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民间流行一句谚语———“钱塘江造桥”，用来形容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他来杭州，就是要做这件不可能成功的事。
1．受命造大桥
1933年3月，正在北洋工学院教书的茅以升收到一份电报和一封长信。发信人是他在唐山路矿学堂时的同学，现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信中说：“浙赣铁路已从杭州修到玉山，一两年内就能通到南昌。浙江全省的公路也已经有3000公里，正与邻近各省连接。无奈钱塘江将浙江省分为东西两部分，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限制了一省的交通，而且对全国也大有妨碍。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他准备将这个重任托付给你，特请我向你转达这个消息，请你见信后，立即来杭州，与曾养甫当面商谈一切事情。”
茅以升读完信，万分激动。这机会简直是从天而降！
激动过后，他开始冷静思考种种问题：
造这么大的桥，要花多少钱！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建设计划，都是纸上谈兵，难道浙江一省能有这么大的实力吗？
曾养甫这个人，只见过几次面，印象不错，但并无交往，他怎么会这样信任我？最终会把造桥重任交给我吗？
更重要的是，钱塘江以险恶著名，在这江上造桥，自己能胜任吗？
正在他疑虑之际，又收到了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浙江公路局局长陈体诚的信。信中劝他说：“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陈体诚的话勾起了茅以升对我国近代筑路史的痛心回顾。
从19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有铁路，筑路权大都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垄断。他们划分势力范围，没有通盘规划，只想避难就易，尽快得利，不求一劳永逸，经久耐用。例如郑州黄河桥，由于基础不牢固，洪水季节，要从远处运来大量碎石抛进河里，保护桥墩，火车还要减速过桥，有时甚至中断行车，火车开到岸边，乘客要下车步行过河，再上对岸另一列车。
还有些交通要冲，如武汉、南京，两岸铁路早已修到江边，却不造跨江大桥，长期依靠轮船中转，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一遇洪峰或风暴，轮渡也被中断。
更痛心的是，由于长期受制于外国人，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独立建造大桥梁。
想到这里，一股为中国人争气的热情涌上心头。他抛弃了一切顾虑，立即向学校请假，鼓起勇气南下杭州，商谈建桥大事。
到了杭州，茅以升先见到了杜镇远、陈体诚、竺可桢等老同学。竺可桢这时是浙江大学校长。他们都劝茅以升一定要接下建桥重任，千万不要推辞，并向他解释说：浙江是比较富庶的省，铁路、公路都在积极兴建，钱塘江造桥是当务之急；曾养甫这个人很有魄力，政治上有后台，和江浙财阀交往很深，由他发起造桥，加上各方赞助，肯定能够成功。
朋友们恳切的劝说，寄托了对茅以升的信任和期望，更增加了他的信心，于是他欣然去见曾养甫。
曾养甫正在发高烧，在病床上会见了茅以升。“钱塘江上造桥，是全体浙江人多年的愿望。”曾养甫说，“我一来杭州，就想推动各方，做成这件事。我看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钱，二是人。不仅要想尽办法去筹款，而且有了款，还要有人会用，才能把桥造起来。”
茅以升认真地听着。
“关于筹款的事，”曾养甫继续说，“看来很有希望；关于主持造桥的人，我也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请你来担任。你如果肯答应，我们共同努力，这事就更有希望成功。”
“将来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曾养甫加重了语气，“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如何？”
听了这一番坦率、恳切的话，茅以升很受感动，当即表示接受这一重托。
曾养甫感到振奋，紧接着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为定，决不反悔？”
“一言为定，决不反悔！”茅以升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过———”茅以升稍后补充说，“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战胜在钱塘江上造桥的困难。如果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就无从谈起了。”
“这个我明白，”曾养甫说，“你是桥梁专家，究竟能不能造桥，当然要由你来决定。”
“造桥所需的资料，”茅以升问，“是等我以后再收集呢，还是先做些准备？”
“建设厅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做这个工作。”曾养甫回答，“除了收集已有的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外，并在可能建桥的地址，进行了江底的地质钻探。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初步的，可以供你参考，将来你还要大量补充。”“我马上研究这些资料。”茅以升说。“哦！”曾养甫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有个情况，需要向你解释一下。我已将一些建桥的工程资料，寄给了美国专家华德尔，请他作一套钱塘江桥的工程设计。”
“这是为什么？”茅以升大惑不解。
“你不必在意。”曾养甫笑了笑，说，“这是由于政治原因。现在好多人都迷信洋人。华德尔是铁道部的顾问，让他作设计，他就不会反对我们修桥了，而且还可利用他的招牌来筹款。至于他的设计用不用，你尽可斟酌。我很希望你能作出比他更好的设计。”
后来，茅以升的设计和华德尔的完全不同。但曾养甫与铁道部交涉和向银行筹款时，总说是根据华德尔的设计略加修改。直到经费有了着落，他才理直气壮地宣传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
