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金刚
2004年3月中旬，张宏江、林斌、张益肇和阿德勒四人前往印度“西天取经”。他们希望通过访问这个软件大国，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样板。当时的微软印度开发中心，是微软在美国以外设立的最大的开发机构。经过五年的经营，该中心的规模已经达到400人。张宏江说：“我们想去看看他们是如何确定开发方向、如何做项目、如何招聘和培训、如何与总部沟通的……”他们在印度的日程中还安排了参观InfoSys等著名软件公司的活动。
这次“西天取经”果然让张宏江等人“大开眼界”。由于担心不适应当地的饮食，张益肇带了一箱矿泉水、两箱方便面，但他们还是遭遇了“不测”。
“取经团”到达印度六大城市之一的海的拉巴时已是晚上。当晚，他们下榻在当地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第二天早上，当张宏江乘电梯下楼吃早饭时，忽然停电了。正当他在黑暗的电梯里惊慌之际，却发现当地人竟然若无其事。显然，他们对这种状况习以为常。大约过了一分钟，备用电源启动，电梯又正常运转起来。后来，他们在访问微软大楼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在InfoSys，林斌却看到了让他震撼的先进设备：在一个阶梯会议厅中，树立着一块很大的屏幕，它可以被划分成25块，供25方同时进行视频通话。
“这说明，印度的软件公司对远程开发已经摸得很透了。”林斌说。InfoSys、塔塔等大型软件公司多年的耕耘，为印度培养了大批的软件人才。“不得不承认，微软在印度的开发中心有一个先天优势——他们能从本土找到很多有经验的人。而当时我们在中国，能找到的是大批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基础很好，但都缺乏经验。要想找到有足够经验的人，必须从国外引进。”
但张宏江却对这次“西天取经”有另一种认识：印度的软件外包做得太成功了，以至于微软印度开发中心在经营了五年之后，仍然专事软件外包，并没有涉及核心的产品开发；虽然他们承接了众多的项目，但每个项目规模有限；虽然他们的企业规模很大，但是做出来的产品对本土市场影响很小。这些显然与张宏江脑海里工程院的愿景相差甚远。
“原本我们是抱着‘取经’的心态去的，却发现中国的人才结构和印度差别很大。而且，中国本土市场巨大，这也和印度不同。”张宏江说：“印度之行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们认清了一件事：绝不能成为纯外包机构，必须朝核心产品开发的方向发展。回来以后，我们信心大增，更有干劲了！”
除了林斌和张益肇，工程院在2004年春天又“网罗”到另外两员“大将”——幺宝刚和萧圣璇。
张宏江加上“四大金刚”，组成了工程院早期的核心管理团队。时至今日，“四大金刚”的故事仍然为人津津乐道。他们被记住的，不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有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为工程院所做的点点滴滴。2004年，在庆祝工程院成立一周年的年会上，年轻的员工们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ATC大时代》。他们把张宏江称为“总瓢把子张大帅”，对“四大金刚”的描述也是惟妙惟肖：林教头（林斌）统领七八条枪，内引一招张（张益肇），外招宝二爷（幺宝刚）和萧公子（萧圣璇）……
虽然被称为“四大金刚”，但如果仅从外形上看，或许“四大才子”才是更合适的称谓——四人当中除了幺宝刚身材比较高大之外，另外三人看上去更像一介书生。林斌说话时语气总是很平和，但却隐藏激情、敢想敢做；张益肇说话语速比较慢，甚至有点忧郁气质，是个心思缜密的人；萧圣璇像个阳光大男孩；幺宝刚表面上很“酷”，但是个热心肠。
但是，当这些性格各异的“书生”齐聚工程院，却像发生了化学反应，不断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事隔多年，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工程院，但当谈起在工程院“创业”的日子，他们的眼中仍然闪耀着光芒……
林斌对他和微软中国结缘的日子记得很清楚：2000年6月24日，他从微软总部回到北京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如此说来，他当年也是被创办研究院的李开复等人“贩卖”回国的。难怪在创建工程院时，他熟门熟路地担当起“人贩子”的角色，从总部招募到不少能人。
2003年，林斌在研究院担任技术转化组的领头人。在成立工程院的想法被提出之后，他当即向张亚勤提交了一份方案，提议在工程院建立与总部一致的开发、测试、项目管理“三足鼎立”的团队架构，并从技术转化组“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模式转变为“真正的软件产品开发”的模式。工程院成立后，林斌在微软总部的华人员工论坛中发布了招募启示，向总部的华人工程师抛出了第一个“绣球”。
2003年年底，在总部工作的一名华人测试工程师陈天看到了这则热情洋溢的启示，颇感兴趣，于是在圣诞节期间向林斌发了一封邮件询问具体事宜。然而，这封邮件却如石沉大海，迟迟没有得到林斌的回复。就在陈天差不多要放弃回国工作的念头时，他终于收到了林斌的邮件。很快，陈天见到了工程院派出的代表。来人并非林斌，而是幺宝刚。
这时，陈天才知道，高度近视的林斌由于高强度的工作，竟然出现双目流血的情况，住进了医院。他这一病，差点让工程院错失了一名优秀的人才。幸而林斌在病刚有起色时就挣扎着开始工作，所以才及时看到了陈天的邮件。后来，陈天成为工程院招募到的第一名测试开发经理。
林斌在2006年离开了微软，成为谷歌（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工程院总监、副院长。
张益肇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老人”。张宏江对第一次与张益肇见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1999年年初，在张宏江已经答应加盟研究院但尚未回国之时，就受李开复之托，“面试”一位“电信系统的自然语言界面研究领域的先驱”，这个人就是张益肇。
在见面之前，张宏江就了解到：张益肇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开发出了新的语音识别算法，在通用电气研发中心开展了模式识别方面的研究，并在国际著名的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拥有多项专利。
在旧金山的一家餐厅见面之后，张益肇考虑问题的细致入微给张宏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从微软的股价，到北京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随口向他推荐了北京的一堆景点，其实这些地方我从来没去过……”
