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全世界的眼光都被吸引到这个形状像元宝的小岛上来。
珍宝岛离虎头镇九十二公里，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上，长二千三百米，宽五百米，面积零点七四平方公里，距我岸一百米，距对岸三百米，是由于江水上涨长期冲刷形成的沙洲岛。此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我国渔民长期在岛上捕鱼生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岸的苏军频频在我边境制造事端，每每侵入珍宝岛地区，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形势发生急转，中苏关系也发展到了白热化，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北京市建在这里的农场人员过于集中，关系也过于复杂，需要紧急疏散。
命令来了，这个农场从此脱离北京市管辖，直接划给沈阳军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无论监管人员还是被监管人员一律就地听从安置。
上百辆解放牌汽车像一条长龙，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汽车排在一起。我们三四家上一辆汽车，连人带东西好像还塞不满一辆车厢。
小虎哥爬上了我家前面那辆车。一个小女孩一步不离小虎哥，就是上了汽车，她的小手也没忘记牵住小虎哥的衣襟。她是品章格格的继女，随着那场大火变成了孤儿。
一阵风吹来，小姑娘头上的蝴蝶结被吹落到车下，她拽了下小虎哥的衣襟，又抬头看看小虎哥的脸，然后眼睛紧盯着地上的蝴蝶结。小虎哥就迅速跳下车去，拾起蝴蝶结，顺手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下灰尘，再爬上车厢，亲手把蝴蝶结别在小姑娘的头发上。
小姑娘的眼中流露出感激的光。她比小虎哥小六岁，却要叫小虎哥舅舅。隔着将近十米的距离，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漂亮，是地道的北方女孩子的那种美。可惜，本该快快活活的小丫头，俊秀的眼中过早地流露出一种忧郁。
一辆辆汽车启动了，那样多的人因为从对面的国度传来的枪声，开始了他们命运的又一次大迁徙。汽车将他们载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汽车行进的速度很慢。
汽车穿过过去繁华的街道，驶向了湖边。
结冰的湖面平静地反射着银白色的光。
车轮行进中的摩擦声和车身在北风撞击下发出的挣扎声直刺耳鼓。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心中如一潭死水。
湖边一排低矮的马架子房在不算寒冷的风中摇曳。
母亲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那栋将要倒塌的马架子，曾经就是我们的家。
母亲辞去了会计工作，只好去粉坊做漏粉工。
漏粉的工作很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母亲的任务是要把土豆变成粉丝，可土豆变成淀粉不算难，淀粉变成粉丝就不容易了。粉坊的设备主要就是那口特大号的铁锅。母亲先把铁锅中蓄满水，再点燃木柴，将水烧开，然后把淀粉冲成糊状。糊状的土豆粉很像南方人吃的藕粉羹，因为那时奶粉紧缺，许多家庭就用这种土豆粉冲糊糊喂小孩子。我小时候就经常吃这种东西。母亲在铁锅上架一个架子，架子上支着一个有许多洞眼的大漏勺，漏勺里装满了糊糊。母亲站在铁锅前，蒸汽熏得母亲汗流浃背，她顾不上擦一下，事实上是母亲根本腾不出手来。她的双手在不停地忙着，右手一下接一下砸向漏勺里的糊糊，细细的粉丝从漏勺下面挤出来，左手还要快速地把粉丝导进锅中。另一个人则负责把粉丝从锅中捞出，拿到晾晒架上晾干。
