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尤其是进过幼儿园的孩子，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外，智力水平相差并不太大。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学习成绩却表现出差异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人的非智力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所以，早期诱发强调诱发孩子的非智力因素，诸如理想、性格、自信心、自觉性等等。如果孩子在这些方面能有改变，比原来有进步，他的学习成绩肯定会上升。
东子兄妹俩稍懂事之后，我就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孩子们长在新社会，不知道中国革命的艰难，我特别注意给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历史。听电台广播，我给孩子们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深刻含义，并且教他们唱。看完电影《火烧圆明园》，我给孩子讲中华民族近100多年来反抗外族侵略的历史，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大型文献片《毛泽东》上映后，我带着兄妹俩一边看一边讲解。故事片《四渡赤水》有上下两集，长一点，我把电影票让给他俩看，他俩没看完就回来了。我没有批评他们，待电视台播放这部影片时，我专门把他们叫来，一边看一边讲解战役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此外，我还给他俩讲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等放弃优越的国外生活，毅然回国的爱国精神。
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孩子在思想上树立了正确的观点。这样，孩子自己就有了明辨是非、处理问题的能力。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不是讲“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接班人”一类空洞的口号，而是帮孩子树立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具体的奋斗目标。
为此，我还经常给东子讲科学家的故事，给东子讲少年班大学生的故事，让东子树立为科学而学习的理想。1985年放寒假，东子和我们一起回乡下过年。在火车站广场上候车时，我给东子一本《少年班通讯》。那是刚刚出版的我自己编写的新书。东子接过书不经意地翻了翻，结果一看就舍不得放手。连广场上的寒冷他似乎也感觉不到，到了检票口检票时他忘记了递票，到了火车上还埋头看书。
在乡下，待他把书看完，我就向他更详细地介绍起少年班大学生的事迹和趣闻。当然，我并没有马上追问他读完那本书后有什么感想，而是留心观察着他的变化。就在这年寒假结束后，东子突然问我：
“爸爸，你能不能给问一问，明年我能不能报名考少年班？”
我听后高兴极了！“多少天啊，爸爸就想听你说出这句话来。”
我立即向招生部门询问，答复是：到1986年9月1日，还没有满16周岁的在校中学生都可以报名。东子正好符合条件，于是东子开始了报考少年班的准备。
我高兴的不仅仅是孩子报考少年班这件事本身，还高兴自己终于把隐藏在孩子心灵深处的理想诱发出来了。孩子到底能不能报考，只有孩子自己知道，只能让孩子自己作决定，不能由父母替他作决定。他自己决定了，是“他要学”；父母替他决定，是“要他学”。这完全是两回事。经过两三年的酝酿，孩子投考少年班的理想终于破壳而出了。顺其自然，自我要求迫切，他就会有克服困难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