1999年7月，张益肇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语音小组的研究工作。
外表文弱的张益肇其实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你难道不用睡觉吗？”担任工程院与总部联络员的阿德勒有一次好奇地问张益肇。原来，阿德勒在美国往中国发邮件时，总是能立即收到张益肇的回复，而那通常是北京时间的凌晨。
2004年，张益肇出任工程院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Vista的开发工作。
2006年，工程院成立两年后，决定将根据本地实际需求进行自主研发的想法付诸行动，于是成立了新技术和产品孵化团队。张益肇再一次被委以重任，带领这一全新的团队。
新技术孵化组致力于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挖掘由技术整合产生的市场机会。这支团队汇聚了产品计划、设计、研究及软件工程等方面的精英，并以最终用户为核心孵化新的产品与服务。另外，新技术孵化组还将参与制定微软移动产品的新兴市场战略，帮助微软的网络、移动及通信产品在中国取得成功。
为了推进这一计划，担任新技术孵化组总监的张益肇（目前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资深总监）还建立了一个内部创意收集网站，面向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全体员工征集最佳创意。这个网站在展示和探讨新创意的同时，也成为微软亚洲工程院各个团队与整个研发集团进行交流和协作的纽带和平台。
幺宝刚于1996年在美国加入微软。在总部工作的七年中，他先后在微软一些重要的产品部门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软件开发组长和开发经理等职位。据幺宝刚形容，他加入工程院是一个旋风式的过程——对国内的情形还懵懵懂懂，人就已经过来了。其实在加盟工程院之前，幺宝刚就已经产生了回国工作的念头：“因为想离父母近一些”。2003年9月，他看到林斌发出的“招贤纳士”邮件。回了一封邮件之后，幺宝刚很快就接到了林斌的答复：即将有人前往美国和你面谈，来人是“Assistant Managing Director”。
幺宝刚一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工程院派过来的是一位秘书，但见面后才发现，对方竟然就是张宏江，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
2003年的“十一”假期，幺宝刚回国，和八九个人面试了两天。最后，当时的研究院副院长沈向洋请他在北京的老边饺子馆吃了一顿饭。
“一盘饺子、一瓶啤酒，就把我搞定了。”幺宝刚笑称。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当时是被对方“有所作为”的态度感染了。于是，幺宝刚在当年10月开始介入工程院的事务，11月就正式回到北京履新。
“我过去做两年试试看。”临走前，幺宝刚向美国的同事辞行，但对方表示不相信他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加入工程院之初，幺宝刚担任工程总监，带领微软在线广告平台团队。2007年，幺宝刚曾因个人原因一度离开微软。
“离开工程院以后，原来团队里的一些同事反而把我当成了‘向导’，遇到问题都愿意跟我说说，有时中午还跑过来跟我一起吃饭，让我帮忙出出主意。”幺宝刚说。因此，他似乎一直没有远离工程院。
2009年，幺宝刚回到微软，出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广告技术中心产品组经理。
萧圣璇1993年以华盛顿大学“最优等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并加入微软总部。
在微软总部工作的11年间，萧圣璇参与了多个核心产品的开发。1993年至1995年，他参与了MSN 1.0及Windows 95的开发工作。1995年至1998年间，他在互联网商业服务组（Internet Business Service Unit）参与SiteServer多个版本的开发工作，并将Site Server Membership Server引入Windows 2000，之后被提升为开发负责人。1998年到2004年，他参与了BizTalk Server多个版本的开发及分别应用于HIPAA和RosettaNet的BizTalk加速器的开发工作。
2003年年底，萧圣璇在微软华人协会（Chinese Microsoft Employees，简称“CHIME”）的一次聚会中听说微软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新的开发机构，正在招贤纳士。
2004年春节期间，萧圣璇只身来到北京，花了三天时间对这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了解。已在总部工作了11年的萧圣璇，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挑战。所以，当林斌和张益肇向他描述工程院未来的发展策略——五年内做出一个全新的产品时，萧圣璇马上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但他仍然心怀疑虑：这里真的充满激情和干劲，连周末都会有很多人加班吗？
为了看到更多“真相”，萧圣璇在周末独自悄悄去了一趟工程院的办公室。他看到的场景果然和张宏江描绘的一样——即便是周末，工程师们也在办公室里忙得热火朝天。
2004年6月，萧圣璇正式加入工程院，开始了每个周末都加班的生活，融入“每个员工都被激情和野心燃烧着”的生活中。
六七年过去了，萧圣璇成为“四大金刚”中留在工程院时间最长的人。他的普通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昔日的“大男孩”头上也渐渐出现了白发，而他带领的团队则对众多微软核心产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场媲美“超女”海选的招聘狂潮
在工程院成立之初，张宏江和他的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手短缺。工程院的牌子挂起来之后，全部人手——连张宏江在内不到30人——马上投入到第一个紧急任务中。他们要赶在2004年3月之前，把来自研究院的7个项目做成产品模型拿到TechFest上去展示。张宏江的计划是，在工程院成立后的3个月内招来70～100人，因此，最初的20多名员工在争分夺秒开发项目的同时，还肩负着招兵买马的重任。
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是国内各大高校的招聘季。瞄准中国高校毕业生的企业，除了微软，还有IBM、英特尔等IT巨头，2006年之后，另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谷歌又加入其中。各大公司对人才的争夺，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宏江要求我们，一旦应聘者确定被录用，Offer（聘书）必须在48小时之内发出去。因此，有时我们下午面试完，晚上就要给入围的学生发Offer。”时任张宏江秘书的金燕说。
