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不可思议。这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马路，坟墓就埋在一个生活区的大门口，难道就没人过问吗？
我想到了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他们很注重形象工程，正在申报全国文明城市，一座这样的坟墓就埋在市中心附近，埋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该管一管吗？我很为这件事感到郁闷。谁知这以后让我郁闷的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班干部也很有权
二〇〇九年十月，我们有两本书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展出，应邀去了一趟德国；回国后，出版社又要求我们到北京参加《小岗村的故事》一书的新闻发布，与首都记者和读者的见面，前前后后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
等回到萍城，才知道小明有一段时间每天很晚了才回家。刚听说时，我其实并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他是留在学校打蓝球，因为我给他报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篮球班，一周会有三次打球活动。但是几天以后，我发现不是打球的日子他也回来得很晚。
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他说，他在班上搞卫生，倒垃圾。第二天再问他，他还是这句话。我变了脸：“昨天搞了卫生，今天还搞吗？
不是一个组轮一天，八天才轮上一次吗？老实告诉妈妈，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他好像很委屈：“不信你去问老师！”我说：“妈妈希望你讲实话，因为妈妈不相信老师会叫你天天留在学校搞卫生！”
他沉默了半晌，终于吞吞吐吐地说道：“老师罚我倒一个月的垃圾。”“为什么呀？”他不敢看我：“周老师说我给姓巫的女同学起了一个‘巫婆’的绰号。”
听他这样一说，我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给同学起绰号，显然是不尊重人，但因此就被处罚倒上一个月的垃圾，也未免有点儿过分了。不过当着小明的面，我也不能说老师的不是，还得教育小明。
我说：“妈妈给你读了那么多书，你怎么就是不明事理呢？同学之间要友爱，为什么要给女同学取那种不雅的绰号呢？”
他显然有点不服气，争辩说：“班上很多人都给别人取绰号。别人也给我取了绰号，喊我‘橙子粉’！”
他的这种口气把我惹火了，我在他胖胖的脸上掐了一把：“别的同学不守规矩，你也跟着乱来吗？别的同学为什么不被老师罚，单单你被罚？”
他的声音变小了：“他们也被罚了。”我问：“哪几个？”他说：“王小天、丁大鹏，还有王东东。”
小明就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地讲了一遍。原来这事是王小天惹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女孩子姓巫很好笑，就想到了那些装神弄鬼跳大绳的“巫婆”。开始，他只敢在那个女同学的背后偷偷地喊，谁知还就被那个女生听到了，就同王小天吵了起来。这一吵，小明和丁大鹏、王东东都知道了“巫婆”的绰号，都觉得王小天起的这个绰号太“有才”了，跟着也喊了起来。巫同学一气，跑到周老师那儿告了一状，周老师便把他们四个人狠狠地骂了一顿。四人气不过，碰到那个女生时就一起朝她吐口水，结果四人就被周老师罚倒一个月的垃圾。
我问小明：“你怎么能朝女同学吐口水呢？”小明忙说：“我没吐！是王小天他们吐的，我只是做了一个吐的样子。”“你向老师讲清楚了吗？”“我说了，可周老师说做样子，也就是准备吐。”我叹了口气，说：“傻儿子啊，妈妈经常提醒你，要管住自己，你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你看看，为了图一时嘴巴的痛快，就被罚倒一个月的垃圾，是不是很亏？妈妈希望你能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他点着头说：“我记住了。”可是，此事未了一事又起。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小明打来电话，说早晨出门时，天还落着雨，下午天就放晴了，篮球活动要照常进行，可他没有带篮球，要我把球送过去。我也正想去学校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被罚倒垃圾。没想到这次去学校，竟见到了惊人的一幕。
