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历戊戌年十二月三十日，再过几分钟就是己亥年正月初一了。
此时，过年的喜庆和贺春的闹猛交织在一起。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当家做主不久的人们，眉梢上跳动着的，眼角上洋溢着的，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又一个春天。爆竹声声，礼花璀璨。色彩缤纷的夜空被热烈点燃，欣喜若狂的人们被憧憬陶醉。与此相呼应，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天街的一间瓦屋内，一个男婴以一声啼哭宣告了他的降生。
“哇”男婴的啼哭被窗外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所掩盖，土炕上，刚刚承受了生产的痛苦的产妇，身子又一次抽搐。她颤巍巍地伸出手，扯了一下被角，欲盖严实婴儿的身子，但她的动作并没完成，就被为她接生的那个女人制止了，“小心，别受了风。”
产妇像没注意接生婆的警告，伸出的手仍然拉紧被角，面色灰蓬蓬的，眼光却分明射向了窗外。窗外，鞭炮的爆裂声此起彼伏。接生婆支起耳朵，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哦，过年了。”
“不——”
产妇的声音虽然微弱，正在帮接生婆收拾东西的三妯娌却听清了：“她是怕鞭炮声惊着孩子。”
产妇满意地看了一眼三妯娌，又将眼光转向身旁的婴儿，神情似乎在谛听婴儿的哭声。婴儿半睁着眼睛，一声接一声地哭喊着，似乎在与窗外的爆竹声比高下。忽然，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几个女人的眼光一下子全转向了他。他的眼睛仍然半睁着，但在接生婆看来似乎张大了一些，像是在辨认这个陌生的世界，又像是在辨认自己的母亲。
产妇诧异地向身旁的女人询问：“他是不是饿了？”
“别担心，你的奶还没下呢。”大妯娌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说出的话自然让才十八岁的产妇信服。
“瞧，怪机灵的小家伙！”一向话少的二妯娌终于开口了。
刚刚做了母亲的女人的臂弯里，睡着一个幸福的男婴。这个男婴就是我；当然，这个生产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听着窗外不时传来的爆竹声，母亲的眼中含满泪花。在准备离去的几个同样普通的妇人看来，这个小女人，正在享受她们享受过多少次的幸福。
女人理解女人，却无人真正知晓泪花后面的东西。
“母子平安，应该高兴，”母亲的三妯娌放缓语气，“千万别哭，看落下了病。”
瓦屋的房门轻轻地关上。婆家的人不在场了。
一对母子，蜷缩在房间里那盘灰暗的土炕上，身上盖着一条破旧的看不清纹路的土布棉被。
产后的母亲，泪水黯然滴落。独自搂着只知道甜蜜梦乡的婴儿的时候，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逝去的双亲……她用被角揩拭了一下眼睛，极力挣脱泪水的阻隔，凝视着臂弯中的婴儿，仿佛凝视着今世的希望。
是的，眼前，她只有这个婴儿。
窄小的瓦屋，灰暗的土炕，破旧的棉絮，都属于我的二伯父。
让我的母亲一生都感激不尽的二伯父，在母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温暖的手。
打我记事起，这座迎接我出生的古宅，就一直坐落在横穿城区的伊通河畔。它的边上是一条跨江铁路桥。每当火车经过的时候，这座古宅的窗玻璃就会发出一阵颤动声。顺着铁路向北，可以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那就是让中国人受尽耻辱的伪“皇宫”。就是在这个古宅院里，从我祖母的眼泪中，我晓得了，我有四个伯父、两个姑母先后夭折在曾是伪“满洲国”皇城的街道上。我的祖父让我的祖母生育了十二个儿女，却连自己的姓氏怎样书写都不晓得。这样一个可怜的老人，因为不识字，看不懂贴在桥头的告示，在“灯火管制”的夜晚，去那座铁路桥下面捡了两条死鱼，被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挑伤了一个后脚跟。多亏了“东大药房”的掌柜是祖父的同乡，祖父才保住了那条腿。半年后，走路一瘸一拐的祖父，又因为出门时忘了带“良民证”，在爱新觉罗·溥仪出巡的那条有名的四马路上，被拖在马后游街示众。从此，这个“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小老头，成了当时“新京”的“刁民”。