很幸运，在招聘方面，刚刚诞生的工程院并非毫无经验——他们沿袭了研究院的一部分做法。在过去五年中，研究院已经摸索出一套校园招聘的办法，先是组成宣讲团到重点高校进行演讲，然后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接收简历。但是，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张宏江说：“以前研究院每年招的人很少，而且方向很明确，人群很集中——就是要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生。相比之下，工程院招的人更多，面向的人群也更广，更像是一场‘海选’。”
2003年，工程院没有等到11月正式成立之后才开始动手招聘。林斌说：“在七八月间，我们还没有正式宣布成立时，我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可以说，我把95%的时间花在了招聘员工上。”
10月中旬，张益肇为即将到来的高校演讲制作了一份PPT，其中不仅介绍了工程院的由来、招聘的要求，还分析了软件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且鼓励学生们：“一流的研究人才要进研究院，一流的工程人才要进工程院。”
一轮在十几所国内顶尖高校的宣讲做下来，各高校的BBS上开始大量流传关于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招聘信息。与此同时，工程院的招聘启事也在中华英才网上线。很快，工程院在各个高校掀起了招聘狂潮，简历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涌向工程院。
金燕对当时收到的简历数量记忆犹新：“足足有两麻袋”。再加上从网上收到的，简历数量超过了10000份。
当时国内另一个牵动无数年轻人的活动是“超女”的选拔赛事。难怪当年有国内媒体称：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招聘盛况只有“超女”海选才能媲美。
经过第一轮筛选之后，张宏江和他的团队发现，选出来的应聘者仍有7000多人。怎么进行下一轮的筛选？他们的决定是，采取中国学生十分擅长的一种方式——笔试。
说干就干！众人马上组织出题小组讨论考试题目。试题分为两大类：选择题和主观题，其中主观题还包括编程题。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来自全国的简历有近万份，考试的顺序应该怎么排？
有人提议先从北京开始考试，然后依次在其他城市进行。但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定了，因为题目只有一套，先考完的学生很有可能把题目传到网上。所以，为了防止试题泄露，考试必须同时进行！
这次笔试被工程院的“考官”们笑称为“计算机基础理论全国统考”，因为当时国内拥有顶尖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高校基本上被全覆盖了。
第一轮笔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合肥、南京、杭州、成都和西安八个城市同时举行。考虑到要避开学生们的上课时间，考试定在一个周六的上午。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6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仍有不少学生没能赶上第一轮笔试。于是，商量过后，他们决定在11月13日再举行一次笔试。第二次考试除了覆盖上述8个城市，还增加了哈尔滨、大连和武汉3个城市。
考试结束后，抱回来数千份考卷的“考官”们意识到，他们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虽说是计算机考试，但评卷的工作却不得不靠人工来完成。选择题部分的评判工作可以“外包”出去，但主观题就都得由工程师们一道一道来评审了。于是，这20多人开始昏天黑地地和几千份试卷“搏斗”，而与此同时，还有7个项目等着他们去开发。
此时，工程院还没有专门的招聘负责人。其实原本可以“借用”研究院的两名人力资源经理，但其中一名在2003年年底离职，另一名因患病正准备动手术，所以只能由张宏江的秘书金燕帮忙协调一些招聘方面的事务。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招聘原来分社会招聘和校园招聘两大类。”金燕说。扑面而来的繁重的招聘任务，让她既紧张又兴奋，也让她从协调工程院的招聘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经理。
笔试之后，候选人仍有500多位。经过商量，大家决定，再通过电话进行第三轮筛选——每位经理每星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两个电话面试。
三轮筛选过后，10000多名求职者中只有300多人接到了工程院的面试通知。
有应聘者后来形容，工程院的面试对于智力和体力都是一场考验。因为，面试过程有可能持续一整天，面试者要和五六位考官对话。如果符合条件，第二天可能要再谈一天。虽然过程并不轻松，但应聘者们都希望自己在面试中走得越远越好。
在招聘季，工程院把每周二、周五的上午设定为“面试时间”。面试者比较多的时候，工程院甚至要一整天开足马力。“我们通常一周要见40个候选人。”金燕说。
到了面试的日子，满怀期待的年轻学生们就会涌进工程院的办公室。他们每人都会拿到一份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需要在几点几分到哪个会议室面谈。
从上午9点到12点，他们通常要面见三位考官，与每位考官面谈一个小时。到了中午，工程院会招待他们一顿午餐。学生们的午餐有时是麦当劳的汉堡，但更多的时候，工程院为他们提供的是鸡肉饭和牛肉面。
金燕这时会走进来，和学生们讨论一些较为轻松的问题。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面试——观察学生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是如何表现的。
和学生们“闲聊”一阵之后，金燕会离开会议室。等到午餐快结束时，金燕又会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手中也多了一份名单——这是下一轮测试的入围者名单，“榜上有名”的学生们将在下午迎接新一轮面试。
后来，有人总结出一个“规律”，并在网上广为流传：中午领到鸡肉饭，意味着进入下一轮面试名单，而如果发到手的是牛肉面，则意味着闯关失败，吃完饭就要“打道回府”了。
“这纯粹是意外。”金燕说。原来，在学生们吃午饭时，在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考官们也在开午餐会。考官们一边吃饭，一边把上午面试的情况汇总，然后确定下一轮入围者的名单。