人们都说，母亲肯钻研，漏粉的手艺一般人比不上，原因是“砸粉”，这个工序里面的讲究很多——动作慢了淀粉糊糊会结成坨，制不成粉丝，快了淀粉进锅后会粘在一起，影响粉丝的质量，用劲大了粉丝过粗晾不透，用劲小了粉丝漏不下来，用劲不均匀粉丝粗粗细细，既不好看又不好吃。全场的人吃上好的粉丝，靠的就是母亲的这一双手。
母亲做了漏粉工，天天起大早，天不亮漏粉，白天晒粉，晚上收粉，很难有空闲。
母亲不仅要起早，她还要给我们做好早饭才能上班。她的手脚是那么麻利，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赞叹不已。我喜欢吃母亲做的面食，她烙的千层饼是我们那儿当时很闻名的。一张看上去很普通的烙饼，用筷子一夹，竟然一层一层的，每一层还形成螺旋式的丝状，口感既柔软又劲道，吃过一次谁也忘不掉。
星期天的早晨，母亲照例做好早饭：一小盆玉米粥，两张白面烙饼，两块棒子饼，一盘炖豆角。她把昨天晚上剩下的饭菜自己吃了，再将新做的饭菜温在锅里，悄悄地带上门，走进晨风中。
这天，父亲和我们兄弟俩一起“懒被窝”。外面下着雨，父亲无事可做，干脆不着急起床，躺在炕上哄我们兄弟俩开心。我跳下炕，从锅中拿出两张饼，弟弟一张我一张。父亲舍不得吃，要等我们吃饱了才会吃锅中的棒子饼，这是一种和炖豆角一锅熟的贴饼，用玉米面制的，其实就是锅贴，很硬也很粗糙，我和弟弟是咽不下的。
三下五除二，我和弟弟手中的饼一转眼的工夫就下去了一半，父亲用手撮着我和弟弟掉在被窝里的饼屑，细细地品着，那种满足的神情，让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玩。
“慢点，别噎着了。”父亲说。
“你馋不？想不想尝一口？”我举着半张烙饼，问父亲。
“我不馋，但你们这样吃没味道。”父亲现出一种特神秘的表情。
“怎样吃？”我和弟弟抢着问。
“谁把饼给我，我就教给他。”父亲笑一笑，他的笑分明是在告诉我们他不骗人。
“给——”弟弟有些舍不得，趁他稍有犹豫，我抢了先。
父亲看看我递给他的饼，饼的中间已被我咬去了很大一块缺口，他说：“我给你咬个月牙儿，好不？”
“太好了！”我催促父亲。
“中亏则成牙儿也。”父亲念念有辞，我不管什么亏不亏，只等着看父亲怎样把烙饼变成月牙儿。父亲在饼的缺口上慢慢地用嘴修理着，凸出的部分被他一点点地咬掉。他那种不紧不慢的样子，好像到了他嘴里的饼，真的就是多余的东西，非他吃掉才有意义。
果然，我的饼在父亲的手中变成了一只“月牙儿”，弯弯的，像空中高悬的月亮船。
“真棒。”我接过月亮船，在弟弟面前炫耀。
“我也要！”这回弟弟赶紧把自己的饼递给父亲。
父亲好像也来了兴致，他翻身坐起，用被子围住身子，朝弟弟挤眉弄眼：“给你咬个元宝。”
弟弟的烙饼很快就变成了元宝。弟弟高兴地将饼举过头顶，那份得意，让我羡慕不已。
“让我尝一口你的月牙儿。”弟弟边吃自己的“元宝”，边盯着我手里的“月牙儿”，似乎我的“月牙儿”比他的“元宝”还好吃。
我知道纠缠不过弟弟，向他提出了交换条件：
“让我也尝一口你的元宝！”
“行。”
我咬一口他的元宝，他咬一口我的月牙儿，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饼渐渐地变小，弟弟的已没有他的手掌大了，我的比他的还要小。
“我还会咬‘没影儿’。”父亲又发话了，表情显得更神秘。
“咬我的！”弟弟说。
“咬我的！”我和弟弟争着。
“咬哥哥的吧？”父亲征询弟弟的意见，弟弟终于妥协了。
原本不大的一小块烙饼到了父亲的手中。只见他先慢慢地咬去外围，然后像是品尝，又像是思考，细细地咀嚼，再夸张地咽下去。我和弟弟睁大眼睛，看着父亲坐在那里表演。他手里的饼小了一圈，“没影儿”还不见模样。
我的心里直着急：“爸，‘没影儿’什么样子？”
“别急，就快见分晓了。”父亲开始咬第二圈。
