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叶莲娜友好地接待了别尔谢涅夫，接待的地点已经不是在花园里，而是在客厅里，并且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地立即就重新开始了昨天的谈话。客厅里只有她一个人：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悄悄地走掉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正头上裹着湿绷带躺在楼上。卓娅坐在她身旁，把自己身上的裙子捋得非常平整，并把一双纤手放在膝盖上；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在顶楼里的一张绰号叫“催眠沙发”的又大又舒适的沙发上睡觉。别尔谢涅夫又谈到了的自己的父亲：他对亡父抱着一种神圣的缅怀之情。我们也要对他作一番简短的介绍。
别尔谢涅夫的父亲是八十二个家奴的主人(他在临死前给了他们自由)，光照派（一种秘密的宗教社团，1776年始建于德国的因戈尔施塔特市。——译者注）分子， 格丁根大学（德国的一所著名学府，是十八世纪末的德国“狂飚运动”的中心。——译者注）的学生，手稿《精神在世界中隐约显现或初成雏形》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谢林主义、斯维登堡（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神秘主义神智学家。——译者注）主义和共和主义是奇特地混杂在一起的)。妻子一死，他立即把年纪还小的别尔谢涅夫领到了莫斯科，并亲自教育他。他备好每一堂课，工作得特别认真负责，却毫无成就：他是个幻想家、书呆子、神秘论者，说话要打顿儿，声音低沉，表达用语华丽而又晦涩难懂，用的多半是比喻，甚至见自己非常疼爱的儿子也会感到腼腆，因此，儿子在他上课时只是眨巴着眼睛，而在学业上则毫无进展，也就不足为奇了。老人(他快到五十岁了，他结婚结得很晚)终于恍然大悟，明白情况不妙了，就把自己的小安德烈送入了一所寄宿学校。
小安德烈开始学习了，但并没有摆脱掉父亲的监督：父亲接连不断地来看望他，还要教训校长并跟校长谈话，从而使后者感到厌烦；学监们也因这位不速之客而受累：他不时地给他们带来一些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深奥难懂的有关教育问题的书籍。就连学生们在看到这位老人的那张黝黑的麻脸、他那老是穿着一件尖下摆的灰色燕尾服的干瘪身躯时，也会感到很尴尬。学生们当时并没料想到，这个走路像只鹤、鼻子长长的、从来也没有笑过、总是愁眉苦脸的老人几乎同心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地心疼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有一次，他想要跟他们谈谈华盛顿的情况。
“小同学们！”他开口说道，但是小同学们一听到他那古怪的声音就四下溜掉了。这位老实正派的格丁根大学校友日子过得并不幸福：他经常被历史的进程、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想法搞得灰心丧气。年轻的别尔谢涅夫考进大学后，他经常同儿子一起去听讲座；但是他的身体已开始不听他使唤了。一八四八年的一些大事件把他的身体彻底搞垮了(他的整部书都必须改写一遍)；一九五三年冬天，他就死了；虽然他没有等到儿子大学毕业后再死，但他已预祝儿子成为学士，并为儿子献身于科学祝了福。“我把大蜡烛传给你，”他在临死前两小时对儿子说，“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我是一直握着它的，你也至死别放掉这支大蜡烛。”
别尔谢涅夫久久地跟叶莲娜谈自己父亲的情况。因她在场而产生的那种困窘感已荡然无存，翘舌音也发得不那么糟了。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大学生活上。
“请您说说，”叶莲娜问他，“在您的同学中有没有引人注目的佼佼者?”
别尔谢涅夫想起了舒宾的话。
“没有，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对您实说吧，我们中间连一个引人注目的佼佼者也没有。哪能有啊！据说，莫斯科大学也有过黄金时代的！只不过不是现在。现在，这所学校不算是好大学。跟我的同学待在一起时，我感到苦恼。”他压低声音补充说。
“感到苦恼吗?……”叶莲娜低声说。
“不过，”别尔谢涅夫继续说，“我应当附带声明一下。我认识一个大学生(的确，他不是与我同年级的)，他倒确实是个引人注目的佼佼者。”
“他叫什么名字?”叶莲娜兴奋地问。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英萨罗夫。他是保加利亚人。”
“不是俄国人?”
“对，不是俄国人。”
“那他为什么住在莫斯科呢?”