东天街上有个桃园胡同，胡同口有个“U”型的建筑。建筑不高，是平房，它的样式看不出与周围的房屋有什么不同，只是墙皮有几处剥落。院落不大，从院门到正厅的门口是用一些不规则的石板和石子铺成的过道，大约八十公分宽。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几块石板是大户人家丢弃的废料，至于石子，不远处的伊通河河床上随处可以捡拾到。过道在距离院门三米的地方突然拐了一个急弯，弯道的内侧有一块空地，仅有两平方米，上面种着两株樱桃树，树的下面摆着两口大缸，这是农村里经常能见到的那种水缸，里面蓄满了水，只是其中一口缸里游动着几尾金鱼。
这就是我的祖父去世前为方家挣下的家当，现在归到了我的二伯父名下。
二伯父方德远，敦实的个头儿只有一米六五，方圆的脸上写着忠厚。多亏了这一脸忠厚，我的母亲才有了生产后坐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因为第一次做了一个新生命的母亲，方家的小儿媳也像每一位女性那样，很在意这种角色转换时的处境。但在意也罢，不在意也罢，她们毕竟有属于自己的寓所，有自己男人的陪伴。这些正是生为女人感到幸福的，而对于我的母亲来讲，简直就是奢望。
母亲刘氏，在她居住的那一方土地上，人们大多叫不出她的大名，只能记起她的小名叫“二丫儿”。
刘家二丫儿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镶嵌在一张鸭蛋形的脸上，显出一种撩人的美丽。母亲的美不仅体现在这像一泓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上，更在于她五官的端正，宛如柳叶的双眉，挺括的鼻梁，朱红的双唇，白皙中透着粉红的两颊，每一处都那样标致。那种美，今天大都市中那些浓妆靓丽的女子，是不能够企及的。那是一种朴素的传统美，纯情的天然美。在男人眼里，是一种无需修饰的美；在女人眼里，是一种无法匹敌的美。长眠在天国的亲人们有知，绝不是我在刻意夸耀母亲的美貌。我敢说，每一个见过母亲的人，都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将她凝重的美，遗忘在记忆的荒漠里——这也是母亲过世后，我在寻访她生前的足迹时，常听熟悉她的人们乐于谈起的。
母亲名刘艳，是她在上学后自己起的。可我在她去世后，发现了一枚她保存的名章，上面分明刻的是“刘延”。母亲的名字到底是“延”还是“艳”，我始终没有弄清；都怪我那时年幼，没有太留意，时至今日，已成一大遗憾。出于对母亲的尊爱，我愿我的母亲在人们的记忆中，秀美永驻，常“艳”不竭；更出于对母亲的怀念，我愿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流连一生，长“延”不朽。无论何名，都是——给了我生命的——世上最美的名字。
母亲嫁给父亲，据说是经人撮合。
父亲方德翔是我们家族里他那一辈中的“老疙瘩”。也许是遗传因素，父亲的个头儿也不高，只比他二哥高有寸许，却不像二伯父那样敦实。或是因了父亲年纪轻，又练过武功的缘故，精干中透出一种清爽。乌黑的头发，比涂抹了发蜡还油亮——小时候，我和弟弟，常爱用小手去抓，感觉像在马鬃里游弋，油腻腻的；为此，母亲天天给父亲换洗被油污了领口的衬衣。父亲英俊的脸庞轮廓分明，但最引人关注的还是那对眼睛，明亮有神，通过这双眼睛，你能看透父亲的内心。也许正是这双眼睛，征服了母亲；也许还是这双眼睛，欺骗了母亲。我不知道，但我敢说，只有这双眼睛，能与母亲的美目匹配。我以为，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帅气的。
