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不是徐长青同志吗？”我听见他在我的身后自言自语。之后，他又略微提高嗓门胆战心惊地喊叫了一声：“徐——长——青同志——！”可以想见，他当时的那副尊容也一定是狼狈的、怆惶的、痴呆的、悲哀的。
确切地说，我当时的神情是严峻的、薄情的、冷酷的。我蓄意让他尝尝这个人世间不光是仅供穷百姓品尝的苦果——闭门羹的滋味。我觉得对于这么一位鼎鼎大名的老贼（他姓翟，老贼是他的绰号），我以往给他提供的谅解、机会、善良、软弱是太多了，而绝不是太少。我觉得节制愤怒的办法应当是冷漠蔑视，能做到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那效果必将是最佳。
我吃他的苦头太多了，太饱了，真可谓罄竹难书。我想我这辈子都难以消除对他怀有的刻骨铭心的仇恨。要说我就是胸怀宽广，我就是不计前嫌，那是吹他妈的牛皮，就看迫害者的恶行到达什么度数。我是一辈子不讲这种大话空话的。
可他这人也怪。也许，他已掌握了我的行动路线和出门时间的规律，打那次起，接连有4天的上午9时左右，他都在那个街口候着。我几次都看见他冻得鼻青脸肿，佝着脊背，浑身哆嗦。他穿一件浅灰色的风雪衣，还不时地打着喷嚏。也许，他是想获取我的同情？把事情倒过来，要我对他来点恻隐之心？去他的吧，我以为他该有点自知之明了。说实在的，想当年，我是大大地便宜他了。如果当年我是光杆司令一条，不是有着妻室儿女和我那七八十岁的母亲的牵挂，那我就非常可能走了极端。我将无论如何都要搞到一支手枪，并寻找一切机会把这老贼干掉。真的，都因为他，我才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和侮辱。每每想起自己那些惨不忍睹祸从天降的往事，我就浑身颤抖，热血鼎沸，起一身鸡皮疙瘩。真是太深刻了呵，八辈子都难以遗忘。我差一点点就要成为美国影片《第一滴血》中的主人公兰博了，人让逼急了，还有啥活儿干不出来。我过去当记者时曾认识警备区司令部的政委，警卫员小康是我的好友，他有一支枪常常放在枕头底下，我可以在他不经意时悄悄窃出。老贼每天早晨上班骑车必经公园的一段灌木林丛，那个幽静冷僻的去处，很少有人从那儿经过，我可以埋伏在花房背后。或者，在宁安西路楼外楼餐馆后院的一个厕所里等着，他每天晚上8时许要到餐馆用餐，然后上厕所，那厕所一般也无人去，我可以有许多机会把他干掉。幸好我仅仅有过犯罪心理而不是失去理性的犯罪分子，我受过的良好教育深入骨髓，我的理性始终占了上风。经过反复多次的琢磨，自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战胜这个祸害，我何必自轻自戕，干掉他我有啥好处？反回来我又得被株连九族，我本是革命者，又得当反革命，还得连累我的妻子、儿女……“你等等，等等，徐长青同志！”最后一次，他是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的，“请听我对你说，说最后的一句话……”
喊叫声是那样凄厉、惨绝。
我仍然走我的路，我有意封闭了我的耳朵，冷酷得一句话也不要听。不，也许是我听得太够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王八蛋，败类，你就死去吧！
我没想到他就是在那之后几个礼拜去世的。
他真的死了。我在省报上看见了有关他的一块豆腐干大小的讣告。报上没说他患什么病，他还不到报道病名的那个死亡规格。我蓦地感觉到这世界少了他之后的轻松和愉悦。
我早已离开他所管辖的那个单位归队。
我的归队与众稍有区别，我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殊死拼搏斗来的。我由于领受他刁难的次数太多，拖的时间也实在太久，才渐渐悟出了人生的一点道理。凡这种解救自己的事，叩头拜揖是求不来的。我后来归纳总结出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别无选择，只有打破幻梦，彻底地向一切阻碍自己生存发展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有他）宣战。我的全部功夫便是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当党报记者用的好使的秃笔坚决告状，并且强迫自己勤快，无非是掉几斤肉，少睡点觉，把自己当成个机器般地连轴运转，3天1份，5天1份，一周汇成个小册，拼命地写吧，印它个100份，1000份，告！告他个狗日的！逐级上去，告到省委书记那里，所有常委人手1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主席。我这人表面看去蔫不拉唧，一旦来了劲，就如同打一场人民战争，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我深知老伴的归队是指望不上的。她总是说，长青，你看怎么办哪？我实际是受你的株连害的。我最不爱听就是她的这个调调。要说她是受我的害，那么，我又受谁的害呢？即使让人害了，那就得自己来推翻这一场祸害！她始终不明白我同她重复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道理，她始终听不进去，就知道怪我，恨我，她连主攻目标都弄不清楚。我看到她的这副柔弱样儿就觉得彻底完了，我也就只好趋势安慰，劝她就在老贼所管辖的部下的部下老老实实呆着吧。我坦率地告诉她，这场战役犹如长征，要爬雪山，过草地，还得打巷战，拼刺刀。我一个人干不下两人的活，不能一边去同顽敌拼搏，背上还背着一个。我也就只有请求老伴多多宽谅了。如果真要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像个人样，起码条件就是要让我直起腰杆去冲锋陷阵，那么也就只能让她踏踏实实地再受些委屈。我说，你身体好，脾性好，我可不同，我是钢，是火药，很容易爆炸，为了坚持我所谓的真理，我甚至可以抱着真理炸弹一块儿死亡。她一听我这套火药理论，害怕了。既然遇上了我这号丈夫，她也就像个笼里关押了多年的鸟儿，蔫巴了。
