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1日下午5点，我给平凹打电话。
我问：“就你一人在大堂？”
平凹说：“把人写得累的，我今天写了五六千字。”
我说：“没人干扰？”
平凹说：“抗非典，刚好静下来写东西。”
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关到笼子里成天写作，还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平凹说：“现在来这里也不方便了，外边的人不让进，还要出入证。”
我说：“都一样，我们国防工办大院门卫把守得也很严。”我又问，“你黑了咋吃饭？”
平凹说：“等一会再说。”
我说：“要不我找人安排晚饭，你不要挪窝。”
之后，我与马俪文联系，她也想见平凹，她开车接我一起去大堂。在路上，我给平凹打电话，让他早做准备，我们到大门口等候。
见面后，马俪文问：“贾老师，咱先去哪儿吃饭？”
平凹毫不迟疑，说：“到荞麦园。”
到了荞麦园，平凹见薛莹巧老板穿一身漂亮的职业套装，便说：“这身衣裳漂亮，做的还是买的？”
马俪文实话实说：“是在日本买的。”
薛老板花言巧语：“是男朋友送的。”
另有一女追风赶潮：“现在都兴男朋友送车，哪会送衣服？”
薛老板请平凹点菜，平凹点了几个素菜。
薛老板又推荐了几个特色菜，并对服务员说：“就说是贾老师来了，认真点儿，老板说的。”
马俪文说：“一说吃饭，贾老师就说‘到荞麦园’。”
平凹说：“我给薛老板拉客呢。”
薛老板说：“那我等一会给贾老师一个珍贵礼物。”
我猜想是一个字——“吻”。
不料，薛老板说的是两个字——“拥抱”。
因为是非典期间，有备无患。但是，也不像当初那样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席间，多了欢乐，多了轻松，多了戏谑。
一女子说了一个陕西方言段子：
外国人问陕西老农民：“你知道什么是非典吗？”
老农民说：“啥事么？啥是非典么？”
外国人一听，说：“这个中国老农民不简单，出口就是英语，SARS！”
原来，英语SARS的谐音就是：“啥事”，“啥是”。
接着，平凹说了一个段子：
一个女的，半夜三更回家，一路无人。突然，从树后蹿出一个男子，把这个女的压在身下欲行不轨。可是，一碰这女的脸，是热的，发烧呢。再听这女的直喘气，呼哧呼哧的，像是“非典”。这男子先是一愣，然后拔腿就跑。
这个女的见男子跑了，就高声喊：“你跑啥呢？我又不是从北京回来的！”
在座的人笑得合不上嘴，平凹却不动声色。
马俪文也说了一个段子：
一个女的去买口罩，没有货了。这可不得了，她急得团团转。这么转着转着，她想出了个自救办法，就把自己的胸罩抽出来，一半戴在嘴上，吊一半在胸前，反正救命要紧，也顾不上什么了。
大伙都乐得笑呀叫呀，平凹却狡黠一笑，他又来了一段：因为抗击非典，口罩严重脱销，连那些假冒伪劣产品也没有了。怎么办呢？SARS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没有口罩这还了得？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了，有人就出了个主意，那就是用卫生巾吧，用带翼的那种，但要注意用法，过去是竖着用，现在要横着用。
这下可炸了锅，有的笑得岔了气，有的笑得肚子疼，有的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有的直叫喊：“坏！坏！”
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吃菜。等主食上来后，薛老板亲自动手调味，两样陕北饭，一个叫搓节，一个是小米干饭，都很好吃。
席中，平凹建议：“荞麦园用落地玻璃，外面的人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卖啥的，吃啥的，让人看得见。”他还说，“让人都端着碗圪蹴着到外边吃，这样好招揽顾客。”
薛老板说：“这个建议好，要给贾老师准备特制的大一点儿的碗，贾老师一行来了，都用特制的碗。”
马俪文说：“我来准备。”
后来，平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荞麦园》。其中写道：“城南有家饭店，叫荞麦园，专卖荞面和陕北土饭。文化界的朋友聚餐，一打电话，问到哪儿？差不多都说：荞麦园呀！”
陕北原本是苦焦地方。越是苦焦的地方，饭菜做得越细法。虽然都是一些荞面，糜子，南瓜和土豆，这样的饭菜过去养育了革命，现在更符合饮食时尚。
吃饭有各种吃法，有要显派的，有要办事的，也有要应酬的。这种饭不到荞麦园去。是给自己吃，和亲近的朋友一块吃，要能吃出头上的水，我就到荞麦园去。去年冬天有一次在那里吃高兴了，写了一张条幅：鼓腹而歌。
荞麦园的老板是个陕北女子，人很白净，性格也活泛。办饭店当然要挣钱，但她坚持“财上平如水”，几年下来，没有钻到钱眼去，反倒多了贵气。文化圈的人都知道她。她名字叫莹巧，大家都叫她：荞荞。
“非典期间，差不多的饭店生意都清淡了，荞麦园依然客满。几个朋友竟端着碗蹴在店门口吃，故意招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