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者事竟成——创新应成为企业的生命线
“有志者事竟成”大致是说怀抱远大志向的人一定可以赢得成功。千百年来，这句话被那些有壮志但暂时处在逆境下的人用于自我激励。但很多时候，想要梦想成真，只有“志向”显然远远不够。对此，还有一句话可作为这句励志名言的补充，那就是“志大才疏，殆难成功”。
能够平衡志向、才能、恒心、机遇，进而合理利用，这是智慧。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有志者事竟成”或许可以修正为“有‘智’者事竟成”。在我看来，这是新一代人才乃至我们整个国家追寻持续成功的重要保证。
基于智慧的创新是一种难以模仿的竞争力。对于刚刚走过60年的中国来说，如何打造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经济形态肯定是极其重大的课题，而创新则是一个必选答案。
创新能创造出差异性优势，在经济过程中带来新的生产函数。但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创新是多维的。以往谈及创新，我们更多想到的是纯技术的探索，但创新的内涵则远不止技术层面。例如，企业经常要面对四维创新的选择，包括技术，更重要的还有市场、企业文化及流程的创新，而且任何一种创新都要有一个不断调整、适应和应用的过程。在PC、互联网、消费电子乃至未来的云-端计算等各个领域，中国都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足以消化企业在各个维度的创新成果，这是我们积极打造智慧型创新经济的一个有利因素。
具体到技术创新的范畴，一切投入和实践都应以开创新领域、发现新用途、制造新体验为着眼点和出发点。也就是说，指导思想要科学、前进方向要正确，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浪费时间和资源。同时，在创新的各维度，也都需要务实的人才。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今天从高校走出的80后、90后人才虽不一定能在知识和技能的积淀上超过前辈们，但在视野和情商（EQ）方面却大大领先。
今天，对国内外企业来说，创新实质上已成为攸关存亡的生命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深化，中国经济当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总体规模居全球第二。“股神”巴菲特曾经表示，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而21世纪属于中国——过去一年来中美经济（尤其是GDP增长率）状况的对比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全球经济备受金融风暴摧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正增长，且第三季度超过8%。所以，可以这样判断：中国经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接近美国，并必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然而，我们有没有信心说“中国也将同时成为世界的一大创新中心”呢？
至少中国拥有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机会。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第一大手机市场、第二大PC市场、第二大服务器市场，特别是从标志着一个国家工业IT应用普及水平的服务器出货量来看，中国超越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构筑创新生命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机会。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有关IT从业人员的数据：其一是目前国内IT从业者数量仅次于美国，超过了印度和日本；其二是国内赋予硬件“智慧”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数量较印度为低。这种矛盾很耐人寻味。
不过，需要肯定的是，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令人振奋。中国已经连续数年成为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华为实质上已经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企业。这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加速提升，也显示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相信假以时日，中国将可以从今天的“中国制造”进步到未来的“中国智造”。
有“智”者事竟成。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创新对企业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尤其重大。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入场券”，但是能否打造出基业长青的世界级企业，还要看我们能否通过持续的资金、人才投入，以踏实的心态，矢“智”创新。
（本文写作于2009年）
“卓越工程”振兴软件中国
迄今，中国软件产业仍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尽管从产业和市场研究机构的调研数据来看，近年来中国软件产业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相对稳定，但这显然远远不够。首先，在世界软件产业版图中，中国仅占2.5%的份额。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智力资源，却只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令我们这些从业者汗颜。其次，根据我的观察，和美国、印度等国的同行相比，国内软件企业的规模往往偏小，且大多为作坊式经营，流程管理不善、生产效率较低，甚至一些名声响亮的中型软件企业也是如此。其三，虽然中国的软件出口规模暂时比不上印度，但也在迅猛增长，与此相比，内需市场发展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其四，国内智力资源的整体规模相当可观，但结构（包括软件研发流程的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知识结构）失衡，对于软件产品研发链的某些环节来说，存在较大的资源缺口。
