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肯定下来：从荷马起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和他们所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并没有抓住真实。而且如同我们适才所说。画家虽然丝毫不了解制鞋。但是画家凭对颜色和形状的观察却可画出一个看似鞋匠的人来。”
“非常对。”
“那么。同样我猜想我们可以说诗人也是只会用词语来描绘各种艺术的颜色。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艺术。但是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向那些和他条件相同。而且只重视语言的人去模仿。并把它们说得天花乱坠。当他运用音符、韵律和和音来说话的时候。不管他说的是制鞋。还是领导艺术。抑或别的什么。他似乎就是那个人一样。这些事物天生所具有的魅力就是如此之大。因而当诗人的这些东西被剥去了音乐的色彩的时候。它们会显得是个什么样子。我猜想你是知道的。因为你肯定见到过。”
“我确实见到过。”他说道。
“它们是不是就像。”我说道。“一些男孩子的面孔。年轻时长得虽不美。但生气勃勃。而当青春抛弃了它们的时候。面容就憔悴了？”
“是这样。”他说道。
“好。这会儿我们再来考虑下一个问题。我们说影像的制造者、模仿者并不了解事物是什么。而只知道事物看似什么。是这样吧？”
“是那样的。”
“那么。我们就不要把话说半句留半句了。让我们把它说完。”
“说吧。”他说道。
“我们说。画家能画缰绳和嚼子。”
“对。”
“可是皮匠和铁匠能制造它们。”
“当然。”
“那么画家知道缰绳和嚼子应当是怎样的吗？或者甚至连铁匠和皮匠这些制造者都不知道。只有使用它们的人。马夫才知道呢？”
“非常正确。”
“那么我们可否认为。对于一切事物也都是这样的呢？”
“怎么说？”
“因为对于每一件事物都存在三种技术——一种是使用的。一种是制造的。一种是模仿的。”
“对。”
“那么一切工具、生物和行为的美德、美和正义都只与使用有关。因为它们每一种都是为了使用而制造或天然生长的。对吗？”
“是这样。”
“这样一来使用每件事物的人就必然最有经验。他能告诉制造者这些工具在它的使用中有什么优点或什么缺点。就拿长笛来做个比方吧。吹长笛的人肯定会告诉制造长笛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长笛。而且他将告诉他应当怎样制作。于是长笛制造者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当然。”
“是在这个懂得长笛的人跟他讲了什么是好的长笛和什么是不好的长笛之后。制造长笛的人才给他制作出来了他所需要的长笛。是吗？”
“是的。”
“因此。乐器的制造者从与了解乐器的人的交往和听从他的意见这两个方面获得了有关乐器的美和坏的正确的概念。而使用者则具有对乐器的知识。”
“肯定是这样。”
“那么模仿者从使用他所画的事物那里能够得到它们是好的和正确的或者不好的和不正确的知识吗？或者说通过与了解它的人的交往和接受他对如何画的意见而能具有正确的看法吗？”
“不可能。”
“因此。模仿者对于他所模仿的东西的美和坏是既不知道。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看法。”
“看来是这样。”
“模仿者在他的智慧所能的范围内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差不多吧。”
“不过不管怎样。尽管他并不知道每件东西在什么方面是好是坏。
他仍然要模仿。看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对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人显得美好。他就模仿。”
“是的。他就模仿。”
“那么。看来我们对下面一点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模仿者对他所模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模仿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那些用抑扬格和叙事诗的形式写悲剧的诗人都是模仿高手。”
“那是肯定的。”
“以宙斯的名义发誓。”我说道。“那么这种模仿是不是和与真实相隔两层的某种事物有关呢？难道不是那样吗？”
“是的。”
“好。那么它对于人的哪一部分具有影响力呢？”
“你指的是什么部分？”
“我指的是同样大小的一个东西近看和远看我们感觉大小不一样的那一部分。”
“是。大小不一样。”
“同时同样的东西在水中看和在水外看也是不同的。在水中是曲的。在水外是直的。而且由于视觉受颜色的误导也时而凹。时而凸。而且这种混乱在我们的心灵里也是明白的。这样一来。人们正是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个毛病作画、演木偶戏以及玩弄许多其他这类的把戏。”
“对。”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于是度量和计算作为最可爱的帮手就出现了。对吗？由于有了它们我们不再为一个事物的外表看似大小或轻重所主宰。而是由对事物的计算、度量。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衡量所主宰了。”
