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那一段日子，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努力想也许是我记错了，不是真的，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讲的悲惨故事，离奇而又黑暗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残酷。
我不是单单在讲我自己，我讲的那个窄小的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有过，直到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
姥爷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后来从姥姥那儿我才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要求姥爷分家。
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了。
他们怕母亲向姥爷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而结婚被扣下了。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等，他们吵翻了天。
我们刚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
刷地一下，两个舅舅都立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姥爷狂吼，狗咬般地龇出了牙。
姥爷用饭勺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
姥姥痛苦地说：“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姥爷个头小，声音却出奇的高，震耳欲聋的。
我的母亲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冲着大家，一声不吭。
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
弟弟揪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喘息着、叫骂着、呻吟着。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拼命地喊着、劝着，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
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叶鞭格妮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
舅舅现在都被制服了：
茨冈，一个年轻力壮的学徒工，骑上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而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个秃顶的大胡子，心平气和地用手巾捆着他的手。
舅舅呼呼地喘着气，被紧紧地按在地板上，胡子都扎到了地板缝里。
姥爷顿足捶胸，哀号着：“你们可是亲兄弟啊！唉！”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我又好奇又害怕，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姥姥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夫舅舅洗脸上的血迹，她哭着，气得直跺脚。
姥姥痛心地说：“野种们，该清醒清醒了！”
姥爷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姥姥大喊：“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姥姥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姥爷站在她跟前发呆，看看一屋子的狼藉，他低声说：“老婆子，你可注点意，小心他们欺负瓦尔瓦拉（瓦留沙的昵称）！”
“啊，上帝保佑，快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她的个头比姥爷高，拥抱姥爷时，姥爷的头贴到了她的肩上。
“哎，分家吧，老婆子！”
“分吧，老爷子！”
他们俩和声细语地谈了很久，可到最后，姥爷又像公鸡打鸣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
他指着姥姥叫道：“行啦，你比我疼他们！”
“可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米希加（蔑视称呼）是个没心没肺的驴，雅希加（蔑视称呼）则是个共济会员！
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
我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稀里哗啦地掉进了脏水盆里。
姥爷一个箭步扑过来，把我拎了起来，死盯住我的脸，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谁让你在这儿的？是你妈妈吗？”
“我自己。”
“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上去的。”
他指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扔在了地上：“活像你爹！快滚！”
我飞快地逃出厨房。
不知道为什么，姥爷那双尖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我非常怕他。
我想方设法避开他。他脾气太坏了，他从来不与人为善，那个“嗨”拉得长长的，让人生厌。
休息时，或者是吃晚茶时，姥爷和舅舅们，还有伙计们都从作坊里回来了，他们个个疲惫不堪，手让紫檀染得通红，硫酸盐灼伤了皮肤。
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系着，活像厨房角落里被熏黑了的圣像。
姥爷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谈话，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
姥爷身材消瘦，线条分明，圆领绸背心有了洞，印花布的衬衫也皱巴巴的，裤子上有补丁。
就是他这么一身，比其他那两个穿着护胸、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还算干净漂亮的。
我们来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让我学作祈祷。
别的孩子都比我大，都在乌斯平尼耶教堂的一个助祭学识字，从家里可以看到教堂的金色尖顶。
文静的娜塔莉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的脸圆圆的，像个孩子，眼睛澄澈见底，穿过她的这双眼睛，好像可以看透她的脑袋，看到她脑后的一切。
我非常喜欢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她双眼眯了起来，低着头，悄没声地说：“啊，请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快说啊！”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越问越糟糕，就故意念错。
可是柔弱的舅妈只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一点也不生气。
这倒让我生气了。
这一天，姥爷问我：“阿辽沙，你今天干什么来着？来玩吧！”
“我看你头上有一块青，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弄的。弄出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能耐！”
“我问你，‘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悄然地说：“他记性不太好。”
姥爷一声冷笑，红眉毛一挑。
“那就得挨揍了！”
他又问：“你爹打过你吗？”
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回答。
我母亲说：“马克辛从来也没有打过他，让我也别打他。”
“为什么？”
“他认为用揍拳头是教育不出人来的。”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
姥爷气呼呼地骂道。
我感到受了污辱。
“啊哈，你还噘起了嘴！”
他拍了下我的头，又说：
“星期六吧，我要抽萨希加一顿！”
“什么是‘抽’？”
大家都笑了。
姥爷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心里开始琢磨“抽”和“打”的区别，我知道“打”是怎么回事，打猫打狗，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
可我还没见过小孩。
舅舅们惩罚孩子时，是用手指头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
孩子们对此似习以为常，摸摸弹得起着包的地方，又去玩。
我问：“疼吗？”
他们勇敢地回答：“一点也不疼！”
为了顶针的事，他们就挨了弹。
有天晚上，吃过晚茶，正要吃晚饭，两个舅舅和格里高里一起把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布，最后再在上面缀个纸签儿。
米哈伊尔舅舅要跟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格里高里搞个恶作剧，他叫九岁侄子把他的顶针在蜡烛上烧热。
萨沙很听话，拿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烧得快红了以后，偷偷地放在格里高里手边，然后就躲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姥爷来了，他想帮帮忙，于是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
我听见叫喊声跑进厨房时，姥爷正用力抛着烫伤了的手指头，他一边蹦跶，一边吼着：“谁干的？你们这群混蛋！”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床上，用嘴吹着顶针儿。
格里高里依旧缝他的布料，不动声色，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
雅可夫舅舅也跑了进来，掩面而笑。
姥姥正用擦子擦着土豆儿。
米哈伊尔舅舅抬头看了看，突然说：“这是雅可夫的萨希加干的！”
“胡说！”
雅可夫大吼一声跳了起来。
他儿子哭了，叫道：“爸爸，是他让我干的！”
两个舅舅骂了起来。
姥爷这时候已经消了气儿，用土豆皮儿糊到手指头上，领着我走了。
大家一致认为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误。
“要不要抽他一顿？”
“要！”姥爷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瓦尔瓦拉，小心点你的狗崽子，别让我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母亲毫不示弱：“你敢！”
一时大家都沉默了。
母亲说话经常是这么简短有力，一下子就能把别人推到千里之外。
我知道，别人都有点怕母亲，姥爷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自豪，曾对表哥们说：“我妈妈的力气最大！”
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可是星期六的事儿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个信念。
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误。
我对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料染色的技术非常感兴趣，黄布遇到黑水就成了宝石蓝；灰布遇到黄褐色的水就成了樱桃红。
太奇妙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我很想自己动手试一试。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可夫家的萨沙。
萨沙是个乖孩子，他总是围着大人转，跟谁都挺好的，谁叫他干点什么，他都会听命服从。
几乎所有的人都夸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只有姥爷不以为然，斜着眼瞟一下萨沙说：“就会卖乖计巧！”
萨沙又黑又瘦，双目前凸，讲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常被自己给咽住。
他总是东张西望地，好像在窥伺什么时机。
我挺讨厌他的。
相反，我挺喜欢米哈伊尔家的萨沙，他总是不大爱动的样子，悄没声的，从不引人注目。
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