因为每位考官的考察角度不一样，有的考察应聘者的逻辑能力，有的则着重看应聘者的创造性或对细节的关注，所以，考官们常常会对同一位应聘者持有不同的意见。而金燕也会在和学生们“闲聊”之后，加入考官们的讨论，并说出她观察到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我暗中观察看好的学生，和面试官决定的名单非常契合，只有少数时候观点不同。”金燕说。这时，金燕也会站出来挑战考官们的决定。
招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插曲。
有一次，一名工程师到了约定的电话面试时间，却仍然埋头做项目，没有给应聘者打电话。金燕得知后，“天不怕地不怕”地挑战了这位工程师。
“我们得赶在TechFest前把产品模型做出来，到底哪个更重要？！”那位工程师的上级经理非常不满意，当即冲到张宏江的办公室去“告状”。
金燕面对老板们的对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张宏江只好叫她先出去，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对宏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他承受的压力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只是他不说而已。（当时我们）要完美地交付研究院的7个项目，手里又没有足够的人手。”金燕回忆道。
经过一番“软硬兼施”，工程院上上下下开始全力配合招聘工作。就这样，经过筛选简历、笔试、电话面试和若干轮面试，工程院在头一年的面试过后只发出去了50多份聘书，这仅仅完成了张宏江设想中招聘任务的一半。
这时恰逢《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前来采访，张宏江便向对方透露了上述状况。后来，这名记者以“1万多应聘者挑不出100人”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然而，这篇报道被另一份报纸转载时，却由于失误，在“1万”后面多加了一个零，变成“10万应聘者挑不出100人”。这两篇报道为张宏江带来了不少麻烦。外界一时议论纷纷：微软亚洲工程院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如此挑剔？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微软总部。张宏江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在获知这两篇报道后，透过越洋电话质问张宏江：“Why are you making this point？（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别忘了，雷斯特曾经以“中国遍地是人才”为由，跑到比尔·盖茨那里为工程院的前景打过包票。难道现在工程院却要告诉大家，在中国招不够合适的人吗？
“其实我们只是想强调，在短时间内找不到足够的中层骨干。”张宏江说：“中层人手短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做大面积的校园招聘，但我们的面试官人手远远不够。”
微软工程院院长：1万多应聘者挑不出100人
“过去两三个月，我最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雇人上。遗憾的是，1万多名应聘者中，居然招不到足够合适的人。”今天，在北京中关村希格玛大厦微软亚洲工程院总部，新任院长张宏江博士情绪不高。
2003年年底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的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核心产品。张宏江直接向负责微软研究院全球事务的公司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博士汇报工作。
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今年7月份左右应该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让张宏江头疼的是，现在只招到50多人。“微软亚洲工程院现在已经启动了10个项目，至少还需要30人才能满足工作运转的需求。我简直不知道该去哪些地方找到这30人。”张宏江说，他甚至怀疑可能是招聘行动的声势不够大，没有引起能人们的关注，或者是项目来得太快，令人应接不暇。
6年前，比尔·盖茨看中了中国软件人力资源的优势，在北京建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飞速成长，使得它很快被提升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据说，比尔·盖茨每次听见亚洲研究院的名字都会非常兴奋，“因为总有好消息”。
6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在技术领域有若干突破，还网罗了50名世界一流研究员和120名国内顶尖人才。
微软亚洲研究院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使微软看好在中国设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可今天院长却为招不到合适的人发愁。
为什么1万多应聘者，微软亚洲工程院都相不中？张宏江博士说，因为工程院的使命是把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换为关键技术或者开发成产品，所以需要大量的软件项目管理员、软件构架师和软件测试人员。但来应聘的人中，却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人，优秀的软件项目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已经找到的软件项目管理人员，要么是曾经为微软工作过的，要么是从微软总部聘来的。
在张宏江看来，真正懂软件工程的人，要能把用户的需要转换成软件的功能。大多数人只懂得编程，能把单个的程序写得很好，但却不懂得怎样把程序运用起来。他说，其实写程序只是整个软件工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可据他观察，不少毕业生都认为，只要能把程序写得流畅就等于懂软件工程了。
在1万多名应聘者中，微软甚至只给两三百人参加考试的机会。张宏江说，考试的结果暴露出，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基本功很不扎实，对各门知识之间的关联性理解不够，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割裂的，有的人或许知道该怎样写程序，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宏江最近去了印度，那里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告诉他，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雇用的员工就从几百人上升到数千人。“我不敢肯定，在国内我能找到那么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张宏江说。