“一点不错。”
“不过这肯定应当是心灵中计算部分的职责。”
“对。它是属于那一部分的职责。”
“当衡量了以后。指出某些事物比另外一些事物大些或小些的时候。或者相等的时候。常常又与之相反。它们显得好像是相同的一样。”
“是的。”
“我们不是说过吗。同一件事物在同一时间里是不可能对相同的事物持相反的看法的？”
“而且我们那时说的是对的。”
“因而。心灵中那个看法与度量相反的部分就不可能是心灵中那个看法与度量相一致的部分。”
“对。不可能。”
“而那个依赖度量和计算的部分将是心灵中最好的部分。”
“当然。”
“因而。与之相反的部分将属于我们心灵的平凡的部分。”
“必然的。”
“那么。这正是当我说绘画和模仿在制造它们的产品时整个地来说是远离真实时所想要达成的共识。而且更主要地模仿与我们心灵中远离谨慎和深思熟虑的那一部分结为伙伴。而且不是以任何健康的或正确的目的作为同志和朋友。”
“正是。”他说道。
“因此。模仿一件与平凡的部分交往的平凡的事物只能产生平凡的后代。”
“看来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说道。“是只适用于与视觉有关的模仿呢。还是也适用于与听觉有关的我们称之为诗歌的呢？”
“很可能。”他说道。“它也适用于听觉。”
“那么。”我说道。“就别让我们只依赖根据绘画而得出的东西。让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找与诗歌的模仿为伴的思想部分。并看看它到底是平凡的部分。还是严肃的部分。”
“是。我们必须去。”
“让我们这样来说吧。我们说。诗的模仿所模仿的是人的非自愿的或自愿的行为及其结果。而且在这全部的过程中体验着它们的痛苦与欢乐。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那么。在所有这一切中人的思想是不是统一的呢？抑或还是像在视觉方面一样的。有纷争。在同一时间里对同样的事物它自身就有相互矛盾的看法。当涉及行动时它内心是否也有纷争。它是否也与自身进行斗争？不过我想起来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无须去达成共识。因为在前面的辩论中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已达成了充分的一致。那就是我们的心灵在同一时间里充满了上万的这类冲突。”
“对。”他说道。
“对是对。”我说道。“不过当时我们漏掉了的。依我看。现在我们必须把它补上。”
“漏掉了什么呢？”他说道。
“一个体面的人。”我说道。“他在遇到像丧子或丧失某种他特别心爱的东西的时候。像我们当时也肯定说过的。他将比其他的人比较容易承受。”
“那是肯定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他是否能全然不感到一点悲痛。或者说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面对痛苦他能多少有些节制呢？”
“后一说法。”他说道。“比较接近真实。”
“那么你现在告诉我。你猜想他是在被他的熟人看见时。还是在他一个人独处一个荒凉的地方的时候他与痛苦的斗争进行得最顽强？”
“肯定。”他说道。“在他被人看见的时候。他斗争得最顽强。”
“不过。我猜想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会更敢于说出许多他羞于让别人听见的东西。而且也会做出许多他不愿让人看见的事情。”
“是这样的。”他说道。
“理性和法律要求他刚毅。而苦难却把他拖向痛苦。不是吗？”
“是的。”
“当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同一时间里对同一事物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说在他身上必然存在着两种事物。”
“那是否定不了的。”
“一种准备听从法律的指引。对吗？”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可以设想法律会说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最好是尽可能地保持冷静。而不要愤怒。因为这类事物是好是坏尚不得而知。把它看得太重无济于事。人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过于认真。而痛苦则只能妨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支持。”
“你这指的是什么？”他说道。
“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周密的思考。”我说道。“我们必须接受骰子上的点数。做出相应的决定——听从理性宣判的最好的解决方式。我们不应像小孩子绊倒了一样。抱住受了伤的地方大哭大叫。相反。我们必须经常使我们的心灵尽快地习惯于治愈和康复。用药物来驱赶悲痛。”
“不管怎样。”他说道。“那将是一个人面对不幸时的最正确的途径。”
“因此我们说。最好的部分是愿意追随这个计算的——”
“那是显然的。显然的。”
“——而永远无法满足的把我们导向对痛苦的回忆和抱怨的部分。我们是否应当说它是非理性的。是懒惰和懦弱的朋友？”
“我们当然应该这么说。”
