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闭上眼睛，把胡子放入嘴里，咬住。腮帮子颤抖着，我知道他在笑。
“把你和雅希加捆到一起扔到河里去！这歌儿不该他唱也不该你听，这是异徒的玩笑！”
他突然说话了，若有所思的样子：“唉，人们啊……”
尽管他把上帝想得高不可攀，可也像姥姥一样，请上帝来参与他的事儿。
他请上帝，还请很多圣人。
姥姥对这些圣人一无所知，她只知道尼可拉、尤里、福洛尔和拉甫尔，他们对人也很慈善。他们走遍了乡村和城市，走进千家万户，干预人们的生活。
姥爷的圣人都是受难者，因为他们踢倒了神像，跟罗马教皇吵闹，所以他们受刑，被剥了皮烧死！
姥爷有时这样讲：“上帝啊，你帮我把这所房子卖掉吧，哪怕只赚500卢布也行，我情愿为尼可拉圣人做一次谢恩的祈祷！”
姥姥以嘲笑的口吻对我说：“尼可拉连房子都要替这个糊涂蛋去卖，真好像尼可拉再没有什么好事儿可干了！”
姥爷教我认字的一个本子我曾保留了很久，上面有他写下的各种各样的字句。
比如这一句：“恩人啊，教我于‘灾难’是指姥爷为了帮助不争气的儿子们开始放高利贷，偷偷地接受典当。”
有人报告了，一天晚上，警察冲了进来。搜查了一阵，却一无所获，平安无事。
姥爷一直祷告到太阳出来，早晨当着我的面，把这句话写在了本子上。
晚饭以前我和姥爷一起念诗、念祷词、念耶福列姆·西林的圣书。
晚饭以后，他又开始做晚祷，忏悔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我如何供奉你，如何报答你啊，不朽的上帝……保佑我不受诱惑吧，伟大的上帝……
保佑我不被外人欺负吧，圣明的上帝……为我流泪吧，要我死后记住我吧，无所不在的上帝……”
不过，姥姥却常常说：“我今天可累坏了，看样子做不了祈祷了，我得睡觉了。”
姥爷经常领我去教堂，每周六去做晚祷，假期则去做晚弥撒。
在教堂里，我也把人们对上帝的祈祷加以区别：神甫和助祭所念的一切，是对姥爷的上帝祈祷，而唱诗班所赞颂的则是姥姥的上帝。
我讲的是孩子眼中两个上帝的区别，这种区别曾经痛苦地撕裂着我的心灵。
姥爷的上帝让我恐惧，产生敌意，因为他谁也不爱，永远严厉地注视着一切，他一刻不停地在寻找人类罪恶的一面。
他不相信人类，只相信惩罚。
姥姥的上帝则是热爱一切生物的，我沉浸在他的有光辉的爱之中。
在那一段时间里，上帝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内容，我头脑中如果说还有任何一点别的印象的话，也都是残暴污浊的丑陋的东西。
我对一个问题始终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姥爷就看不见那个慈祥的上帝呢？
家里的人不让我上街去玩，因为街上太污浊了，好像是喝醉了似的感觉袭击得我心情沉重。
我没有什么小朋友，街上的孩子们很仇视我；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什林，他们就越发得意地叫我：“嗨，瘦鬼卡什林家的外孙子出来了！”
“揍他！”
一场恶战。
我比他们的岁数不算小，力气还可以，可他们是整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孩子啊，寡不敌众，每次回家的时候，都是鼻青脸肿的。
姥姥见了我，惊骇而又怜悯地叫道：“哎呀，怎么啦，小萝卜头儿？打架啦？瞧瞧你这个惨样儿……”
她给我洗脸，在青肿的地方贴上湿海绵，还劝我：“不要老打架了！你在家挺老实的，怎么到了街上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姥爷，他非把你关起来不行……”
姥爷看见鼻青脸肿的我，从来不骂，只是说：“又带上奖章了？你这个阿尼克武士，不许你再上街了，听见了没有？”
我对静悄悄的大街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只是孩子们在外面一闹，我就抑制不住地要跑出去。
打架我不太在乎，我特别厌恶的是他们搞的那些恶作剧：让狗去咬鸡、虐待猫、追打犹太人的羊、凌辱醉了的乞丐和外号叫“兜里装死鬼”傻子伊高沙。
伊高沙皮包骨头的瘦长身材，穿一件破旧而又沉重的羊皮大衣，走起来躬腰驼背，摇来晃去，两眼死盯脚前面的地皮。
令我产生敬畏之感的，他一点也不在乎似的，继续向前走。
可是他会突然站住，伸直身子，瞧瞧头顶上的太阳，整整帽子，刚刚醒来似的东张西望一阵子。
“伊高沙，去哪儿啊？小心点儿，你兜里有个死鬼！”孩子们大喊。
他撅着屁股，用颤抖的手笨拙地捡起地上的石头子儿回击，嘴里骂着永远出不了花样儿的脏话。
孩子们回击他的词汇要比他丰富多了。
有的时候，他瘸着腿去追，皮袍子绊倒了他，双膝跪地，两只干树枝似的手支住了地。
孩子们趁此机会，变本加厉地向他扔石头。胆大儿的抓一把土撒到他的头上去，又飞也似地跑开。