当我拎着篮球赶到教室门口时，下课的铃声才响过，同学们还没走几个，但在教室里我没见到小明，而他的课桌却不见了。
我问一个背着书包正要出门的男生看见小明了吗？他指着那片空地说：小明就在那里！
我走过去，这才发现本该放课桌的地上放着小明的书包，小明正趴在别的同学的课桌上抄着什么。
旁边的一张课桌上，神气活现地坐着一位男生。这男生手里晃动着一根小棍子，酷似老师的教鞭，他悠着两腿，眼睛盯着正在写字的小明。
这时小明看见了我，只喊了一声“妈妈”，依然头也不抬地忙着抄写。我问小明：“你的课桌呢？”
他小声地说：“被班长搬走了。”我很奇怪：“班长为什么搬走你的课桌？”他说：“我课桌的抽屉里有废纸，不卫生。”这时，边上的两个学生都说：“我们的也被搬过！”我很是不解：“没有课桌，你怎么上课？”小明说：“在腿上写字，或在同学的桌上写字。”我感到十分惊诧。惊诧于周小萍老师又发明了一种惩罚学生的办法：你课桌的抽屉不干净，就让你一天没有桌子上课，让你就只能趴在别人的桌子上或是就在自己的腿上写字，你的书包也只能放到地上去！至于书包放在地上是不是就比放在“不干净”的课桌里更干净呢？她并不考虑。
让心智正在发育的孩子学会规矩，来上一点惩戒，不仅是需要的，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种不可思议的惩罚学生的办法，让我哭笑不得。我强压着怒火，尽量用平和的声音对小明说：“别再写了，你的课桌在哪里？去，把它搬过来！”
小明看了一眼坐在桌子上的男生，说：“要班长同意才行。”我没好气地问：“谁是班长？”
小明低声说：“他就是。”“他叫什么名字？”“李林。”
这时，叫李林的班长显然听到了我和小明的对话，有些不情愿地扬了扬小棍子：“那你就搬过来吧！”
小明这才敢起身，从教室后面把自己的课桌搬了过来。他刚把自己的课桌搬过来，马上又趴在桌子上埋头抄写起来。我急了：“你还不快下去，篮球班的活动快要结束了！”小明为难地说：“这是周老师今天罚的，不抄完不准去打球。李林在守着我呢，抄完后他还要检查。”我再也忍不住了，走过去把他的笔和本子收了起来，塞进书包说道：“要抄，也回家再抄。现在就去打球！”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讲给老公听，老公也感到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学校还能呆吗？老师这样野蛮，想把学生训练成什么？”
我问小明：“你干嘛那样怕班长？”小明说：“他们动不动就登记名字，到周老师那儿告状，有时候还打人。”我很吃惊：“连班干部也打人？”
小明说：“谁不听话就打谁！”忽然想起班干部李林今天手里就拿了一根小棍子，问小明：“李林也打人？”他说：“怎么不打？他还喜欢用棍子追着打。”
“你们班有多少班干部？”小明皱着眉头想了好半天，说有七八个吧，也好像有十多个。有的管学习，有的管卫生，有的管文艺，其实大多是班干，但大家都叫他们班长。不过他说：“我们班上，班干部都很有权。”
我知道小明说的“很有权”，其实是说他们“很霸道”。“很霸道”的班干部，在周老师的面前却又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的。有几次我就看见周老师站在走廊上，四周围着一圈男女学生，一个个乖巧地仰起脸，望着周老师，似众星捧月，又像葵花向阳，在听周老师的训话。
我能认出的班干部只有三位：小明刚转到南门小学的那天，曾主动给小明让出座位的李响，他当班长是因为学习好；那位搬走小明课桌的李林，小明说他是周老师的一个什么亲戚；还有一个小胖子，我曾在老师办公室见他跟着周做作业，据说他家里非常有钱，每天都有沃尔沃高级轿车接送，并经常带着高档手机在班上炫耀，说他有六部手机，每部都在一千块钱以上。
小明说，作为班主任的周老师经常不在班上，全是这些小班干代替周老师在发号施令，惩罚同学。同学们的家庭作业，周老师也常常是交给他们去改；特别是李林，他模仿起周小萍老师的签字，居然还很像。
谁知小明一点不长记性，他的课桌已经被搬走过一次了，仅仅过了两天，他课桌的抽屉里又因为有几张废纸，再次被搬走，还说这次要罚他两天没有桌子上课。
我觉得周老师这样做也太虐待孩子了。不就是课桌里没有收拾干净吗，至于用这种摧残人格的方式处罚孩子吗？
我决定亲自送小明去学校。来到教室的门口时，小明见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了，他有点儿不知所措。进去吧，没有桌子上课，就见他忽然弯下了腰，蹲在教室门口装模作样可怜巴巴地系着鞋带。我心一酸，眼泪差点落了下来。
就在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你这是干嘛呢？”我知道，这是周小萍老师过来了。小明赶紧立起身，乖乖地站着，动都不敢动，傻傻地看着周老师。看来周老师也是有话要说。她丝毫没顾及我也在跟前，就开始训斥起小明：
“你倒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两天前才写过检讨，也在班上念了，昨天你的课桌又是不干净，为什么要这样啊？”