从下个月开始，张宏江和他的副手将在国内十多所著名高校举办讲座。他们想告诉学生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大家在哪些方面完善自己。
借来伯乐找千里马
“看个人喜欢吧，喜欢微软的文化还是IBM的文化。”
“我觉得这两个差太远了，显然是微软。主要考虑行业竞争情况。”
“从钱上讲，你应该去后者。如果你喜欢做架构、写代码的话就去微软。”
“显然是微软。待遇本来就不是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扎实一点好，尤其是管理上，直接做项目并不一定是好事，多看看、多积累经验比较好，况且专业上也更适合。另外，B2B企业并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以后（的发展范围）会比较狭窄，除非你一直想在里面混。”
2005年夏天到来之前，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生陶立波在一个星期以内，就接到数家跨国公司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加入。难以作出决断的陶立波在水木清华BBS上发帖咨询，结果引来众多网友的各种回应。
一些“相中”陶立波的老板甚至亲自上阵抢夺人才：“我多不容易呀，专门到清华（BBS）来上网说服你。Boss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算可以了。”
水木清华BBS是一个专门面向高校学生的网上论坛。在每年校园招聘季的几个月里，这个论坛的就业版每天会有2000多个帖子。有不少学生像陶立波这样，在多个知名跨国公司的工作机会之间犹豫不决。经历了无数的宣讲会和面试的学生们早已成了品评公司的“专家”。
陶立波在长时间的犹豫过程中，有一天接到了工程院院长张宏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们就薪酬、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等进行了交流。张宏江的执著最终让陶立波下定决心，加入微软亚洲工程院。
国内知名IT媒体《IT经理世界》记录下了当时微软等跨国企业在国内抢夺人才的战况。
陶立波只是微软高校毕业生人才争夺战中的一个“猎物”。在很多高校毕业生的眼中，微软“正像一头狮子，行动迅速，面试过程紧凑，一面、二面、三面、四面，从早到晚，一天下来就会通知应聘者是否通过，这样能考验应聘者的反应能力和体力，并像狮子一样捕获他们想要的人。”而“IBM像一头大象，高傲而稳重，笔试和接下来的几轮面试时间相隔很长，通常要一个月。”
事实上，在面对“猎物”时，除了讲求速度，更需要智慧。经过头一年“超女”海选般的招聘经历，张宏江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要尽快找到更多的“千里马”，必须先找到足够多的“伯乐”。
到了2004年年底的高校招聘季，那些进工程院刚一年的工程师也要晋级为面试官了。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有“被面试”的经历，对于如何去考别人，他们却经验不足。
在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面试官都要接受公司的正规培训。员工在微软工作满6个月之后，如果被评定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也对所在部门有足够的了解，就有资格被派去参加面试官培训。微软人事部除了开办全公司的面试官培训课程之外，还经常与各有关部门配合，开办有针对性的专业面试官培训课程。在员工参加长度为半天的面试官培训课程之前，需要进行前期准备，以了解微软对人才价值的判断和雇人的“哲学”。
工程院要和总部接轨，还需要经过一番锻炼和打磨。
一方面，工程院把一些团队的负责人派往总部参加AA（As Appropriate）面试官培训。在微软的招聘流程中，AA面试官通常是应聘者在面试中见到的最后一位面试官——也是拥有决定权的人。
另一方面，工程院特意从美国总部请来了一名资深的招聘经理坐阵培训，用实际案例向新晋的面试官们说明面试中应该注意的种种问题，新晋的面试官们由此学到了如何向应聘者追问、如何观察应聘者的行为、面试评语该怎么写等技巧。
同时，工程院的招聘流程也被进一步细化并逐渐成型。在2004年年底进行校园巡讲时，张宏江在他的PPT里明确地介绍了工程院的校园招聘流程——从发布职位描述到正式入职，一共有11个步骤。工程院把招聘的步骤展示给学生们，希望让他们心里有数。
到了2004年9月，招聘季到来的时候，工程院还专程从总部请来了两名资深的经理帮忙做面试。他们只待一两个星期，但是从周一到周五，他们每人每天至少要面试6名应聘者，上午3名，下午3名。
考虑到来自总部的面试官所使用的标准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情况，在他们做面试时，工程院至少会安排一名自己的面试官加入——通常是“四大金刚”中的一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总部借用面试官的做法效果不错。于是，到2005年的招聘季，工程院便计划扩大“外援面试团”的规模。
“四大金刚”动用他们在总部的人脉，在2005年的招聘季中，从总部陆续请来了30多人的“外援面试团”。
不断总结、再总结，甚至在失误中学习，也是面试官们进步的途径，而工程院的招聘工作也在此过程中趋于完善。在招聘季里，金燕和HR每周都要向管理层做招聘简报，除了汇报逐层筛选的人数，他们还注意收集外界，尤其是应聘者们给工程院的反馈。
由于对工程院充满强烈的兴趣，许多应聘者开始在BBS上发布“面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应聘经历：有些人发布面试的题目，有些人则讨论应聘策略，或者发布对招聘过程的印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应聘者声称，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把自己狗的名字从“Lucky”改成了“Offer”。他在BBS上写道：“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叫它，‘Offer过来’！”
一位名叫陈华的北京大学学生，在网上记录下了他最初青睐研究院，经过层层面试后却加入工程院的过程。
陈华的“面经”当时在网上被广为转载。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研究院和工程院的面试官们在面试的同时，也在帮助这些年轻人不断认识自己；在倾听他们的愿望和成就的同时，也在帮助他们看到自己能力的长处和短处。而一旦发现合适的人选，工程院当年几乎是“连哄带骗”地把对方招致麾下。
谈起“面经”，面试官们同样印象深刻。这些“考官”大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对中国内地大学生的了解十分有限。然而，当上万名考生蜂拥而至，这些年轻学生的朝气、独立和主见让工程院的面试官们颇受感染。