制约中国软件产业实现跨越式突破的因素有很多。以大众通用软件业为例，从外因来看，软件企业实力难以壮大、产业难以规模化主要受不规范的市场环境影响。软件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用于产品研发及推广的高额投入无法在内需市场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便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技术更新和新产品开发，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走出国门了。
众所周知，软件产业的研发成本高而附加成本低。这种商业模式和影视产业比较相似：产品发展周期相对较短，与传统工业相比，企业的短程和中程回报更加明显，特别是一旦研发成功，产品再生产的成本非常低。这也使软件企业、影视企业的毛利率远远高于一般的制造型企业。需要强调的是，同影视产业一样，振兴软件产业决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尊重商业规律。软件企业的兴衰自有其发展规律，但在一个市场需求不旺盛的环境中，再优惠的政策也不可能培育出“巨人”。需求旺盛了，借助市场经济规律，软件企业的优胜劣汰才具备前提条件。以“政策”为核心竞争力的软件企业能否具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力，对此我持保留态度。这几年，韩国的电影工业发展很快，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韩潮”，而这种发展是以低于30%的电影盗版率，而不是以拒绝好莱坞电影为前提实现的。韩国对本国电影业实施的是一种有限保护的政策，而非完全将之放诸温室、护以羽翼。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环境鼓励着韩国的电影人深入研究本土观众的需求，努力制作优秀的电影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将韩国电影的品牌推向全球。所以，振兴中国软件产业需要的外部激励应该是切实激发市场内需，规范软件市场的竞争秩序，以促进良好的软件产业生态环境的形成。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做出世界一流的软件。要实现这一梦想，需要软件企业正视自身存在的不足，确立正确的战略目标，优化软件产品研发流程与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这个方面，微软亚洲工程院对“卓越软件工程”的探索或许能够帮助那些有志于攀登高峰的国内同行。
参照微软亚洲工程院的经验和实践，我认为，“卓越软件工程”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的、规范的、高效的产品开发流程设置，提升软件研发人员的素质，提升软件产品的品质与研发效率，以建设观念先进、流程合理、人员素质优良的现代软件企业——有更强市场竞争能力的软件企业。
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曾应邀访问过很多软件企业。这些企业，有的年销售额达上亿元人民币（此类企业的数量只占国内软件企业总数的5%左右），有的则通过了CMM5级认证，在国内市场声名显赫。可以说，这些企业都是所在领域的成功者，也是同行们艳羡和追逐的对象。但我觉得，如果能稍稍调整观念，这些企业理应成长得更快。
从业务的角度看，国内企业所做的软件开发大多停留在系统集成层面，很少有企业能接触到真正的底层开发，对于大型软件研发更是殊乏经验，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倘若总是在产业价值链的较低层面徘徊不前，企业终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在我看来，大多数软件企业的“内伤”在于未能把软件产品作为系统工程来开发，流程分工不明确，资源调配无重心。例如，一些企业的产品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根本就是同一批人。或许这些人的个人能力相当出众，但企业若不能在规范的约束下有效地应用他们的能力，便会造成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所谓的“软件开发流程”也将形同虚设。
从表面上看，微软的软件开发流程与其他软件公司并无太大不同，大抵都可以分为以下层级：需求分析-设计-实现（编程）-测试-部署。但微软的特点在于强调团队协力攻关，强调人员的合作和成长。
微软目前约有7万多名员工，真正从事产品研究开发工作的大概只有2万余人。其中，Program Manager（PM）、设计和开发人员、测试人员的资源配比大概是3：5：7。三者各有分工，必须相互独立。
有别于其他软件公司的Project Manager负责制，在微软的软件开发过程中，PM的作用不是以项目经理的身份来管理任务，而是要定义产品，对产品（从技术框架到最终产品）应具备的功能进行归纳和分析，并把这些功能按照用户需求划分出优先级，再根据产品开发时间表、资源预算情况及用户需求优先级制定出最合理的方案。而在产品研发工作正式启动之后，PM还要随时“追踪”开发人员、测试人员的工作状态，与他们保持沟通，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软件产品。
微软对软件设计、开发人员的要求也不仅限于技术过硬。这些人必须基本技能出众、善于学习，还须具备出类拔萃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真正理解“架构”的概念，进而适时把自己代入“架构师”的角色去了解整个流程，主动发现问题，并协同PM和测试人员解决问题。微软似乎对软件设计、开发人员的要求很苛刻，但这却是“做最好的产品”的保障。
测试人员在微软的产品开发流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在产品计划启动之初便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对产品的测试反馈贯穿软件研发的整个过程。这些人通常能力更强，却对软件产品测试工作情有独钟，能独力编制测试计划与相应的工具，并能与产品部门的同事密切配合。微软的测试人员面对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从“完美”中找到漏洞。他们能透彻地理解微软的产品，并可以完成产品开发、测试两部分的工作。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测试软件设计工程师（Software Design Engineer in Test）。他们往往要边开发软件，边写测试工具。
微软的任何软件产品都要经历不断重复、不断调整的开发过程。这种重复与调整可能是由PM、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任何一方的发现而导致的。
