由于中国作协不允许市作协挂其名目，市作协早就独立挂号了，就直称“市作家协会”。后来看到省作协也挂出“省作家协会”的招牌来，他们还暗笑一阵。
这好像是争风吃醋都败了，大房二房都做不成。
反过来，中国作协也有苦难言，与地方作协脱钩实属无奈。作协作为一个文化机构，政治上由宣传部指导，行政上是文化部门管理，实际上又是独立自主。当前些年，作家们忽然被告知作为民间团体，自然要归民政部门接手的消息后，一下子都有了种莫名的悲哀。
一位作家以前到民政局采访过，对方很简要地告知自己的负责范围：一个是最可爱的人，解放军；一个是最可怜的人，收容遣散的盲流，火葬场之类。每年重要任务是拥军优属，慰问殡葬工人、救灾等。
作家算哪一类人？最可爱的人——不好意思。最可怜的人——至于吗？那作协干脆建在火葬场旁得了。一年轻人有惊人发现：咱们大院的格局还真像哩，那食堂的样子、那烟筒、那掉了阳气的人……
掌嘴掌嘴，就地消毒。
都落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快走人？仿佛股市利空，机灵人都壮士断臂，逃往他处。
倒好，自然减员，又可为文化部门那难以甩掉的家属子女就业问题解决几个名额。
实在无能的人，既不能调走，也不会下海，只好死猪不怕开水烫，学顾准，唾面自干。
一位老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一个月才拿600多块钱。
说到这里，我想那些认为要请走作协终身制的人，这种论调，是否不讲良心？
“只凭一部作品或几篇文章成名，而后便坐吃老本儿的作家”，在某些人看来，是太该赶出作协了。
在国外，靠一本书吃一辈子的作家并非少数。如塞林格，几十年靠《麦田守望者》的版税过日子。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应得到赞扬的。在中国虽然现在也有版权一说了，可又有多少人在认真遵循？且不说那些疯狂的盗版者，就是正规出版机构又如何？还不一样随便取用作家作品，即使良心发现给点稿费，也才几十元几百元左右，完全是道义上的、象征作用。那些真正写了好作品的人也不可能吃一辈子，除非作家本人还参与发行之类的共股共利的工作，但又有几个作家有此本领？
因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立时显现光辉了，作家只好吃在作协、住在作协、玩在作协，总之，是混在作协，最后还要死在作协。如果作协真是统筹于民政，那作家有福了，可以享受那一条龙式的服务。
就大多数作协一个月人均几百元的收入来讲，当作家并非今日的时尚。如果一个作家甘愿死守自己的清贫，而不出去到社会上充当拆白党，这对净化社会环境也是极大的帮助。添不上好，也不要添乱。
就笔者所知，不少所谓下海的作家是成了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子的。作家因犯案被新闻媒体曝光以至判刑坐牢的已不是少数。
笔者曾做过中学教员，还带过所谓“和尚班”，也许早年高中毕业的人还记得这个含义：风气最坏、成绩最差的学生，多半是男生，就留在“和尚班”。女生差可以放羊归家，男生放出校门可容易惹祸，出于治安上的考虑，就把这些暂无工作可做，又升学无望的人困在校门内，由专人看管。
作家当然不是“和尚”，但如让那些有犯案或不安定因素的分子平庸地生活在某个院内，比如作协，不是很好吗？让一个本来是灵魂塑造者、精神培育者因所谓下海而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不是罪过吗？作家也并非那么好成全的呵？这时候让有关部门拿出一点点、一点点钱来，只当做善事，怎么样？
笔者这里公开说，有些地方精简作协、甚至撤掉作协是有违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大计的。
还要说明一点，一个作家写得少，不能单从才气、勤懒来考虑问题。对于如今铺天盖地的语言垃圾而能保持自尊，做一个自爱的社会盲从的缺席者，应该得到的不是耳光，而是掌声。哪个作家不想写作品？哪个作家不想立言传世？如果写作不能带来社会效益，又不能为自己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可以为自己带来一点经济效益，却同时又可能损害了社会效益，那不如保持现状。
当年张恨水写了上百部长篇小说，却常常为买一袋米发愁，在重庆望着林森公馆那灯红酒绿的样子，至今令我心痛心酸。
另外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许多作协经过长年积累，实际作家已不多，反倒是工作人员成众，行政官员成灾。各个科室去看看，坐着的，几乎都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人物。本来，他们是为作家服务的，但再伟大的作家，天天看到也平常了，经常是作家反过来求他们办事盖章。作协的车是他们坐，钱是他们花。作家本人想要坐一下作协的车，就会高兴得像星期天爹妈领上去公园一样快活。
倒是这种人，笔者认为是该把他们扫地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