“那么。易怒的脾性就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模仿对象。而谨慎而沉着的性格——它经常几乎总是与本身相等——则既不容易模仿。而且被模仿时又不容易被理解。尤其是在一个节目的联欢会上当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剧院里的时候。因为被模仿的是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感情。”
“这是完全肯定的。”
“那么从事模仿的诗人显然并不是本能地趋向心灵的这类部分。他的智慧也不是为满足这类部分建造的——如果他打算在许多人中获得好评的话。相反他是趋向于易怒的和多变的性格的。因为它容易模仿。”
“这是显然的。”
“因此。我们在最后把他逮住。放在画家的旁边作为他的陪伴是正确的。因为他像画家一样是根据真实的标准在制造平凡的事物。而且他也同样是与心灵中平凡的部分打交道。而不是与最好的那一部分结为伙伴。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最终也完全有理由不允许他进入将成为在良好的法律管治下的城邦。因为他将唤醒心灵中的那一部分。促使他成长。并且通过使它健壮来毁灭计算部分。就如同在一个城邦里当某一个人使坏人变得强大以后。便把城邦转交给他们。同时使里面的人堕落。同样。我们还要说。从事模仿的诗人通过制造完全脱离真实情况的印象和讨好心灵中分不清大小。而且误以为同一个事物可以在一个时期大一个时期小的愚蠢的部分在每个人心灵中建立起一个坏的制度。”
“太对啦。”
“不过。我们还没有对模仿提出最严重的控告哩。因为它几乎成功地残害了所有体面的人。而能幸免于其伤害的只是极少数。这一点实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真是太可怕了。”
“听我说。同时也好好思考一下。当我们中甚至最好的人在听荷马或其他某一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的悲叹或长篇大论地哭诉。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边唱边捶打着胸脯恸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的最好的人也是会被它所感动的。而且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模仿起来。与英雄一起承受所有的苦难。甚至称赞使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人为好的诗人。”
“当然。我懂。”
“但是当我们中的某一个遭到了不幸的时候。你就又会有完全相反的感觉了。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冷静。并且默默地承受它。我们就会为自己感到骄傲。并把它视作一种男子汉的表现。而把我们那时称赞过的视作女人气的表现。”
“不错。是这样的。”他说道。
“当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不愿屈尊去模仿。相反而会感到脸红的人。这时如果我们没有对他表示厌恶。反而欣赏和称赞的话。那么这样做有道理吗？”
“不。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说道。“看来那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用下一种方式来考虑。”我说道。“它却是有道理的了。”
“什么方式？”
“如果你意识到在我们遭到不幸的时候。我们心灵中的那个渴望痛哭流涕和充分发泄以求满足的部分是被强行压制下去了。而现在它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满足和享受。我们身上的本性中最好的东西因为它一直没有受到理性或习惯的充分的教育。于是见到别人的痛苦对这个哀痛部分的监管。因而如果某个自称是好人的人为了称赞和怜悯别人而不合时宜地恸哭的话。那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反而他相信他得到了快乐。而且他绝不会允许因鄙视诗歌而被剥夺了这种快乐。我猜想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推测得到设身处地地感受别人的痛苦。并把它作为一种享受对我们所必然产生的影响。因为用这种事例养肥了的怜悯部分在他们自身遭受到痛苦的时候是不容易被压制下去的。”
“非常正确。”他说道。
“关于怜悯的论据是否也适用于发笑部分呢？如果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你自己羞于去做。但是在观看话剧性的模仿或私下听到它的时候你却十分欣赏。而且你不会把它当作坏的而厌恶它。对于那些引起怜悯的事物。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因为在你身上原本存在的想要逗乐的想法或要求被你用理性压制下去了。因为你害怕别人说你是小丑。而这会儿你把它释放出来了。而且使它尽情发泄。于是自己不知不觉地随着自己的这些表现。而变成了一个喜剧诗人。”
“确实如此。”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