好像所有的软件从业者都认为中国软件工作者的平均素质高于印度同行——事实上，连印度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然而从软件产业整体实力来评判，中国与印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的浅见是，除了盗版猖獗的外因，软件企业乃至产业未能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流程与人员文化，也是很重要的掣肘因素。或许在个体层面，中国软件工程师的能力要强于印度软件工程师，但对软件这种需要“军团作战”的事业，个体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
总之，要想把软件开发变成一种“卓越工程”，软件企业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解放思想。首先，把自己代入用户的角色去想象用户应用软件的场景，这也是微软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基本要求。必须认识到，商业软件不是为“展现其制作者能力”而开发的，软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用户体验的优劣。其次，无论员工处在哪一个岗位，无论是PM、开发人员还是测试人员，都必须从“架构”的高度对软件工程的需求和资源进行评估。其三，为使软件产品真正契合用户需求，软件开发人员还应随时将获得的用户反馈传达给流程中的每一个人。
我坚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软件大国，我也坚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出世界最好的软件。
（本文写作于2004年）
中国创新必将辉映全球
跨国研发2.0
如果说十年前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研发工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高层次的“来料加工”，例如对全球行销的软件产品做简单的汉化，那么而今，微软等企业在中国的创新资源部署已基本涵盖了从市场需求调研到最终产品发布的全流程。这是一种真正的进化，体现在研发资源投入、研发理念、研发行为乃至研发结果等各个创新环节，我将之概括为“跨国研发2.0”。
跨国研发2.0的两个表征是研发资源本地化与技术产品本地化。
◎研发资源本地化
事实上，中国一直像一个巨大的引力场，时刻吸引着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资源——改革开放之初是资金和业务，现在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和人才。以微软公司为例，早在十多年前，微软已开始在华进行研发投资。从微软北京测试中心、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再到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人们可以把握一条研发升级的明晰轨迹，且这条轨迹与中国IT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曲线近乎吻合。
◎技术产品本地化
这其实是产业繁荣、市场壮大、研发资源趋于集中之后的必然结果。Windows诞生之初仅有英文版本，其后推出的多语版也仅仅是脱胎于国际化英文版本的“改造版”，而最新的Windows Vista中文版则不只加入了超大汉字字符集、游戏浏览器（GameExplorer）、中文域名支持、中文分组、微软雅黑字体显示等80多项专为国内用户定制的功能，还提供了对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彝语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支持。由此可见，在今天，“优秀的国际化产品可在世界任一区域市场取得成功”的观点早已过时。在区域市场成熟度、文化习俗、用户应用模式等多元因素的制约下，厂商只有赋予其“优秀的国际化产品”以足够丰富的本地化特色，才有机会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而若想达成这一目标，企业就必须将其眼中的“重要市场”升级为“创新基地”。
创新环境变化
对于众多的跨国公司来说，研发进化显然依赖于创新环境的变化，也即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相关产业的进步。拥有强劲创新潜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国家往往会吸引更多的研发资源，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确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
政策导向诠释着整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机制的完善。今年“两会”期间，创新再次成为与会代表的热门议题。同时，科技部也宣布，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2007年的工作重点。政府的关注、政策的支持使国内的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IT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人才储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潜能。数据表明：眼下中国人均GDP仍在1000美元上下，但“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 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
市场规模定义着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空间。现今，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而这已足以让中外企业争相研究国内市场的需求，进而设计、定义和发布新的技术及产品。
创新环境的变化使“研发进化”不再是跨国巨头们的可选项，而是它们必须选择的结果。企业必须以技术产品战略的变化来应对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的变化，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渐趋激烈、用户需求日益复杂、产品选择不断增多的中国继续生存、发展。
那么，跨国企业在华研发的进化又将对本土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呢？我认为，这种新现象将加速国内相关产业走向成熟，进而推动中国创新辉映全球。
中国创新全球化
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外企在华创新同样应被视作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开明、非常正确的观点。原因在于，无论从现实或未来看，随着跨国企业在华创新愈来愈趋向前沿化、本地化、体系化，本土产业和学术界亦会随之获得愈来愈丰富的“给养”（包括人才、团队、领袖、资金、经验、机制）。