“没想到自己会被考生这样描述。”幺宝刚听说自己被封为“冷面杀手”时，笑着摇了摇头。
而萧圣璇则很开心地看到，考生在“面经”里评价他：“真人没有照片上那么猥琐，比较帅气、阳光。”
学生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得到了工程院的重视。在头一年，张宏江曾接到一些学生发来的投诉信，质问“为什么不如我的同学反倒得到了面试的机会”。据金燕回忆，张宏江前前后后收到了二三十封类似的投诉信。
张宏江认为，学生们的质疑绝非偶然。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原来第一轮筛选主要通过计算机进行，即设定几个基础的硬性筛选标准，如学历、专业和英语水平等，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一些优秀的候选人无情地“枪毙”。
“机选太不人性化了，必须通过肉眼人工筛选。”张宏江说。
后来，工程院设定了一套新的简历筛选标准，其中除了专业、学历等硬性标准以外，还包含实习情况、项目经验和社会活动经验等软性标准，而且，筛选方法也从机选改成了全部人工手选。为了更高效地处理简历，金燕甚至带领几名实习生开发了一套系统。金燕骄傲地说：“后来，这套系统经过不断优化，还被微软中国的其他部门沿用。”
“你现在都不帮我做事啦？好多事情都压着没处理。”有一天，张宏江开玩笑地对他的助理金燕说道。
“现在什么最重要？招人最重要。您就先忍着点儿吧。”金燕正忙于招聘的工作，分不开身，于是也开玩笑地回答道。
当时，在金燕眼里，工程院就像一颗小树，大家虽然都很辛苦，但都愿意为这棵小树浇水施肥、遮风挡雨，不让它受病虫害之扰。“当然，也是因为老板们都没什么架子，才敢这样对他们说。”金燕说。
“恐怖”的面试和艰难的选择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招聘会上，当我第一次听到“微软亚洲工程院”这个名称时，露出的是鄙夷的表情。我在想，一个忽然之间招上百人的单位，并不是我应该去的。我找到了（研究院）多媒体管理组的人，聊了一下，把我的简历给了他们。不久后我参加了微软的笔试，然后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微软的面试是十分“恐怖”的。我估计在今年微软的招聘中不会有人见过比我更多的面试官——因为我连续面试了两天，和十几个各种各样的人聊过，每个人平均聊一个小时以上，奇累无比。
最后面试我的是多媒体管理组的“老大”马维英博士。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忽然建议我去工程院。他说，我的工程背景很强，笔试成绩非常优秀，昨天新技术开发部的面试评价很高，可能更适合做工程而不是发Paper（论文），而且我以前的研究经验相对不足，同样的职位他们可以招到有更多研究经验的博士，但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如果我一定想搞研究，也会接纳我进多媒体管理组。
之后，马维英带我去见了当时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几天之后新闻就公布他升任为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的张宏江博士。非常巧的是，那天正是张院长的生日。我在“火药库”外面的活动场地紧张地等待张院长，看到他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的一大群人给了他一个惊喜，并分享了蛋糕。
在他们忙完后，张院长接见了我。他看了看我的简历，对我说，我发的Paper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做过很多的大项目，工程院刚刚成立，非常需要我这样的人。现在的工程院就如同一家正在创业的企业，初期进来的人机会会非常多，而且在工程院，硕士的升迁要比在研究院容易得多。
我说，我怕工程院以后会发展成一个以测试为主的单位，我更喜欢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环境。张院长说，工程院将会分成至少3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把研究院的研究成功地产品化，一个方向是承担微软总部的部分开发工作，一个方向是自己开发独立的项目，做测试只可能是工作的一部分。很多人说在新技术开发部（工程院）会非常辛苦，我的同学刘迎就刚刚“拒”了工程院的Offer。研究院比工程院的名声响得多，而且去研究院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忽然之间有人说我不适合去研究院而应该去工程院，我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我问我的导师李晓明我该怎么选，他非常确定地说，让我去工程院。
我也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如果我是一个很会搞研究的人，那么我早就应该发表多篇高档次的Paper了。如果我在学校都无法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到研究院与那些博士们竞争就更没希望了吧？做工程、做项目才是我的强项。
当我去拿Offer的时候，微软的人事部给我看了两份已经打印好的Offer，一份是研究院多媒体管理组的，一份是新技术开发部（工程院）的。我拿了工程院的那份，回去又考虑了两天，才下定决心把它给签了。终于，我把自己“卖”掉了。交回Offer的时候，我去见了新技术开发部的林斌经理，聊了一下才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是广东人，他太太还是我老乡，是韶关的。林经理说他也是硕士，在新技术开发部更讲究技术而不是文凭。签了这个Offer，我觉得，经过这番折腾，再让我去做别的选择已经很难了。
东邪、西毒、洪七公：卓越软件工程三大基石
到2004年年底，工程院的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00人。忙碌了一年的工程师们为了庆祝工程院一周岁的生日，还聚在一起搞了一个热闹的晚会。年轻人们将在工程院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成小品《ATC大时代》，将微软开发体系中的三大基石——开发、测试和项目经理之间的关系和心理演绎得惟妙惟肖。
开发人员“洪七”头戴斗笠身披床单故作深沉地上场，口中念念有词：“我一夜没睡，只为了一个Feature（功能）。你或许认为这不值得，但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每月此时，总有个朋友从西边的Cubicle（工位）过来看我，他的名字叫‘西毒’。我和他通过101次E-mail，但是每月只见一次。人的感情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我们保持距离，因为开发和测试工作本来不适合有感情的人来做。当然，如果你每天都被同一个人找出10个Bug（错误代码），那么这个人或许会成为你的敌人或者是知己……”