该第三圈了，父亲手里的烙饼明显又小了许多，“没影儿”的样子还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该不是“没影儿”不好咬吧？弟弟也瞪圆了小眼睛，想从父亲的嘴里看出什么稀奇来。
父亲手里原来和五分钱硬币一样大小的烙饼终于只剩下一分钱硬币那样大了，我闷不住了：“‘没影儿’还没好啊！”
“别急，马上就好。”父亲不屑质问的眼神让我看出里面藏着一种诡秘的笑。
我忍不住要去抢夺父亲嘴边仅剩的那一小口饼了，但还是晚了一步，父亲的嘴再不像刚才那样慢条斯理，大口一张，我们期待的“没影儿”终于没影了。
我的自尊受到重挫，忍不住的小手猛地伸了出去，在父亲张开给我们看的嘴里扣了一下，什么都没剩下。我被欺骗激怒了，放开喉咙大哭。
弟弟用手紧紧护住残缺不全的“元宝”，瞪大惊疑的眼，生怕再被父亲哄去。忽然，他伸过饼来：“哥哥，不哭，我们分着吃！”
自然，我用不着分吃弟弟剩下的饼，因为父亲很快就从碗柜里拿出了另外两张饼，那是母亲特意留下来给我们中午吃的。
父亲见我们破涕为笑，开始吃他的包谷[1]面饼子，父亲称它作“金不换”。黄橙色的饼子在他的嘴里是那样地香甜，让我们感觉这世上再没有比这东西更有滋味的了。
“想不想品尝品尝？”父亲轻声地问，那语气让我们听上去就像不情愿。虽然我们心里清楚，这看上去很诱人的东西实在不好吃，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再试试。
“慢慢地嚼，细细地品，别急于咽下去，回味无穷，”父亲掰给我俩每人一小块，大小像拇指肚，放进我们的嘴里，一边自己示范着嚼，一边指着被铁锅烤焦了的那一面说，“这是真正的锅巴，过去的皇上都吃不到。”
弟弟忍不住吐出来了，父亲赶紧用手去接，被弟弟嚼过的锅贴很自然地进了父亲的嘴里，好像这锅贴被弟弟嚼过别有一番滋味。
父亲像这样陪我们玩的时间很少，他要去练功，起早也是父亲的家常便饭。
平时，遇有大风天，房后的湖水拍击堤岸，发出很大的响声，母亲怕我们兄弟俩害怕，就在炕沿上粘一节小蜡烛，点燃的烛光照亮了房间，我和弟弟就不会哭泣了。
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北风“呜呜”地怪叫着，父亲要去练功，母亲要去粉坊，我和弟弟蜷缩在被窝里，不让母亲走。母亲无法，只好又像往常那样给我们点上一节小蜡烛，她在炕沿上滴一滴蜡泪，将蜡烛粘上，再为我们准备一盒火柴，以防蜡烛熄灭。
我和弟弟盯着跳动的烛火，听蜡烛燃烧时发出的“劈啪劈啪”声，感到很好玩。我取出一根火柴，对准火苗，“滋——”火柴头的磷遇火向四周发出一种喷射，虽然只有瞬间，但美妙极了。我又把燃烧的火柴杆高高地举起，在空中划一个弧，待火苗将要烧到手指的时候，猛地一下仍到地上。弟弟学着我的样子，“滋——”火柴的突然燃烧吓得弟弟赶快松了手，火柴杆落在了被子上，被面着火了。紧急中，我摸到一把清扫炕席用的笤帚，狠命地拍打了几下，火苗熄灭了，但还冒着黑烟。我俩赶紧躲到墙角，烟还是不停地冒，我跑到门口，打开房门，以为放一放烟就没事了。我那时还不懂棉花燃烧时是不起明火的。我又跳回到炕上，和弟弟挤在墙角里。
棉被燃起的烟雾从房门中向外冒，路过的画家金伯伯发现从我们家冒出的烟不对劲，进屋来把我们俩抱出去，用另一条棉被裹住我们的身子，告诉我们不要乱动，又冲进屋去，抱出正在冒烟的棉被，踹到雪堆中。
我们家仅有的两条棉被烧掉了一条，母亲没有责打我们，反倒责怪自己不该只留我们两个孩子在家中。
“险些要了我的命！”母亲这样念叨着，像丢了魂一样，不知道把我们怎么办。
汽车徐徐地在松软的沙地上爬行，我们曾经居住的马架子消失在一片还没有吐绿的树林后面，迎面吹来的湖风冷飕飕的，让人挺不直腰杆，我们只好蹲伏在车厢里。
汽车摇晃着，像喝醉了酒一样。渐渐远去的树木和房屋告诉我，这条车轮下面的沙岗是唯一能够走出这片湖泊的路。
这样，我们走出了葫芦湖，汽车把我们全家送到了它的下游乌苏里江边一个靠山的小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