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对于任何称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而在于转移多少以及以多快速度转移。就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的10多年前，外国公司来中国建厂（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还只是为了躲避本国的高关税壁垒，或者是为了在一个潜在大市场寻找落脚点，或者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对于外国生产厂家来说，那时的中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劳动力的质量表示怀疑，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则意味着无法及时供应零部件。同时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忧虑也普遍存在，因为经理们担心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会像鳄鱼（Lacoste）衬衫被轻易地仿制出售。然而，在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西南地区的成都和其他内陆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不断涌现的工业区里，这些忧虑很快消散。跨国公司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同时中国还有着庞大并迅速增长的年轻工程师的人才库。在美国大学里，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外国留学生以中国人为数最多，可供外国公司使用。据香港DBSSecurities首席经济师马军统计，过去3年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1，123亿美元。在今后两年时间里，中国还将吸引860亿美元的投资。“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马军说，“这些投资将是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其目标既针对中国市场，也针对高科技的出口市场，而已经不仅仅是像当年是奔着廉价劳动力而来的。”
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来得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芯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15亿美元。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已在那些生产厂商吸收了大量投资。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投资者向中国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fab。SMIC几乎80%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公司，而如今，超过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本土。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SMIC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Chang）说。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广阔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StanleyDeanWitter）经济师AndyXie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恐怕最能说明问题。15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13个厂家，这些厂家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看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金诺（Simon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南韩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需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到康宁在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
由于本地竞争过于激烈且市场疲弱，日本制造商们竭尽全力削减成本，对于大量日本公司来说，这意味着要将生产能力移到中国。现在日本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除最核心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都移到了中国，部分原因是急于推动利润增长，部分原因是他们清楚地了解，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中国不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先锋电子公司（Pioneer）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技术最先进的DVD播放机。而仅仅几个月前，先锋公司在日本才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先锋公司总裁KaneoIto对于自己的举动似乎也感到吃惊。他说：“如果在过去，我根本无法想象仅在日本本土开始生产5个月之后，就将先锋的关键性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区去。”
日本的“中国热”症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最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国外投资者。著名欧姆龙公司（OMRON）是日本生产电子传感器（它所生产的用于标准计算机鼠标的电子传感器已占领了全球市场90%的份额）以及各种医疗测试设备的，它于21世纪初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厂。欧姆龙公司总裁YoshioTateishi说，他希望欧姆龙在中国的产量在今后能够成倍增长。他同时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准总部”，这样欧姆龙能够节省大量资金。欧姆龙向在中国的初级水平组装线工人支付的工资每月不到100美元，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轻女性。而在日本，欧姆龙向同样水平的工人则至少需要支付10倍的工资，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辞退他们所付出的开销也高得多。
繁荣还没有结束
2013年对中国来说和整个世界一样仍然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即便是世界最大出口国也无法逃脱日美和欧洲危机的影响，过去一些年一直保持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好日子暂停。但不管怎样，它仍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少数的硕果仅存的发动引擎。欧债危机令欧洲前景难以预料，美国也无力继续推动世界经济，中国是一个我们能够确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推动重大投资项目的主要经济体。世行预测，该国经济2013年增长将达8.4％，这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利好消息。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迹象已出现。许多外国公司和中国企业2012年11月和12月利润增长，中国的工业生产再次上升，工资在2013年继续增长将拉动消费。所有这一切表明，尽管目前形势复杂，中国政府仍有能力调节经济螺母的松紧，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果中国希望经济增长达到7％或8％，目标就能够实现。怀疑论者认为，中国经济数据经常被人为操纵，但最近几年来，中国相关经济调查变得越来越专业和严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科研院所或省级机关，都对使用假数据不感兴趣。政府显然拥有防止经济硬着陆的工具、资源、刺激机制和知识，目前所有迹象也都指向扩张。2013年中国将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并扩建社会住房和完善保障体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意识到，他们必须更注重质的增长，这意味着需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并促进国内消费，虽然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番。这个日益富裕的国家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中产阶层已超过4000万，西方公司看重他们，中国公司也盯上这些人。
汇丰银行2012年第四季度新兴市场指数报告建议投资者依据“两个不同说法”来思考未来的全球经济。一个是由欧美构成的“旧世界”，它继续经历着减少财经杠杆的过程；另一个则是“新世界”，构成它的是“体制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汇丰银行预测，中国将在2014年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有史以来的最大贡献。汇丰银行估计它在2013年将增长8.6%，超过2012年的7.8%。虽然这强于汇丰对整个新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计（5.4%），却仍比中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慢。
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我们甚至更看好中国繁荣。中共“十八大”给了“中国繁荣”一个明确的注脚。特别是，“十八大”后新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他呼吁党员不要空谈，要实在地努力建设国家，实现这一梦想。
“10年后我们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中国？”在“十八大”后，这个很“未来学”的问题勾着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明天做出各种占卜般的预测。他们中乐观的人说，不仅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此期间超越美国，2022年的中国还将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在各种诺贝尔奖上都有斩获，并跃升为在科技、经济、文化领域处处领先的超级强国。
中国会重蹈前苏联和日本的覆辙吗？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过于简单的假设。中国未来10年的经历注定是一部全球瞩目的“大片”，对今日世界很多人来说，剧情的每个起伏都不容错过。中国将创造人类历史最巨大的经济成功之一，在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届满交接时，中国可能已经把美国赶下世界的顶端。未来10年，西方需要做的是如何适应新一轮崛起的中国。而以此为特点，西方并不熟悉这个时代正在来临。
2012年11月10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年度报告，预测称，美国将失去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2016年被中国超过，然后被印度超过。到2060年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最多份额的美国将落至第三位，中国将排至第一，印度排第二。目前，日本GDP占全球的7%，但由于老龄化等原因，到2060年将降至3%。2060年，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重将升至28%，印度升至18%。反倒是美国将降至16%，欧元区从目前17%降至9%。到那时，美国的经济优势将是一个遥远的记忆。
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的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最快可能于2020年超过美国，美一国独霸的单极时代将会在2030年终结。美国衰退渐成趋势，中国人的强国梦正在变为现实。有美国政府机构对中美经济实力进行对比，并做出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的报告，这还是第一次。这份报告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评估是有理据的，对未来15~20年发展趋势的预测反映了客观实际，提出的对策建议也颇具建设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依然在一超箝制下缓慢发展，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加速势头。与美国经济实力下降、扮演世界警察角色越来越力不从心相适应，新兴国家综合国力提升锐不可当，赶超美国是迟早的事情，这也是规律。从这份权威的政府情报部门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美战略家居安思危和远见卓识。
2025：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近些年来，我们国人越来越多听到关于中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超过美国的报告，且超越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但正如世界银行1984年在其《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报告中曾说过：“最精心作出的预报也经常发生谬误。”
首先，上述赶超欧美的预测方法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例如，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实力是否合理？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表现一个国家当年国民收入的一个流量指标，它忽视了其他三个影响一国经济实力的要素：一是经济的存量，它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水准和国家的动员能力；二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你可以竭泽而渔取得一个时期、甚至是一个相对长的时期的快速发展，但是这将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制造障碍；三是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它也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问题是，这三个要素都不像国民生产总值那样容易度量。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又例如，这类预测多以许多假设为前提的，其中任何一个前提出现误差，都会使预测与事实大相径庭。例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按8%~9%，而不是7%，甚至更低，那么，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的时间就会往后延迟16到17年。当然，既然是预测，就必然带有假设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假设必须有科学依据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