我已无法考证父母恋爱时的真实情景，因为父亲先于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我只是凭直觉知道，母亲嫁给父亲，本身就是个错误。虽然以相貌论，他们确实是天生的一对；且于别人的眼中，又是那样地恩爱。
年龄不是问题——父亲只比母亲大两岁，况且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男女最佳的匹配年龄。还是凭直觉，我深信母亲生前一直在用行动掩盖着什么，非要让我相信她命中注定要嫁给我的父亲。
不知多少次，我对着布满繁星的夜空，问上帝：“注定了的事，就不能改变吗？”只有星星眨着诡谲的眼睛，上帝老是铁面孔：“不好吗！男人牵着女人的手，女人跟着男人走。”
母亲的落泪在当时是无人感受的。
窗外，伊通河水在冰层下缓缓地流淌。是在泣诉母子二人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还是在告诉人们，这母子的命运也如逝水一样漂泊不定？此时的父亲，身影已融入北国漫天的飞雪中。丈夫不在身边的产妇是否有过埋怨，吮吸母亲乳汁的婴儿是无知的。现实的我，只能想象那时的情景。二十六年后的冬季，当我抬头四顾，确信自己已同孤儿的时候，才觉得有资格感知那时母亲的泪水，才体会到母亲为何常常吟唱《珊瑚颂》。“风吹来，浪打来……”是母亲用生命来感受的。
母亲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来得及问母亲。虽然还有一个舅父在世，但怕问及后，触发那已霜染双鬓的老人的某些隐痛，至今未敢启口。舅父是母亲的胞兄，是外祖父膝下三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上有一个姐姐。据说，母亲的族人在长春郊外的刘家店，我至今没能去那儿驻足。因此，无法想见母亲的童年，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的。只是后来在一位表哥的引荐下，有幸结识了一位已定居松花江边的母亲的堂姐，从她的回忆中，略微捕捉到一些母亲的故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姨母在我外祖父母相继过世后，便当了自己弟妹的家。变卖先人遗留的微薄家当，舅父和母亲，被他们自己的姐姐送进了城里的学校，农民的孩子便与工人的后代一同受教育。现在，看到我的孩子在家中电脑前怡然自得的天真神情，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可敬的姨母当时具有那样的魄力。这样的决定是今天凭想象难以做出解释的。一个未成年的农村女子，当得知自己将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承担起抚养弟弟妹妹的责任时，她心灵深处承受的那种冲击和裂变，大概用任何词汇都是难以形容的。而这样的举措，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或于苦恼、矛盾、彷徨之后，由一个弱女子来决定的。我想，一种伟大的思想，也许原本就植根于平凡的头脑中；拔山的魄力，也许原本就蕴藏在柔弱的躯体中；抗争的意志，也许原本就生长在苦难凝结的土壤中。
一只孤雁在长空飞过。
身材羸弱的姨母在我的记忆中愈加高大了，虽然贫病交困过早地夺去了她的生命。时至今日，我仍与姨母的儿子——我的表哥——交往甚密，也许是姨母和母亲之间手足亲情的延续吧！
不识一字的姨母，名字倒很考究，叫素凡。朴素平凡的一生，正如她的名字。
朴素，支撑着父辈们留下的世界；平凡，承继了先人们未了的心愿。外祖父这一支刘氏的香火被大姨母的肩膀支持着延续下来。今天，刘氏的儿孙们都已成了都市中快乐的宠儿。这些人，在与亲人团聚时，或者在甜美的梦中，极少有人能够追忆到，给予他们未来的，是曾经病弱的身躯上那双不屈的手和岩石一样刚毅的肩。起码，在这些孩子张张灿烂的笑脸上，我没能读出些许的意味来。
九泉下的母亲们，满天星斗的夜中，我常把闪烁的群星，意会为你们观望的眼睛。即使在朦胧的睡梦中，脑际也常闪过疾飞的孤雁。这是心灵对心灵的探索，是一种渴望对另一种渴望的对接。每念及此，我终是耿耿于怀。