跨国公司研发进化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中国用户将得到更多的为他们度身定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而这些以中国为基地的创新成果亦有机会被推广到国外，进而获得全球性的成功。工程院2.0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开掘”。具体来说：首先，我们会不断加强对中国市场和用户的研究；其次，针对中国市场独特的应用模式，做深度本土化的研发；其三，用极具本土特色的技术和产品来打动中国用户；最后，将这种业已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技术和产品推广到全球其他区域市场。
例如，微软亚洲工程院当前正在开发一种基于手机平台的新技术——Fone+。该技术旨在帮助用户经由手机获取PC的应用体验，如互联网搜索、即时通信、影音播放、在线游戏和学习等。无须进行繁复的配置，用户即可让手机和电视共享资源，从而实现上网和计算的功能。Fone+是微软亚洲工程院专门针对国内应用现状打造的创新成果。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手机的普及率远高于PC，而这种技术可以使更多拥有手机和电视却暂未购买计算设备的用户提前享受PC带来的便利。不只是微软，其他跨国公司也在积极探寻“以中国为创新基地”的可行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团队开发出许多功能独到且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新技术和产品，并在中国乃至更大的区域市场上获得了成功。
另一个例子是TTS（文本到语音转换）系统。它被集成在此前发布的Windows Vista中，可将储存在PC中的文件（如Word文档或网页）转换为自然语音输出，从而丰富了人与计算机的交互体验，使用户无需动手即可便捷地阅读信息。这个系统完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完成基础研究，由微软亚洲工程院完成技术转化和产品开发，进而被移入Windows Vista，供全球用户使用。
跨国公司研发进化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优秀的国内IT人才将有机会实现跨越式成长。在我看来，IT行业从最初形成，便被打上了开放、合作与分工的烙印。每个成功的公司都在不断地输入资金和人才，输出行业精英和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微软亚洲工程院的人员规模三年间扩展了20多倍。在此期间，工程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调动微软总部的资源，对每一位员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知识传授及技能与流程培训。当工程院在整个微软研发架构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这些员工还将接触到更重要、规模更大的项目。必须指出，工程院培养的这些人才既是微软公司的财富，也是中国IT产业未来发展的动力。
跨国公司研发进化所带来的第三个结果是，竞合、共赢日益成为包括国内外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其他研发单位在内的整个创新体系共同遵循的价值法则，研发的“国籍”必然随之淡化。最重要的是，随着交流与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企业和机构将可获得更充裕的资金和组建更强大的团队。近年来，微软等公司均加大了对国内新兴技术型公司的投资力度，以期推动科技演进、加速创新进程、孵化创新企业。而微软亚洲工程院自成立以来也一直在帮助国内伙伴发掘海外商机（例如外包业务机遇），并以流程培训、项目合作、共同研发等形式，为合作伙伴培训研发团队。迄今为止，工程院已直接或间接为国内伙伴培训了2000多名业务骨干。类似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大幅提升国内软件从业者的创新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创新必将辉映全球，且必然会催生面向未来的、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溢价力的创意产业和知识经济。在此过程中，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支柱性机构之一，微软亚洲工程院希望在推动产品创新及与IT业界的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写作于2007年）
主动应变，转“危”为“机”——2009年对国内企业和人才的几个建议
在见证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北京奥运会之后，整个世界突然被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的阴霾所笼罩。“现金”、“节俭”、“谨慎”成为时下企业管理者口中的流行词汇，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的确，和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相比，当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换个角度思考，这场危机也许会让从没有经历过世界性经济大波动的国内经济界中坚及未来将成为中坚力量的企业和个人汲取经验，从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健。例如，它会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发展出真正的、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核心优势有多么重要。而在制定应对危机的长远策略之前，我们也许可以考察一下那些曾经历过经济危机且历久不衰的百年品牌，看看它们为使企业履险如夷都做了些什么，这样才能发掘构成企业竞争力的真实要素，以及自身多年来客观存在却可能被忽视的长项和弱项。一言以蔽之，如果增长趋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周期来努力地扬长补短。
我先后在北欧、东南亚和美国硅谷学习和工作过，也曾近距离感受Web 1.0时代因互联网泡沫破裂而导致的硅谷大萧条。结合多年来的经历和感悟，我对国内的企业和青年人才有以下几个建议。
针对国内企业，我的浅见是：