“他是来这儿学习的。您知道吗，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有一个念头：解放祖国。他的身世也不寻常。他父亲是个富商，生于特尔诺沃。特尔诺沃现在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在古代，即保加利亚还是个独立王国的时候，它是保加利亚的京都。他在索非亚（保加利亚的首都。）经商，还与俄罗斯有商务联系；他妹妹，也就是英萨罗夫的嫡亲姑妈，至今还住在基辅，是嫁给基辅中学的一个教历史的一年级教师的。一八三五年，也就是在十八年之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暴行：英萨罗夫的母亲突然失踪了；一星期以后，发现她已被人杀死。”叶莲娜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别尔谢涅夫住口了。
“请继续讲，继续讲吧。”她说。
“谣传她是被一个土耳其小官抢去杀掉的；她的丈夫，也就是英萨罗夫的父亲查明了真相，想要报仇，但是他只用匕首刺伤了那个小官……他被枪毙了。”
“枪毙了?不经审判吗?”
“对。英萨罗夫当时只有七岁多。他被邻居收养了。妹妹得知哥哥家的悲惨遭遇后，就希望侄儿归自己所有。人家把他送到敖德萨，然后再从那儿送到了基辅。他在基辅整整住了十二年。所以他的俄语才说的这么好。”
“他是说俄语的吗?”
“同我和您一样。满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在一八四八年年初)，他就希望回祖国去。他到过索非亚和特尔诺沃，走遍了整个保加利亚，在那儿住了两年，又学会了自己的国语。土耳其政府迫害他，他在这两年里大概遇到过很大的危险；有一次，我看到他的头颈上有一条很大的疤，想必是伤疤；但是他不喜欢谈这方面的事。从某一点上来说，他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我曾想办法盘问过他——可是事与愿违。他只作笼统的回答。他极其固执。一八五零年他又来到俄国，到了莫斯科，打算完满地受完教育，想要同俄国人多亲近亲近，然后，等他大学毕业后……”
“那时将会怎样?”叶莲娜打断了他的话。
“上帝会安排的。很难作预先猜测。”
叶莲娜久久地、一眼也不眨地望着别尔谢涅夫。
“您的故事使我很感兴趣，”她说，“您的这位，他叫什么名字……是英萨罗夫吧，他长得怎么样?”
“怎么对您说呢?依我之见，他长得并不难看。您就要亲自见到他了。”
“怎么会呢?”
“我将把他领到这儿来，到你们家来。他将在后天搬到我们这个小村里来，将与我住在同一寓所里。”
“真的吗?他愿意到我们家来吗?”
“那还用说！他将会很乐意来的。”
“他不骄傲吧?”
“他?一点也不骄傲。也就是说，如果您愿意这么想，那他也好算是骄傲的，只不过并不是您所理解的那层意义上的骄傲。比如说，他决不会向任何人借钱。”
“他穷吗?”
“对，他并不富。到保加利亚去了一趟后，他收集到一点点劫后所余的父亲遗产，他姑妈也在接济他；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一笔为数很少的钱。”
“他大概很有毅力。”叶莲娜说。
“对。他是个刚强的人。同时，您会发现，尽管他很内向，甚至可以说是城府很深，但他身上还是有一股孩子气，有一种坦率性。真的，他的坦率并不是我们那种极不好的坦率——即根本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人的那种坦率……我会把他领到你们这儿来的，您就等着吧。”
“他也不是个腼腆的人吧?”叶莲娜又问。
“对，不是个腼腆的人。只有爱面子的人才会腼腆。”
“难道您是爱面子的人吗?”
别尔谢涅夫发窘了，只好把两手一摊。
“您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叶莲娜继续说，“好吧，请您说说，他有没有向这个土耳其小官报仇?”
别尔谢涅夫微微一笑。
“只有小说里才会有报仇，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再说，事隔十二年了，这个小官可能已经死了。”
“不过，有关这件事的情况，英萨罗夫先生什么也没对您说吗?”
“什么也没说。”
“他为什么到索非亚去?”
“他父亲在那儿住过。”
叶莲娜沉思了起来。
“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这几个字说出来就会令人害怕，它们多么伟大……”
这时候，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进来了，谈话也就终止了。
当晚，在回家的时候，别尔谢涅夫感到焦躁不安，心情十分微妙。他对自己想把英萨罗夫介绍给叶莲娜的打算并不感到后悔，他认为自己所讲的有关这个年轻的保加利亚人的情况给她留下的那种深刻印象是十分自然的……是他自己卖力地去加深这一印象的呀！但是，一种隐秘的和忧郁的情感已暗暗地在他心里扎下了深根；他感到忧愁，一种不正当的忧愁。然而，这一忧愁并不妨碍他拿起《霍亨斯陶芬家史族》这本书来，并从他前一夜停下来不看的那一页开始看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