我的舅父冠蓝，面孔清癯，鼻梁高挺，眼睛像他的妹妹一样，大而明亮，白皙的肤色让许多女人见了都感到羞愧，两道浓浓的剑眉，透出一种英气，他那张善于沉默的嘴，轮廓分明，是印象派画家无论如何也涂抹不出来的。在如父母般爱他的大姐紧咬的牙关中，他携带自己的小妹，于万家灯火的闹市里，偏安就读。半篓咸菜和一袋高粱米或是玉米面，足以使他们在果腹后安享学习的平静。也许是高粱玉米这些粗纤维食物的作用，舅父长就了一副高挑的身板，俨然一株挺拔的白桦树，但明显的菜色掩盖不了英俊中透出的硬气。为此，熟悉他的人都习惯称他“大刘”。为了解脱大姐不堪的经济压力，中学一毕业，他就放弃了升学深造的机会，在老师们的劝阻声中，毅然走进了一家客车工厂当了学徒。在农村，失去父母的孩子能够到城里去上学，就已属天方夜谭，又到城里当了工人，更令全村人羡慕不已。刘家店一群淳朴的乡民，像当年欢送最可爱的人赴朝参战那样，敲锣打鼓地将舅父送到了那家客车工厂。从此，舅父名副其实地成了城里人。
些许的喘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的家境。拮据的姨母托人介绍，自己做主将自己嫁给了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漂泊不定的小舟终于停靠在避风的港湾。姨夫是个白铁工，有祖传的打铁手艺。凭了这打铁的手艺，他在新国度的汽车城中，首批当了自豪的工人。凭了工人的身份，他才有了娶妻的资本。
已为人妻的姨母，在为丈夫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力顾及自己小妹的学业。“初小毕业就嫁人！”是当姐姐的含着泪水为妹妹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我母亲未来不幸的开始。
贫寒是生为女人的大不幸，失去父母的女孩更不幸。“我要上学！”是一个弱女子心底的呐喊。母亲没有胆量也没有资本去呼喊，只有默默地承受。争取是徒劳的，嫁人才是现实。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几千年的传统是一个弱女子反抗不得的。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有了媒妁之言，有了接亲的花轿，有了红盖头，有了……该有的都有了，又什么都没有。在我认识母亲五年之后，母亲所有的，仍然是她贫农的出身和房无片瓦的“家”，再有的就是那远在北国荒泽的丈夫和管自己叫妈妈的两个孩子。
母亲是什么时候随父亲到那个叫做葫芦湖的地方的，我不得考证了。我的记忆被“存盘”的时间是一九六五年，此前的信息在我的“菜单”中已被清空。听母亲说过，我大脑中空白的那段时间，我是在长春二伯父德远家度过的。
母亲在我满百天之后，便将我“过继”给了二伯父。从此，二伯父德远就成了我的养父。养母，我至今没能询问到她的姓氏，只在我十三岁那年见过一面，此前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一次的晤面也是偶然，而且是她与我的最后一面。那时，她已是一个矮小的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她有一个女儿，长我十几岁，是她和我的养父那一次婚姻的结果。无法知道的原因，使她再没有生育过。也因为这无法知道的原因，在我的母亲设法把我接回到自己家中之后，二伯父便“休”了她，令她孤独地在自己的娘家虚度了后半生。我更说不清，基于什么原因，在我的大伯母避开二伯父，悄悄带我去见她的时候，我竟不自觉地跟随着去了。这虽属偶然，但是否因此引发了她心底的创痛，我是不敢想的。为此，那次见面之后，我便有了心病，以至于常常自责——因为我的存在，也因为我的离她而去，更因为后来二伯父又娶了一位真就为他生了一个男孩的二伯母。
于是我生命中就有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生我的母亲，为了我，与她那原本谈不上爱情的丈夫含辛茹苦地度过了一生；养育过我的母亲，因为我，失去了抚养亲生女儿的权利，而和她的结发丈夫分道扬镳。
不是因为远在千里的缘故，是为了不再刺痛老人本已不幸的记忆，在那次见面之后，我没敢再去看望我的养母。