第一，企业一定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优化和重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直以来，相对于各方竞争参与者而言，不少国内企业都是以敏捷的市场反应速度、完善的销售网络和灵活的市场运作克敌制胜的。但如果想走得更远、更稳健，企业还需要开发更多元的能力。例如，通过重新审视企业的内部架构，找到提升企业管理和运营效率的最佳方式（如采用可有效提高生产力的IT系统来管理员工、供应商和客户），并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而不是简单地将裁员作为迎接挑战的手段。
第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技术创新。20世纪末从互联网泡沫破裂期挺过来的企业包括微软、思科、雅虎等，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创新视为企业存续的关键。还记得当时有人称2000年是“互联网的冬天”，2001年则是“全球IT行业的冬天”。但就在2001年，微软发布了历时数年研发的Windows XP和Office XP，将全球PC和互联网用户的体验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也为整个IT产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第三，特殊时刻，企业有必要更专注于主业，并应考虑砍掉那些有短期盈利可能但不符合企业长期利益的业务。无论做人还是做企业，踏踏实实的作风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内和国外都有这样一些例子。当一个行业突然“火”起来，就会有无数的企业怀着投机的念头蜂拥而至，但真正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并花大力气在创新上的企业却很少，而且还不容易存活。只想赚大钱、赚快钱，这种心态将无法孕育出真正拥有永续动力的“百年老店”。相比之下，在欧洲有一些小的企业、新的品牌，它们往往在一些利润空间不大的产业里不断地进行创新实践，这反而赋予了它们更顽强、更持久的生命力。
第四，眼下还是企业开发和积累创新成果、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的好机会，但前提是企业应拥有正向的现金流。就我所在的IT行业来说，也许企业可以针对危机下的客户需求，开发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把握逆市成长的机遇。技术和人才积淀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们可以让企业在经济回暖时掌握先机。
第五，我认为，倘若能有效激活国内医疗、教育行业及农村的信息化需求，那么我们的IT产业就将找到新的增长点。在此领域，有远见和实力的企业或许可以进行一些技术探索。
总之，2009年，我对国内企业的建议可以这样概括：优化核心竞争力；重视创新；专注主业；积累技术和人才；发现新的增长点。
对于可能因经济环境变化而苦恼的国内青年人才，我的看法是：
首先，无论顺境、逆境，对于个人事业的追求都应该是明确的、务实的。这几年在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和微软亚洲工程院招募人才时，我面试过很多年轻人，其中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才，他们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目标，在专业领域有着深厚的知识和技能积淀，而且对工作很有激情，善于合作和沟通，很愿意和团队同事一起为某项工作尽心竭力。所以，为自己制订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固然很重要，同时也要有逐级迈向目标的耐心和韧力。
其次，在当前的环境下，创业需要更多的理性和谨慎。我记得1997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因为科技公司的股票市值居高不下，硅谷兴起了一股创业热潮。当时也有人提醒说创业不易，十家新企业大约只有一家能存活，而存活下来的十家企业也大约只有一家能持续盈利，但很多人却对这个忠告置之不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2002年的春节，我正好在硅谷，感受很深刻。虽然被称为“全球IT产业的心脏”，但硅谷那时好像一座死城，路上没有多少车，到处都弥漫着萧条的气息。所以，如果仅仅为赚钱而创业，成功的机率就比较低。反而是那些只为证明自己的灵感和创意的人，他们会为事业的成功拼尽全力、不计得失，相对来说，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再次，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能力结构，看看自己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想想市场复苏时哪些技能是企业必需的，并切实去巩固优势、弥补劣势。在一家商业企业里，能力比较全面和均衡的“通才”要比某一方面能力特别突出的“专才”更有发展空间。有报道说，最近美国读MBA的人突然多了起来，而类似的情况在2001年、2002年也曾出现过。这表明，在景况不好时，抓紧时间充电、持之以恒地改进和优化自己的能力，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最后，还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当我们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趋向不断努力的时候，我们获得的往往会比预期的更多。所以，要有从小事做起的心理准备和能屈能伸的度量及勇气。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过去30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8%，外贸总额也由占世界比例不足1%升至近8%，出口额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在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很难在全球罹患经济“流感”时不受丝毫影响，但政府有关经济建设的新举措（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建设新农村）、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内需市场及丰富的人才储备都将为中国主动应变、转“危”为“机”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我相信，作为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的起点，2009年将是中国排除万难、执著奋进的一年。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要主动应变，进而找到正确的路，就能岿然于危机之上。
（本文写作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