紧接着，测试人员“西毒”一手撑着一把破伞一手提着公文包上场：“多年以后，我有个绰号，叫做‘西毒’。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测试。我本不想成为他的知己，可是，要找出他的Bug，就必须看穿他的心！其实‘Zero Bug’（零误码）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有时你越想避免Bug，Bug反倒会来找你。我能做的就是先下手为强，所以，每月此时，我都会提着一箱虫子，到东边来看我的两个朋友。”
最后上场的是项目经理“东邪”：“我就是要让项目按时Release（发布）。虽然我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想过要砍了那个Feature，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明白难做的东西才永远是最好的。我有时很妒忌他们，因为他们只须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看着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项目，我知道他们其实很享受。我也很想和他们一样，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
台上三人混战一场，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事实上，在微软的开发体系中，开发、测试和项目经理3个角色正是这样一种互相依存、互相牵制的关系。
开发的工作比较好理解，在工程院成立初期，开发人员也相对容易配备，但测试人员和项目经理却比较难找。
在工程院招募的所有经理职位中，测试经理是最缺的人手之一，这和当时国内软件行业的大环境有关。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做软件测试，就是简单地重复、机械地测试，缺乏技术含量，缺乏创造性，因此，不少学计算机或软件开发的学生都不愿意从事测试工作，更别说找到资深的测试经理了。
工程院的第一位测试工程师天光就是从开发“转行”来的。天光的英语水平当时并未达到微软的要求，但由于他技术过硬、开发经验丰富，被林斌破格录取。而直到2004年3月，工程院才迎来了第一名测试经理——陈天。
陈天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加入工程院之前，他在总部的Windows产品部门工作，但是从2004年1月起，他就被工程院远程“遥控”，开始帮忙做一些面试工作。
离开北京十多年的陈天之所以回国加入工程院，同样是冲着这里“久违的激情”而来的。然而，当他身处工程院的办公室时，才发现困难比他想象中要大，工作比他想象中要复杂。他必须身兼数职——全面开展多个项目的测试工作、参与校园招聘、“调教”测试工程师。
一方面，项目做得热火朝天；但另一方面，在招聘测试工程师时，陈天却遭受不少冷遇。从开发小组拨过来两位工程师转做测试，其中有一位抵触情绪很高；去高校招聘，测试工程师的岗位乏人问津。陈天发现，他首先要克服的难题是：如何改变人们对测试的看法。
“我这才意识到，在中国，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测试是低级的工作。不少工程师认为，‘不就是试一下软件好不好用吗？连我妈妈都做得来’。他们瞧不起测试工作，所以热情就不会太高。”陈天回忆道。
陈天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于是，在每次进行高校招聘前，他都要精心准备自己的演讲，还要挖空心思设计笔试的题目。为了引起应聘者的重视，陈天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些高难度的试题，专门留给那些有测试工程师潜质的应聘者。事实证明，这一招真的有效。
早期加入工程院的测试工程师之一李和恒回忆，他在参加微软的面试时，从题目中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应聘的是开发工程师，而面试官总在问他“如何测试自己写的代码”。
在面试进行到最后一关时，面试官终于直接了当地问李和恒对软件测试工作有无兴趣。这着实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回忆起所有面试题的意图，心想：如果测试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犯不着问这么难的题目，就冲着考官们对他的“刁难”，也可以判断工程院对测试这一岗位的重视。
李和恒大胆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加入工程院，成为一名测试工程师。多年之后，已经成为高级测试开发工程师的李和恒并没有后悔：“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测试工作。”
渐渐地，应聘者们通过对比后发现，测试工程师的考试题一点都不比开发工程师的容易，而且对情商、同理心和创造力的要求更高。加入工程院之后，测试人员也逐步看到，他们所做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低，他们受到的重视也并不亚于开发人员和项目经理。
“（尽管）不是一两次演讲、沟通就能带来彻底的改观，但人们对于测试工作的观念在慢慢地转变。”陈天说。
一开始，测试组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开发组“借”人。而测试组第一次“扬眉吐气”，要感谢手机摄像头项目中出现的一次小事故。
当时离产品发布还有一两个月，测试人员发现其中出现了两个Bug，于是让开发人员修改，但开发团队却找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正当众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测试团队的一名工程师不但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还帮忙把Bug修复了。
通过这次事故，年轻的测试人员看到了他们工作的价值——测试人员把着产品发布前的最后一道关，消灭一个Bug就有可能替公司省下几百万美元（这个故事在“野蛮成长”一文中有详细描写）。
渐渐地，测试工程师的价值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到了2007年，甚至开始有开发人员主动要求转做测试开发工程师。到2009年春天，测试工程师的人数从原来的3人增加到上百人，约占工程院总人数的40%。
与测试团队的建立和壮大过程相比，工程院在招募、培养项目经理时，遇到的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工程院成立早期，大家对“项目经理”的理解，约等于“英文好的开发组助理”。