最让人难过的是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
他瞎了，沿街乞讨。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牵着他的手，他木然地迈着步子，高大的身体挺得笔直，一声儿不吭。
那老太婆领着他，走到人家门口或窗前：“行行好吧，可怜可怜这瞎子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沉默着，两个黑眼镜片儿直视着前面的一切，染透了颜料的手拉着自己大幅的胡子。
我经常见到这副惨景，可从来没听格里高里说过一句话。
我感到胸口压抑得难受极了！
我没有跑到他跟前去，相反，每一次我都远远地躲开，跑回家去告诉姥姥。
“格里高里在街上要饭呢！”
“啊！”她惊叫一声。
“拿着，快给他送去！”
我断然拒绝了。
于是，姥姥亲自走到街上和格里高里谈了很久。
他面带微笑，像个散步的老者似的捻着胡须，总是三言两语的，没有太多的话。
有的时候，姥姥把他领到家里来吃点儿东西。
他不愿意走到姥姥跟前，因为那样太难堪了，我知道，姥姥也很难为情。
我们对格里高里都避而不谈。只有一次，她把他送走以后，慢慢地走回来，低着头暗泣。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
她看了看我：“他是个好人，很喜欢你，你为什么躲着他？”
“姥爷为什么把他赶出去？”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却向她提了个问题。
“噢，你姥爷。”
她停住了脚步，搂住我，几乎是耳语似的说：“记住我的话，上帝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一定会惩罚……”
果然，十年以后，惩罚终于到了。
那时姥姥已经永远地安息了，姥爷疯疯癫癫地沿街乞讨，低声哀告着：“给个包子吧，行行好吧，给个包子吧！唉，你们这些人啊……”
从前那个他，如今只剩下这么辛酸而又激动人心的一句：“唉，你们这些人啊……”
除了伊高沙和格里高里让我感到压抑一点点，还有一个我一看见就躲开的人，那就是浪女人沃萝妮哈。
每到过节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在街头。
她身材高大，头发蓬乱，唱着猥亵的歌儿。
所有的人都躲着她，躲到大门后面、墙角里。
她从大街上一走，好像就把街给扫净了。
她有的时候用可怕的长声不停地嚎着：
“我的孩子们啊，你们在哪儿啊？”
我问姥姥，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她沉着脸回答。
不过，姥姥还是把她的事简单地讲给了我。
这个女人原来的丈夫叫沃罗诺夫，是个当官的。他想往上爬，于是就把自己的妻子送给自己的上司，这个上司把她带走了。
两年半以后，她回来时，一儿一女都死了，丈夫把公款输光，坐了牢。
她伤心透了，开始酗酒……经常被警察抓走。
总之，家里还是比街上好。特别是午饭以后，姥爷去雅可夫的染坊了，姥姥坐在窗户旁边给我讲有趣的童话，讲我父亲的事儿。
啊，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姥姥曾经从猫嘴里救下了一只八哥儿，给它治好了伤，还教它说话。
姥姥常常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站在八哥儿跟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喂，你说：给俺小八哥儿——饭！”
八哥儿幽默地眨着眼睛，它会学黄鹂叫，松鸦和布谷鸟甚至小猫的叫声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它学人话却好像困难似的。
“别淘气，说：给俺小八哥儿——饭！”
姥姥不停地教着。
八哥儿突然大声地叫了一句，好像就是这句话，姥姥大笑起来，用指头递给八哥儿饭吃着说：“我说你行，你什么都会！”
她把八哥儿教会了，它能相当清楚地要饭吃，远远地看见姥姥，就扯着嗓子喊：“你……
好……哇……”
原来把它挂在姥爷屋子里，可时间不长，姥爷就把它赶到顶楼上来了，因为它老是学姥爷说话。
姥爷做祈祷，八哥儿把黄蜡似的鼻尖儿从笼子缝儿里伸出来，叫道：“球、球、球……秃、秃、秃……”
姥爷觉着这是在污辱他，把脚一跺，大叫：“滚，把这个小魔鬼拿走，否则我要杀了它！”
家里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很有趣。可一种无法排遣的压抑感逼得我近于窒息，我好像从来都是住在一个深不见天日的深坑里，我看不见、听不见，像瞎子、像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