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一旦苏醒，世界就会颤抖。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的确已经使世界刮目相看，但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超常付出的代价获得的。按照现在我国对能源的消费水平，假设经济总量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需要消耗全球124%的煤、120%的铁矿石、108%的钢材、160%的水泥、100%的氧化铝。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德国高4.97倍，比日本高4.43倍，比印度高1.65倍。我国石油的可开采量仅为需求量的11.1%，天然气为4.3%，铁为42%，铜为18%，煤炭最高为55.4%。照此发展，世界的颤抖将不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因为全球资源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支撑将坍塌。
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本国主导的贸易发展模式，主要由本国企业以贸易方式获取订单和进口原料，集中于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产业链条长，知识产权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10%。因此，贸易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能力和人才储备。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我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在对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新的战略选择。
三、实现出口产品结构转型
应逐步完成我国出口产品的二次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贸易出口第一次转型完成了从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第二次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
不少人认为低端产品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同样是服装，意大利服装价格是我们的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同样是钟表，瑞士钟表价格在全球的高企已经数十年，等等。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不是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产业，而是提升这些产业创造产品的能力，提升这些产业的研发设计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开拓国际市场通道的能力和现代市场营销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创造我国产业的软实力、软资源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同一产业或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售价，创造更多的无形资产。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且不能满足于其他国家高技术产业向中国转移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环节，表面看起来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越来越高，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带动和溢出效应随着外商独资化而递减。
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着力点是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利的比重，延长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链条，从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产业做起，要像意大利服装、瑞士钟表一样，下工夫做品牌，做附加值，做无形资产，做国际市场份额中的商品置换，这样才能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爬升和发展。
微笑曲线（SmilingCurve）是国内重要科技创业者，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提出的理论，以作为宏碁的策略方向。经历了10年多，施振荣先生将“微笑曲线”加以修正推出了施氏“产业微笑曲线”，以此作为台湾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策略之方向。
在附加价值的观念指导下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
要实现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的转移，我国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转移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以机电产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发展，使出口商品结构沿着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道路转变。
（2）中国应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优势，并对传统产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出口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其技术含量，另一方面，积极将新技术、新材料向传统产业渗透，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使它们重新获得比较优势。
（3）扩展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贸易条件改善。
（4）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辅助作用。运用财税、金融、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积极鼓励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制订自主品牌发展中长期规划，建立品牌评价促进、推广和保护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力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要远远大于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因此，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行业，但要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增加贸易利益的获取，发展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是长期中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四、由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向贸易平衡政策转型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是以出口导向为政策基调，花了很大力气千方百计促进出口，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政策导向已经使不少人形成思维定式，把出口作为成绩，把贸易顺差作为成绩，很多地方以出口增长作为干部政绩的表现，如果出口增幅减少，贸易顺差减少，一些地方政府就认为外贸出了问题。中国贸易顺差过大，2010年贸易顺差达到1831亿美元，我国贸易顺差的年年出现，与这种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
应该对贸易顺差进行客观分析，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强的表现，更不是一个国家在贸易中获得的真实利益的表现，顺差并不是财富。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结果，是其他国家企业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我国多年形成的政策导向应适时进行调整，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应致力于贸易平衡。在调整中，务必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应该通过扩大进口而不是压缩出口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把28473亿美元的外汇用起来，减少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服务业终将成为主导产业，它带来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2003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1%。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80年至2004年，国际服务贸易增长了5.8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转移额将超过6000亿美元，2010年将超过1.2万亿美元。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劳务工程承包和旅游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越的部门。我国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出口已经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较大的金融、保险、通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专利服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尽管其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这些行业规模偏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于中国服务贸易项目结构单一，对货物贸易的依赖性较强，在货物贸易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同货物进出口直接关联的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即生产性服务贸易增长很快，如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货物保险等。因此，尽管中国服务贸易收支增长态势良好，但项目结构非常不平衡。
服务品是进入流通的无形商品，消耗所在国资源少、对环境破坏小、市场风险小、产品附加值高。要改变我国贸易量大、利润小、价值少的状况，应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高达75.8%，而中国服务贸易是连年逆差，2004年逆差为95.5亿美元，2009年为296亿美元。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按照承诺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这应成为我国贸易转型的战略选择。
我们要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首先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第一，建立一部调整和涵盖我国整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基本法律。为整个服务贸易立法建立基础；第二，一些重要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法律，例如《电信法》、《旅游法》等，以填补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领域立法方面的空白。其次，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积极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航运等服务贸易出口。同时，以服务业开放为契机，推动金融、保险、咨询、邮政快递、电信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高级化。最后，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加大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服务贸易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六、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在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不能只靠把投资者“引进来”当作我国的贸易额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固定做法，应该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放在贸易转移上。通过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缓解与所在国的产业冲突与就业冲突；转移国内有优势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开发新的市场，真正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国际市场风险；转移贸易顺差，促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的多元化，减轻我国承担全球贸易失衡的压力。
“走出去”则是以中国的公司为主导，服务于中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贸易转移，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逐步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对此，我国应该采用以下措施。
1.加快“走出去”法制建设
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创造稳定透明的法制环境。推动尽快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和《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规条例，并据此建立配套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2.建立方便企业“走出去”的体制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国家依法行政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部门合作，加快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实现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按照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提高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与服务的便利化水平。加大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力度，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创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3.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监管体系
加强监管，对企业“走出去”实行动态管理，监测、分析“走出去”业务的宏观运行情况。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指导建立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通过有关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加强对企业境外经营的协调，避免盲目性和恶性竞争，增强企业“走出去”的效益。
建立监管体系的目的是要把“走出去”与“走回来”结合好，否则，出现问题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