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之前，我让曹福川买一床军被以备我们在火车上保暖用。曹福川说他已经穿上了太空保暖内衣，在地上一走动就出汗。那个时候刚刚流行这种保暖内衣，但我扒过火车，知道上面有多冷。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老曹去把被子买回来了，这床被子在车上还真起了作用。我们还买了暖壶、方便面等，为扒车回家做准备。
2003年1月9日早晨七点，天还没亮，朱思旺就开始烧火做饭。早晨这顿饭，六只猴子、一只狗，加上五个人，一共吃了三斤半面条。吃完饭，杨林贵一行人收拾好所有东西，离开了“宾馆”。临走之前，他们还想再耍一会儿猴子，赚一些回去路上需要的钱，因为昨天他们已经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通过邮局汇到家里了。
下午四点三十分，我们一起溜进达州编组站，等有机车挂上编组车牌后，杨林贵就过去看车头上的信息。
没过多久，有一趟开往广元方向的列车挂上了编组牌。杨林贵确认回来后一挥手，我们赶紧登车。在达州编组站里，我们没遇上警察。上车一看，里面装着矿石，矿石很重，一节准载60吨的车厢只装了一半就达到吨位上限了，车厢还剩一半空间，因此我们能睡在比较平整的石料上。
下午四点五十八分，列车刚开出一会儿，就在梁家坝车站停了下来。旁边一组列车上卸煤的工人发现了我们，就把车站里的警察喊了过来。我只好上前跟警察交涉。警察看了我的证件和介绍信后，还是宽容地放过了我们。
正值严寒时节，列车越往北开就越冷。经过一天一夜，我们扒的列车在陕西境内的石庙沟车站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停车时不敢说话，生怕被人发现后赶下车去。
车厢里异常安静，一边是嘉陵江的水流声，一边是列车在重压之下偶尔发出的金属错位声。在寒冷的冬夜，躺在装着矿石的车厢里，仰天看着繁星，还有身边几个睡熟的耍猴人，忽然想到诗人王志超的“冷卧相依夜沉沉，一缕相思一缕愁”，这种感觉和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完全不同。沉沉夜幕中，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游魂。
这时候，曹福川再也不说他身上的太空保暖衣多么暖和了，早就把被子都裹到身上，我只能贴着他的背，感受一点热度。冻得睡不着，我就坐起来望着夜空。天上的星星似乎也在随着晃动的列车飘移。多么希望清晨的阳光快点照到自己充满寒气的身上，让自己游离的灵魂早点回归。这种感觉我今生还是第一次有。我在心里问自己：做这么苦的摄影工作是为什么？这些耍猴的人这么苦是为什么？他们虽然用的是最底层、最辛苦的方式赚钱，但其中透露出一种骨气，这是河南新野耍猴人的人格力量。
1月10日上午十点五十分，经历了一夜的严寒之后，列车终于停靠在陕西安康编组站。南来北往的货物列车都要在此重新分配编组，这里也是耍猴人每年的必经之地。我们要在这里等候前往襄阳的列车。
下车之前，杨林贵告诉我，以前每年他们这些耍猴人经过安康编组站时，几乎都要被铁路公安抓住，有时还会被车站保安揍一顿后赶出编组站。为了能扒上回家的火车，他们有时要和警察周旋到后半夜。
在安康下车后，杨林贵他们直奔编组站旁的一个小饭馆。每年他们都在这里吃饭，饭馆老板见到他们后习惯性地问：“还是一碗汤面条？”杨林贵点点头说：“真对不起老板您，耍猴的实在是吃不起好饭，您就费事了。”等饭的时候，饭店里走出来一个车检工，大声呵斥起杨林贵来，让他把猴子往远处牵牵。大概是看到我们拿着相机拍照，他才略有收敛。得知我们是跟踪采访的记者后，他的口气改变了很多，说：“这些耍猴人在这儿扒车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铁路工人平时对他们还是蛮照顾的，有时看他们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他们上车，有时候对他们严厉也是工作需要嘛。”这时，站在一旁的杨林贵赶紧从兜里掏出香烟递上，满口感谢的话。饭馆外，一列车头滑进了编组站和列车进行对接。这位工人站起身来说：“我该工作了，赶紧吃完饭，我帮你们看看哪台车好坐啊！”
吃完饭，杨林贵不时地跑到站场里，看进站的是否有去六里坪的车头。一直等到下午一点三十分，终于有一辆去六里坪的机车滑进了编组站，看清了机车上的字样后，杨林贵忙招呼一班人进场扒车。然而，就在他们刚走近机车时，一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保安抓住了他们。我跟在后面远远地举着相机拍摄，曹福川上去制止了准备打杨林贵一行人的保安。结果我们一起被这个保安毫不客气地带到车站的公安室，在门外等候发落。
