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闸北境内，除警岗不计外，敌人盘踞的势力，多至20余处。行动以后，群众的主要目标在下列六处：（一）北火车站，（二）湖州会馆，（三）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五区总署，（五）广东街分署，（六）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嗣后自吴淞开回兵车，在天通庵车站虽被沪东群众邀击，但因敌方人数甚多，武装极强，于是六个主要目标之外，又增加一处劲敌。闸北的巷战，遂遍于全境。自12时起，罢工工人群众到街市中者，逾十余万。枪声突然四起。北站鲁军的大炮，对向市镇轰击。鲁军中白俄兵，且以铁甲车开炮射击；在炮声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乘机开炮射击，助鲁军对民众作战（以上两事，为纠察队指挥者所亲见，但事后帝国主义者默不敢承认，上海各报纸，亦不敢以此项消息登载）。至下午4时，群众已夺得各警署与湖州会馆。全境内各处警岗，悉被驱散。居民纷纷悬青天白日旗，不及备者，或以手巾被单作白旗悬挂。自此以后，群众的武装，除布防保护居民，免溃兵抢劫外，进攻目标，乃集中于（一）北火车站，（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天通庵火车站。三处在一直线上。工人纠察队夹于三处之间：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进攻势。
“巷战逐渐激烈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人虽系少数，但拥有机关枪与多量炸弹，不断地向群众轰击，十分顽强。21日午后4时，纠察队以纸作书，口呼停战，投书入，劝降并负责保护其生命。鲁军亦就纸之背面回书，请求停止攻击，但不肯降。嗣后纠察队即取包围战略，防守终宵。天通庵车站敌人，因铁路轨断车倒而惊惶不已，伏两旁沟中，防守终宵，以军械力弱，纠察队进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火势渐炽，烧民房数百间。难民纷纷向工人纠察队防线中逃来，纠察队分队护送往青云路空地。火势盛时，纠察队乃弃防线前进，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至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于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作战。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火势熄后，敌人不敢进攻。唯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我们射击。此时的工人纠察队，为保护居民，对军阀之残余作战，亦对帝国主义者防御作战。
“通宵的激战轰动于淞沪全境，各处皆知闸北的战事，称赞感叹工人纠察队的丰功伟绩。翌日（22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至于困乏，纠察队仍从各方猛勇进攻。当时居民咸传说革命军已至，实则革命军尚未自龙华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兵解决称降，俘虏三百余人，余人逃散至广东街者，被纠察队缴械，至北四川路者则被日本水兵缴械。下午4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人，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苦战一昼夜之地最后解决。纠察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第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人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兵亦溃退，六时北站遂得克复占领。因避免与租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故，纠察队乃退至车站之后布防。溃兵大队逃散时，适国民革命军第1师薛师长亲率猛队赶到，完全将溃兵俘虏。是时车站地雷爆发，但已无敌踪。最后薛师进驻北站。铁路工会下命令修复沪淞与沪宁铁路，铁路工人首先复工，依工会令组织交通队三百人修路，恢复交通。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居民燃鞭炮庆祝。暴动之功，至是完成。”
周恩来在南市起义胜利后马上赶到闸北区指挥战斗。
顾顺章也是负责指挥战斗的领导人之一。其时他年纪轻，身手灵活，也好表现。他对闸北的街头巷尾轻车熟路，了若指掌。他头戴圆顶礼帽，颈系红领带，臂缠工字袖章，手挥匣子枪，带领工人纠察队向敌人冲锋。他们巧用地形地物和街角巷壁，朝直鲁军开枪射击，杀得直鲁军节节败退。
商务图书馆俱乐部是一幢坚固的高楼，易守难攻，守军火力又强。当起义部队攻打受挫时，暴动指挥部决定采取“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策。顾顺章让周恩来和赵世炎留守在暴动指挥机关，自己则自告奋勇去对敌劝降。他冒着枪弹，跳跃匍匐前进，爬至守军射击死角的一扇铁门，把劝降的条子塞进去，并等待守军的答复。条子大概的意思是：直鲁军反动，已失民心，北伐军已进至上海市郊，你们的北火车站驻军已经投降，你们已成孤军，再抵抗无济于事，开门缴械投降，工人纠察队宽待你们。
其时，北火车站守军还在负隅反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守敌拒绝投降。