因此，虽然我已经归队了，她却要继续受他妈的窝囊气。我后来去了报社，她仍在废品公司，同一伙临时工一起，面对破鞋、烂袜、卫生带进行挑拣分类。他们就这么对待一个有学历有文化修养的弱女人！
这老贼最后的消息也还是我那可怜的老伴带回来的，是她给我提供了这张载有老翟死讯的报纸，“长青，你看看谁死掉了？”
她说她还参加过他的追悼会，追悼会开得相当隆重。我想隆重他的去吧，都他妈的瞎了眼睛，西欧人对于狗的死也举行隆重的葬礼哩。
使得我注目的是我老伴还捎回来了他在离休前夕在党委会上谈到的一番话。“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挖了挖耳朵，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老伴蔫蔫地说：“听说他在会上提了，‘我这辈子出生入死，为革命多少做了一点工作，但我临老却干过一件极不光彩的蠢事，这就是对于徐长青同志的落实政策……’他承认迫害了徐长青，还说遗留问题今后请大家关照一定解决，不然的话，他一这辈子都不得安心……真的，好多人都听他说了。”
老伴批评我这人一向办事偏激，什么事到了我这儿便是宰鸡用了宰牛的刀，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作什么殊死的拼搏，斗，斗，像一只好斗的老公牛，一点也不通情达理，甚至对她也弄得六亲不认，斗红了眼，仿佛这次落实政策就是万里长征，要吃皮带吃草根，非死人不可。在把我数落了一通之后她又问我，听了这消息有什么感觉。
说实在的，经过这么些年的风霜雨雪磨炼，我也已锻炼成一个查证落实问题的能手。是的，我也不愿意一定冤枉这么一位有心挽回过错而又挂着一张狼皮的好人。我也是早就厌恶、早欲脱离粘着不放的斗争魔怪的纠缠。我哪里是好斗的公牛？！我巴不得天下太平，巴不得对谁都伸出一只寻找理解和友谊的手！
释开我疑团的是他的一位原来的秘书U，U 告诉我，老头子在离休前夕确是不止一次在会上说过类似的话，党委会根据老头子的建议也作出了调动你爱人工作的决定，迫害期间的工龄也可连续计算。如果不是由于我归队的缘故，这次分房也一定有我的一套。他还翻开会议记录，让我过目。
我看了这些会议记录，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感到深深的后悔莫及。
就在半个月前，他曾多次向我伸来了期待理解的手，我不屑去握，厌恶得犹如看见了狼的爪子，他向我恳求宽恕，要我听他最后一句话也遭到拒绝。看来，我是弄得太过火了，我确实也比较狭隘，本来这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对人的危害，而我却较多地计较了个人承担的责任，超出了人所共有的以牙还牙的分寸了。比如说魔高一尺吧，我可能是道高一丈都不止了。看来，辩证法一旦实施过头，所谓的坚持真理再往前滑出半步……这又是我的鸡肠狗肚的不是了。我是不是也有点问心有愧了，在对待他的问题上？
谁能相信我呢？在我真心调查落实了翟厅长这些情况之后，我也为他的去世悲痛地躺了几天床。尽管在这之前，在我这方至少已把他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事情的根由是说不清的，不知道是他树了我这个敌，还是我树了他这个进攻的目标，这一切都分不清了。反正，我从U 秘书那里出来之后，我就蓦地觉得实在应当给他一个花环。
我似乎也有点精神恍惚，好几次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我似乎是要寻找制造花圈的店铺，又像是到处物色各种各色的蜡光纸。当我走到羊市街口，仿佛看见他向我伸出手来，我想请他谅解并给他安慰的心情尤为迫切……后来在许多天晚上，我在自己的卧室里闭门精制一个花圈。我感到每一次下剪刀，都生怕剪到他的痛处造成对他的伤害。都投入了我的全部心思。这个亲手扎制的花圈我后来补送到烈士公墓去了。可以这样说，我用尽了自己原在中央美院学习得来的全部艺术手段。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制作这么好的花圈了。
我不知在另一个世界能不能再次取得他的宽谅。而我，早已经宽谅他了。我愿意把我心中不知不觉产生的恶毒也亮给别人看看，我确实斗过头了。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平心而论，我还没有老练的检讨者那种把所有责任都揽过来一并负责的伪善。不，错误既非我独有，亦非全是他的罪过，还是让咱们俩都和了吧！
我期待着在梦中同他握手言欢！
（原载《朔方》198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