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祖国在我心中
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
——李叔同《秋柳》
李叔同生存的那个年代，正是我们祖国的多事之秋。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领土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稍后又是军阀连年混战，内忧外患，把偌大一个中国折腾得民不聊生，处处哀鸿遍野，多少人流离失所，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这样一幅悲惨的景象，身为一个热血男儿怎能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于是李叔同奋笔疾书，继而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路，内心深处的大悲全都化作了拳拳爱国之心，就是在出家之后，他的寮房墙上写着“念佛不忘救国”的字样。李叔同的一生没有一刻不想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爱国之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传统美德。尽管生活经历、社会遭遇可能会给人造成种种创伤，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却一直是维系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而对于那些对国家一片赤诚的人，历史也从不会把他们忘记。
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首先从爱自己的邻居、宗族和家乡，爱生养自己的那一片土地开始。国家，也经常被叫做“社稷”，社稷最初的含义就是古人祭祀的土神和谷神。爱国，属于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恩情怀。
究竟怎样算爱国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益的事。哪些事情对国家有益呢？这需要自己拿出判断来，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能够不失国家的尊严，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强大带来好处。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总体上是不矛盾的，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想一想还不远的日本入侵下的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就知道了。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保家卫国，抗暴御辱，一直是令人激赏的英雄，除了张自忠等抗日名将外，古代最著名的例子还有岳飞、文天样、戚继光、郑成功，等等。他们置生死于不顾，正如林则徐所谓：“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福祸趋避之？”东汉名将马援，不顾老迈，提出了“马革裹尸”的报国信念。书法大师颠真卿的家族以爱国著称，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力劝叛将李希烈归顺唐朝，而终于杀身成仁。革命女侠秋瑾，则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诗句，抒发自己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豪情壮志。
国家，并不是一族一姓的国家，所以爱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忠于某一个皇帝老子。当敌人俘虏了明英宗以要挟明朝的时候，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毅然领兵抗敌，保卫国土。这是一个非常光辉的爱国壮举。即使国家危亡，覆水难收，不能一时扭转乾坤的时候，我们也不该丧失信心。顾炎武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意思是：一姓一族的王朝更替是“亡国”，仁义闭塞、道德沦丧而至于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亡天下”。这句话将文化视为国家的命脉，极大地扩展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奋斗。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诗人屈原、杜甫，史学家司马迁等人都是这种精神的光辉榜样。爱国爱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自立和自强，不仅仅是军事的，还包括文化的、外交的、经济的等等。在和平时期，我们应该做的，像李叔同那样，时时刻刻把祖国放在心中，激励自己从自我做起。李叔同“念佛不忘救国”，我们不用念佛，只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踏踏实实地在各行各业中努力进取即可。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该善而待之昔日互残杀，而今共爱亲。何兮物与我，大地一家春。
——李叔同《冬日的同乐》
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正是送给乡间病者宰杀食肉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于是恳请船主替老鸭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大师对待护生的态度可谓郑重之极。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这样的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方才说起《护生画集》，有必要多言几句。
1927年秋，弘一大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编绘《护生画集》。大半个世纪以来，《护生画集》在佛教界内外广泛流传，影响十分深远，为宣传佛教、弘扬佛学、培养爱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虽然禁止杀生只是佛教的清规戒律，但是反映到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人性天性、良心悲悯、人本和功利、生态平衡等等问题，我等凡夫俗子不可不察。
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先来看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极其短缺，周围能入口的东西都已成了腹中物，可还是不断有人饿死。于是，有人提议上山找吃的。
1960年，饥肠咕噜的人们围了两个山头，要把这个范围的猴子赶尽杀绝，不为别的，就为了肚子，零星的野猪、麂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饥肠辘辘的山民把目光转向了群体的猴子。两座山的树木几乎全被伐光，最终一千多人将三群猴子围困在一个不大的山包上。猴子的四周没有了树木，被黑压压的人群层层包围，插翅难逃。双方在对峙，那是一场心理的较量。猴群不动声色地在有限的林子里躲藏着，人在四周安营扎寨，时时地敲击响器，大声呐喊，不给猴群以歇息机会。三日以后，猴群已经精疲力竭，准备冒死突围，人也做好了准备，开始收网进攻。于是，小小的林子里展开了激战，猴的老弱妇孺开始向中间靠拢，以求存活；人的老弱妇孺在外围呐喊，造出声势，青壮进行厮杀，彼此都拼出全部力气浴血奋战，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白天，黄昏的时候，林子里渐渐平息下来，无数的死猴被收集在一起，各生产队按人头进行分配。