赵世炎的暴动记实记载了起义工人对商务印刷馆俱乐部守敌进行劝降的经过。劝降任务由顾顺章承担这件事，在亲临前线采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郑超麟的追述中也得到了印证。郑超麟回忆如下：“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即商务印刷馆俱乐部——笔者注）内北军尚未曾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刷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不久顾顺章来报告他和图书馆驻军谈判经过。他写了一个字条自己送到小铁门去，劝北军投降，告诉他们北火车站驻军已经投降了。其实当时北站还在相持。他带了里面回答的字条来报告，说北军拒绝投降。”
顾顺章的表现进一步得到党的重视，在上海社会也有了知名度。
1927年3月22日，正当闸北巷战激烈的时候，上海市第二次市民大会热烈而隆重地举行了，到会团体千余，代表4000人，大会产生了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顾顺章与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侯绍裘、李泊之、丁晓先、王景云9位中共党员名列其中（另10位非中共人士为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谢福生、陆文韶、虞洽卿、王晓籁、王汉良、郑毓秀、陈光甫）。
第二天，历史悠久、品位高、销量大，影响力强的《申报》在明显的位置上刊载这道新闻。顾顺章在上海声名鹊起。
流氓无产者行为受到警告
这时的顾顺章有点飘飘然了，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时有发作，他的亲信手下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情况。
中共是个敢于与自身成员的不良倾向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中央发觉这个苗头，未雨绸缪，马上提出批评，采取措施。3月23日晚上9时，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特委会议上指出：“现在纠察队分子非常复杂，要严密改编。”
陈独秀完全同意罗亦农的意见，毫不客气地说：“要把复杂分子从工人纠察队中淘汰出去！”
顾顺章心里明白这是冲着他来的，虽有怨气，但在陈独秀严厉的眼光审视下，不敢吭一声，表示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命令，收敛自己的不良行为，整齐革命队伍。
1941年春，李昂（朱雅零）这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共领导机关担任秘书后来叛党的人在重庆北碚疗养院写了一部谎言与事实掺半的书——《红色舞台》，他评价道：“顾顺章是上海的一个流氓，正和其他的流氓一样，他有着狼子野心，党因为他在会党里面的地位很高，所以极力利用他。上海三次暴动的时候，他是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负一部分暴动指挥责任。那还是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以一种完全利用他之所长的手段来驾驭他。在党内，他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李昂讲的话不一定准确。其实，顾顺章是够受中共重视的。从他1924年秋加入中共至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入党时间约两年半，即由一个普通工人党员上升为中共中央特别军委委员，名次排列于周恩来之后，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常委、上海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等职，又被中共中央推为上海市政府成员，与国民革命军高官白崇禧、国民党高官钮永建、上海巨商虞洽卿、中共高官罗亦农等并驾齐驱。顾顺章在中共中有没有地位，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得到了重用
顾顺章原本是个浪迹上海滩的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流氓无产者以及江湖哥们义气之类的毛病仍然存在，只要这些毛病对党的事业无大碍，没有造成直接明显的损害，只要中共能对他严加教育和引导，这也没有什么，完全可以重用，可以在革命工作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和改正。
而在当时，顾顺章的毛病还没充分展现出来，他得到了重用。
中共中央特委会于1927年3月25日上午开会决定内部分工，由顾顺章统一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但白崇禧、钮永建、陈光甫、杨杏佛、郑毓秀、谢福生6人拒绝参加，顾顺章及其他12人如期参加，正式就职上海市政府委员。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驻上海后，上海方面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步明显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反共借口，并把中共掌握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海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上海工人纠察队对中共来说非常重要。中共中央在那段时间里抓紧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建设，决定由顾顺章统一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也是其中一个重大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