保安在公安室外的IC卡电话亭里跟警察联系。不一会儿，一个50多岁姓王的警察“接待”了我们。我被允许进屋和他交流，杨林贵他们等在门外。这位警察看过我的证件后，严肃又无奈地说：
我就不明白，四川的猴子怎么会被河南人耍了？河南又不是出猴子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四处流浪的耍猴人？我小的时候就在街头看过他们耍猴，一直到现在，他们还这样。
对这些人，我们警察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治安条例上没有明确表示我们有拘留他们的权力。罚款吧，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以前他们把钱都蒸在馒头里，后来被我们发现后学聪明了，都把钱通过邮局汇回家，现在身上搜出的都是汇款凭证，你有什么办法呢？
猴子我们不敢抓，他们那些猴子只认主人，见了我们警察就咬。去年我们这里的公园有猴子逃跑，把街上的行人咬伤了，搞得全城鸡犬不宁。最后没办法，我们警察都要出去抓猴子。这些耍猴的人兜里有当地政府开的证明，起码证明了这些猴子是他们家饲养的，我们教育一番还是得放他们走。有时看到他们扒上货车时，还得给他们说一说车上哪些地方坐着比较安全。
王警官和我聊完之后，就走出去给坐在地上的杨林贵他们上课：“你们干些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扒火车到处耍猴呢？”杨林志说：“我想当官，可是没有人让我当啊！”听了这话，王警官来气了：“爬一边去，就你那样子还想当官，也不看看你那个样！”杨林贵一边呵斥杨林志，一边跟王警官解释。在查看了杨林贵他们的身份证，又给他们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后，王警官还是放他们走了。
我也问过杨林贵：“你不能干点别的吗？”杨林贵说：“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至于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点手艺，我看也就是到我这儿就完了。”
杨松已经告诉父亲，他明年要到南方打工去，不再和他一起外出耍猴赚钱了。杨林贵也是满口同意，他也知道，儿子再和他外出耍猴，一定没啥前途。耍猴人的历史注定要完结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杨林贵这一班人的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再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外出耍猴了，这些孩子的命运是不可能再和猴子拴在一起了。
下午三点四十分，我们又扒上了一列运送矿石的火车。火车司机和一个编组站的领导知道我的身份后，执意要我坐在他们的车头里。尽管很想去，但我还是感激地拒绝了。我无法丢下杨林贵他们，独自去享受那份寒夜里的温暖，那样会和耍猴人产生距离，也不符合职业摄影师的精神。曹福川听到后跟我说：“你不去我去，在外面太冷了。”我劝住了他。我们买的军被根本盖不住两个人，老曹晚上跟我来回拉扯被子，冷得受不了时就说：“前面到站停车，我就下去等客车回去，冻死我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老曹，一直跟我们走到底。
2003年1月11日凌晨五点四十分，我们在农历初九这天终于到达了襄阳编组站。早晨七点四十分，我们坐上了开往新野的长途汽车。
杨林贵他们的江湖之行终于顺利结束了。这次外出耍猴，他们一共走了74天。安全到家后，杨林贵才告诉大家，他的母猴怀孕了。按照江湖上的规矩，杨林贵是班主，要请大家喝酒，等到生下的小猴满月，还要再摆满月酒，宴请村里的耍猴人。
这次耍猴的收入，掌班杨林贵拿最主要的一份，1000元。
杨林贵的儿子、19岁的杨松有6年耍猴经验，这次拿了800元。
杨林贵的弟弟、40岁的杨林志，有17年的耍猴经验，家有三个女儿，最大的13岁，最小的7岁，都在上学。他在耍猴时负责向观众收钱，这次拿了800元。
杨林贵的侄子、35岁的杨海成，有10年的耍猴经验，家有两个儿子。12岁的小儿子杨林表示坚决不跟着父亲外出耍猴。杨海成家有七亩土地，还租种了别人十亩土地。到成都后，他和另外两个人组队出去耍猴了。
戈群友47岁，有16年耍猴的经验，家有二女一男。自己家里有九分地，每年还要租种别人五亩地才能有足够的粮食。他这次拿了800元。
朱思旺32岁，不会耍猴，家里有一个男孩，生活贫困。他只负责这个班子的后勤工作，耍猴人每天给他5元钱，不管有没有收入，他的收入是按天算的。这次他的收入是370元。用他的话说，外出这两个月管吃管住，还给家里省了两袋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