小明面红耳赤的，赶紧保证：“下次不会了。”我有些奇怪，不知道我的小明这是怎么了？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和他一起上街，手里有一点点废纸，他也会找到垃圾桶才扔掉。周好像没有听见小明的话似的，训斥完了就准备进教室。我忙喊住了她，说：
“小明已经保证过了，他的课桌昨天已被搬走，今天能不能还给他上课？”
只见她折了回来，这次换成了萍城话，又教训起小明：“乃吉（萍城话‘男孩’），你就这样，昨天为什么不来向老师认个错呢？李响的桌子不是也被搬走了，可他就知道来找老师。搬桌子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班长的桌子不干净也照样搬。”
小明还是傻傻地站着，看看周老师，又看看地面，嚅嗫着再次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也再次恳求地对周小萍老师说：“今天就把课桌还给小明，行吗？！”我知道，如果我不开口，小明是绝对不敢去把课桌搬回去的，只能一整天坐在没有桌子的空地上上课，把书包也放在地上。周小萍见我这样求情，好像挺不高兴，犹豫了一下便说：“他自己去搬！”有了周老师的这句话，小明跑进了教室。丁大鹏这次特别仗义，已跑到后面把小明的桌子举了起来，帮助小明把它搬了过来。晚上回家，我问他，课桌被搬走了，为什么不能像班长李响那样去找老师认个错呢？
小明说，他怕周老师，不敢去找。小明的这种心态，其实不问我也猜得出。但我不可能知道，从这天开始，更闹心的事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痛彻心扉的日子
这天晚上，老公见我闷闷不乐，就建议出去散散心。我们带着小明出了小区，刚过了长兴桥，老公就指着路边的一幢高楼，感叹道：“这幢医院大楼的窗户全亮着灯，看来病人不少呀！”
这是萍城煤矿职工医院的住院大楼，平日里冷冷清清，这时每个窗口无不灯火通明，说明有着十八层楼的住院部，已是住满了病人。
我说：“每年临到冬天，都是煤矿工人职业病的高发期，里面住的大多是些矽肺病人。想想这些可怜的矿工，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烦恼，也就微不足道了。”
老公深有同感，说：“是啊，谁在生活中没有烦恼呢，一个人还是要知足。”小明好奇地问我：“妈妈，他们为什么会得矽肺病？”我解释说：“这些工人是在很深很深的井下挖煤，吸进了大量的粉尘，日子长了，那些粉尘就把他们的肺泡填满了，肺就会变得和石头一样硬，不能再自由地呼吸。”
小明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带口罩呢？”我说：“以前的安全防患意识没现在这么高。再说，带口罩也只能遮挡住一部分，还是会有不少的粉尘会透过口罩被吸进肺里。”
小明忽然小声问：“会死人吗？”我说：“怎么不死人？这种病是没法根治的。妈妈就采访过矽肺病人，到了晚期，他们喘气已经非常困难，夜里也不能完全躺下来睡觉，有时就只能坐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夜；还不能走动，一运动就喘得不行。这些人活得非常痛苦，死了反而会是一种解脱。”
小明听了，半天不再作声。回来的时候，再路过长兴桥，小明的小手便紧紧地抓住了我，并提出要走在我和老公的中间。我问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胆小？他说：“你刚才讲了死人，我们小区门口就有座坟墓！”这天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推醒，借着窗外的月光，竟发现床边站着小明。
我吃了一惊。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怕，睡不着。”我问他怕什么？他说：“我老是想着医院的那些灯光，想着那些病人坐在床上不住地喘气……还想到我们小区门口那座坟墓。”我连忙坐了起来，鼓励他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胆子不能这么小！”他可怜巴巴地说：“求求你了，我要在你们床上睡。”我说：“好吧，只准这一次。”可是还没过几天，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睡了，后来，甚至连我都感到了恐怖。起初，是小区东边不远的一个地方，突然传来凄厉的哀乐声，还夹杂着锣鼓鞭炮声。我知道，这是哪个地方死了人。萍城的风俗是，死人也是喜事，称为白喜事。既然是喜事，家人就要想方设法将它办得热热闹闹，热闹得周边没人不知道，好像不这样做便对不住死者，别人就会说他们不孝。他们不但要搭出像样的灵堂，将花圈一直摆到马路上，还会请来乐队、演员，通过高音喇叭吹拉弹唱，从大清早一直闹到深更半夜，一闹就是三天，闹得周围的居民寝食不安，不听也得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