一开始，工程院试图通过引进“海归”来担任项目经理，一边做项目，一边帮助工程院建立自己的项目经理团队。但随着工程院的“盘子”越来越大，项目经理的缺失逐渐成为整个团队发展的瓶颈。道理很简单——没有好的项目经理，就很难设计出好的产品，和总部沟通时亦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2004年3月加入的唐涤非是工程院第一位“正儿八经”的项目经理。唐涤非对当时的困境记忆犹新。
那时在整个工程院，项目经理只有“一个半”人——唐涤非加上一名实习生，而一些小的项目已经做出来了，总部也陆续有新的项目转交过来。
在微软的开发体系中，项目经理的作用相当于工程师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在工程师开始开发之前，项目经理就应当掌握市场需求，然后根据这些需求来定义产品，进而写出供开发人员使用的“开发说明书”（Specs）。
而唐涤非却发现，工程院当时的做法完全相反：由开发人员告诉项目经理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项目经理根据开发组的描述写出“开发说明书”，然后再拿去给开发人员看。而那位项目经理实习生，无非就是开会前订会议室，开完会发会议记录，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
原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团队成员中，谁也没做过项目经理，没有人说得清楚项目经理到底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只有一些资深的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在美国总部工作时曾经和项目经理“并肩作战”，对项目经理的工作略知一二，再加上那时大家激情万丈、不分彼此，就出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情况，项目经理的一些责任，也就落到了开发组组长的头上。
“在和总部开电话会议时，对方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项目经理的角色代表的是市场需求，他必须从与开发、测试人员不同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否则，就破坏了微软最基本的要求。”唐涤非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可让测试组长来兼顾项目经理的角色，这个任务万万不能落在开发组长的头上。因为项目经理的职责是为“做什么”（What）下定义，开发人员的职责是要解决“怎么做”（How）的问题，而测试人员的职责是去“衡量和保障”（Measure）最后做出来的产品，所以如果项目经理和开发的工作是同一拨人在做，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远离市场需求的孤芳自赏的产品。
2005年，在第一位高级项目经理萧永正加入工程院时，他发现当时工程院手里已经有了数十个项目，整个工程院的人数也超过了100人，但项目经理仍然不超过10位，高级项目经理则只有两位。
1997年至2002年，萧永正在微软总部工作，担任软件工程师及项目经理。后来，他离开微软转而为非营利组织工作。2005年，在供职于微软的好友姚国材等人的劝说下，萧永正重返微软，并加入微软亚洲工程院。
“好的项目经理为什么那么难找？是因为大学里没有设置任何这样的课程。微软对项目经理的要求非常高——既要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同时人际沟通、外语等方面都要过关。刚毕业的人里面很少有符合条件的。”据萧永正观察，项目经理如果技术不过关，就难以和开发、测试人员交流；但如果只懂技术，而缺乏足够的沟通技巧，就会寸步难行。萧永正说：“刚开始时痛苦地挣扎了很久。”
有一次，萧永正接到手下一名项目经理的“投诉”：“总部团队的那个项目经理太霸道了！”显然，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
详细了解情况之后，萧永正发现：原来工程院的这位项目经理需要总部的那位项目经理做一件工作，就径直找到那位项目经理的老板并拿到批准，以此为“圣旨”，结果，总部的那位项目经理根本不买他的账。
“做项目经理，必须通过沟通来影响别人，而不是靠强权来使对方屈服。”在萧永正看来，中美文化的差异、沟通技巧、协作意识等“软技能”的缺乏，是早期工程院项目经理团队与总部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
2005年11月，萧永正到总部出了一趟差，听到了不少来自总部团队的抱怨。
“你们的两个项目经理英文太差了。能不能让这两个经理先补补英语课呢？”总部的人对萧永正说，工程院的这两名项目经理经常错误地理解他们的意思。
萧永正回到工程院之后，立即给林斌、姚国材、陈天和唐涤非等相关的经理们发了一封邮件，反映了来自总部的上述反馈。
陈天当即回了一封邮件，并且把邮件抄送了给张宏江、张益肇、萧圣璇和幺宝刚等更多的管理人员：“这两名同事已经是工程院目前培养出来的最好的项目经理了，但仍然受到这样的‘投诉’……我建议先停止从校园里招聘新的项目经理，否则，他们进来之后将会很挫败。”
陈天的建议得到了张宏江的肯定。张宏江回邮件说：“在招新的项目经理时，我们必须很小心，除非候选人的英文水平和沟通能力真的很强。以后，要招进来的项目经理，得先得到我的许可。”
“语言的障碍其实对开发、测试和项目经理而言都存在。但是项目经理的任务决定了他们80%的工作都是由沟通组成的，所以问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萧永正说。
据萧永正观察，工程院里的项目经理很难得有像开发人员、测试人员那样，一干就是好几年的，不管干得好不好，一两年后就离开了。可以想象：如果只是订订会议室、打打杂，项目经理难有成就感；而那些做得好的，也希望离核心产品更近，于是大都找机会调到了美国总部。
于是，萧永正、唐涤非等资深项目经理就承担起培训师的角色。萧永正曾经教给手下3个“法宝”：一是在给总部写邮件时，首先要想想“如何能让对方立刻明白”，要用最精简易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写好邮件之后还要读两三遍才能发出去；二是要先学会倾听“对方要什么”，如果无法听清别人的动机，沟通的效率就会很低；三是要在技术方面继续学习，“要做到让开发和测试人员佩服你，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个‘打杂的’，可有可无。”
到了2007年，萧永正发现，工程院在本土培养的项目经理慢慢成熟起来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和总部团队开会时，对方开始很用心地聆听中国项目经理的建议。“非常明显，别人是否把你当成责任人，才是项目经理成熟与否的标志。”萧永正说，他们的功夫总算没白费。
渐渐地，工程院的项目经理“跳槽”去美国总部的没有那么多了，但另一方面，却开始有人跳槽去了国内的公司。而在张亚勤、张宏江等人看来，这并非坏事：微软在中国曾经因项目经理缺失而吃了不少苦，如果这些人出去以后能让国内的公司少走一些弯路，那么也就完成了工程院最初使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