2．险恶的钱塘江
茅以升原来没料到和曾养甫谈得那么顺利，所以请假时间较长。在剩下的时间里，他研究了曾养甫提供给他的资料，并到钱塘江作了一些实地调查。
钱塘江，简称钱江，此外还有浙江、渐江、曲江、之江、广陵江、罗刹江等别名。它发源于安徽的凫溪口，上游名新安江；与兰江会合后，流向桐庐，名桐江；再流往富春（今称富阳），名富春江；又流到杭州，才叫钱塘江；最后由杭州东流入海。
为什么江名“钱塘”，是因为杭州在古代名“钱唐”，唐代因避讳国号，改“唐”为“塘”。
上游的新安江，不过是普通河流，再往下流，江面越来越宽阔，到杭州成为大江，最宽处达3公里。从杭州入海，经过千百年的冲刷淤积，先形成杭州湾，后更扩大成喇叭形的王盘洋。
钱塘江在上游山洪暴发时，江流滚滚；在下游海潮上涨时，波涛汹涌。如果山洪与海潮上下并发，更是翻腾激荡，势不可当。有时台风袭来，辽阔的江面浊浪排空，最为凶险。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到钱塘江，正逢江水汹涌，无法可渡，只得向西120里，从狭窄处渡过。
唐代诗人施肩吾在《钱塘渡口》诗中提到这件事，好像很不理解地问，秦始皇为什么不修一座桥呢？
是呀，秦始皇是历史上多么不可一世的皇帝，连万里长城都修起来了，何况区区一座桥呢？
但是，要在钱塘江上造桥，谈何容易！除了江面上的狂风巨浪难以战胜外，江底的泥沙，又是一大障碍。
它非常深厚，在水流的冲刷下不断流动，使江底变幻莫测。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钱塘江之所以叫罗刹江，是因为江中有一块罗刹石，非常高大陡峭，经常撞破船只，可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已经被泥沙埋没，后人连它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由此可见，江底的泥沙是多么深厚。因此，杭州民间有“钱塘江无底”的传说，这个“底”是指泥沙下的硬底。
钱塘江的水、土、风都不比寻常，在这里建桥，可能吗？在杭州民间，如果有人认为某一件事不可能做成，就会说—句“钱塘江造桥”，或者说一句“两脚跨过钱塘江”。
曾养甫约茅以升来杭州，就是要做成这件不可能成功的事。
一条江河的形成，是水、土、风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一座桥是建在水、土之上，又受风的干扰。它的建成，就是克服了水、土、风的阻碍。因此，在桥的设计之前，必须要收集关于水、土、风等自然现象的一切资料，这就是水文资料、地质资料和气象资料。
茅以升从曾养甫提供的资料中，初步了解到钱塘江自然现象的整体情况，结合自己的调查，经过认真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在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在回天津之前，茅以升又和曾养甫谈了几次话，曾养甫一提到造桥，总是滔滔不绝，强调势在必行。他生怕茅以升心存顾虑，一再声明，“造桥工程完全由你负责，我决不干涉。”当茅以升把调查研究的结论告诉他时，别提他有多么高兴了。
最后，茅以升和曾养甫约定，回天津后就辞去北洋工学院的教职，学期结束后就来杭州。
3．组成建桥班底
1933年8月，芽以升再来杭州，开始钱塘江桥的筹建工作。浙江省建设厅成立了“钱塘江桥工委员会”，茅以升任主任委员。稍后，浙江省政府又成立了“钱塘江桥工处”，茅以升任处长，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他一直挂着这个“处长”头衔。
桥工处刚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组成建桥的领导班子和技术班子。当时中国没有自己专门的建桥技术队伍，茅以升过去在学校工作，也对此毫无准备。好在他平时交往广泛，注意这方面的人才，与他们都有些交谊。曾养甫已把用人全权都交给了他，于是他用人唯贤，精选人才，一个一个地请到杭州来。
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同学罗英。“有罗英来和我合作，共同指挥建桥工程，我就更加胆壮了。”他对自己说。
罗英，字怀伯，与茅以升、郑华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班同学。回国后，郑华曾负责修建南京浦口间的轮渡，后来经商去了。罗英一直在铁路、公路部门工作，已修建过几座桥，经验丰富，当时是山海关桥梁厂的厂长。接到茅以升的邀请，他立即辞职来到杭州。
那时的惯例，工程机关的首长都兼任总工程师。茅以升出于对罗英的尊重和信任，请他担任钱塘江桥的总工程师。他们二人在建桥过程中肝胆相照，甘苦与共，合作非常融洽，并成为事业上终生的亲密伙伴。
除了请罗英帮助负责整个工程外，茅以升还请到了梅旸春、李学海、李文骥、卜如默四位资深工程师，分别负责建桥工程的各个环节。他们之下，还有一批得力的工程技术人员。
茅以升知道，钱塘江的工款来之不易，所以他尽量减少用人，组成一个非常精干的机构。全面开工后，全处包括行政杂务人员总共还不足60人。
罗英在1935年向外界介绍的《钱塘江桥工程大概》一文中这样写道：“大桥工程均分工合作，工作人员均属年轻有为之士，日夜工作……钢架工作由工程师梅旸春指导，混凝土工作由工程师李学海指挥，打桩工作由工程师卜如默监理。作者虽负工程上责任，但全部事项，概由本处处长茅以升博士指挥而总其成。”
茅以升当然是建桥班子的灵魂和主脑。但他从不把建桥的功绩据为己有，一再强调：“钱塘江桥是集体创作”，并把罗英的功绩摆在首位。
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会，为表彰茅以升修建钱塘江大桥的功绩，学会授予他荣誉奖章。他在致辞中说：“这个奖章应为罗英先生和全体职工所共有，我只是一个领奖代表人。”1946年，他撰写大桥纪念碑文，将桥工处所有同事以及为建桥而遇难殉职的职工姓名都一一列入。
4．精心设计
桥工处的组建刚初具规模，钱塘江桥的工程设计也随之开始。
一项好的工程设计，必须要体现经济、坚固、方便、美观的原则。茅以升面前摆着美国专家华德尔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建桥费用为当时银元758万元。如果我们自己的设计方案费用超过华德尔的，很有可能被否决掉。茅以升也深知筹款的艰难，所以他的设计要力求少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