那天，有两个老猎人没有参加分配，他们俩为了追击一只母猴来到被砍伐后的秃山坡上。母猴怀里紧紧抱着自己的崽，背上背着抢出来的另外猴的崽，匆忙地沿着荒脊的山岭逃窜。两个老猎人拿着猎枪穷追不舍，他们是有经验的猎人，知道抱着两个崽的母猴跑不了多远。于是他们分头包抄，和母猴绕圈子，消耗它的体力。母猴慌不择路，最终爬上了空地上一棵孤零零的小树。这棵树太小了，几乎禁不住猴子的重量，绝对是砍伐者的疏忽，他根本没把它看成一棵树。上了树的母猴再无路可逃，它绝望地望着追赶到跟前的猎人，更坚定地搂住了它的崽。
绝佳的角度，绝佳的时机，两个猎人同时举起了枪。正要扣扳机，他们看到母猴突然做了一个手势，两人一愣，分散了注意力，就在犹疑间，只见母猴将背上的、怀中的小崽儿，一同搂在胸前，喂它们吃奶。两个小东西大约是不饿，吃了几口便不吃了。这时，母猴将它们搁在更高的树杈上，自己上上下下摘了许多树叶，将奶水一滴滴挤在叶子上，搁在小猴能够够到的地方。做完了这些事，母猴缓缓地转过身，面对着猎人，用前爪捂住了眼睛——
母猴的意思很明确：现在可以开枪了……
母猴的背后映衬着落日的余晖，一片凄艳的晚霞和群山的剪影，两只小猴天真无邪地在树梢上嬉戏，全不知危险近在眼前。
猎人的枪放下了，永远地放下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猎人在瞬间改变了初衷？是至高无上的生命的权利，是尚未泯灭的良心的发现。众生平等，生命的权利属于世间所有的生物。
人权往前推演一步，就是动物权，就是承认众生平等，承认动物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于是，人本主义被质疑，人权受到挑战。凭什么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意志和利益来规定这个世界的秩序？凭什么以人的无节制的欲望，来剥夺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尊重动物们对生存和福祉的追求，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素食主义就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被提出，动物保护组织就应运而生，对动物的虐杀就更被视作野蛮和卑劣了。
在世俗社会中，关于杀生的伦理原则，应该是把需求量降到最低，把猎杀量降到最低。不是绝对禁止杀生，而是尽可能减少杀生。尽可能减少杀生，不仅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使我们明天还有生可杀，而且是基于“众生平等”的伦理，认识到杀生就是作恶。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我们不得不杀生。那是我们不得不作的必要的恶。或者说，必要的作恶不算作恶。或者说，理性的作恶恶中有善。
是的，理性的作恶，恶中有善！因为并不是每一粒生命的种子都有发育的权利，并不是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有继续生长和繁衍的权利。如果每一粒鱼卵都不受伤害地发育成鱼，不出几代，整个地球水域就会变得拥挤不堪，最终成为一切水生生物的坟场。如果每一枚鸡蛋都不受伤害地孵化成鸡，如此蛋生鸡、鸡生蛋，不出十年，地球上的所有空间就只剩下了鸡，进而成为鸡的墓地……所以，杀生是恶行，也未尝不是善举。
对于人类，对于世俗社会，其原则底限当为：可以杀生，但不要超出你自己的生存需求，不要危及被食用者的物种生存，不要赶尽杀绝，不要暴殄天物，不要无端地残害生命，也不要为满足自己那点好奇心或小情趣，就去囚禁生命，包括动物园囚禁众多珍禽异兽和市井人家囚禁一只相思鸟。
是的，也许我们做不到李叔同所提倡的绝对不杀生，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发展到今天，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每一个物种的存在和自然灭亡都有其自身的理由，所以对其他物种的索取应适可而止，对于那些以恣意妄为、残暴贪婪以杀生为乐，以杀生为谋利手段的人，请以下面一首诗自勉、自重：“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慈悲济世离不开一颗善良的爱心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李叔同《格言别录》
李叔同自幼生活在一个积善之家，其父便是天津卫有名的李善人，家里连年开粥场、施善财。李家虽是富豪之家，但在穷人中间的口碑却甚好。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叔同自然有一颗善心。
长大后的李叔同继承了其父遗风，处处以与人为善为人生信条，救人于苦难之中的故事数不胜数，特别是出家以后，更是普渡众生当成了毕生所愿。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李叔同的话，根本不需什么多么华丽的词澡，只需一个词：善良。
善良是一种美德，是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照亮人间寒夜的人性光茫。从善良的人身上，我们能感觉到温暖，更能体会到生命美丽和灿烂。
善良是犹如泥土使万物生长。它丰富了人类的灵魂精神世界，提升了人性的高度。
尽管善良常常意味着付出，但与人为善的精神还是被我们的祖先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大家都说：好人才有好报。
北宋初年，大将曹彬率军攻打南唐不妄杀一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儒帅风范，被传为美谈。在宋代佛教和道教都很有地位，教徒们往往用曹彬的故事来告诉人们：多做好事，好人才有好报，这不是空话套话，而是有实例为证。
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露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到最后，只要一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攻进金陵——南京城了。在这紧要关头，统帅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大家都着急，副将潘美，先锋曹翰等都去探问，大家纷纷主张找募某医生。曹彬说：“不必了，我患的是心病，医生治不好的；只有你们各位能治好我这心病。”
大家都很着急，究竟做些什么能治好统帅的心病呢？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任何人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许奸淫掳掠。大家能不能做到？”一班将领们回答：“只管统帅吩咐！”曹彬说：“嘴上这么说说可不行，大家必须要发誓遵从命令才行。”于是将士们就发誓决不在南京城内随意杀掠。
随后，曹彬下了攻击令！
曹彬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发誓后才开始攻城呢？因为他知道潘美和曹翰好杀，都不好控制。在授命打江南的时候，赵匡胤曾要求曹彬尽可能少杀人，对南唐皇帝李煜一家，务必要保全。曹彬当下既不抗拒命令，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只是问：“副将是谁？”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了潘美、曹翰等人，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随身用的一把宝剑交给曹彬，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就等于我本人在场一样，凡是手下不听命令的，只管军法处置。先斩后奏，一切由你全权做主。”他一边对曹彬说，一边把眼角撇向潘美、曹翰。吓得这些人汗流浃背，赶紧说：“末将听命！”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后，李煜无可奈何，穿着白纱衫帽，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